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朗朗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只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朗朗，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朗朗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国两会闭幕之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总理同时强调：政改有赖于觉醒的人民的推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