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野渡与邹幸彤的一趟合影出游。
2011年12月18日，在香港友人的聚会上，我与幸彤初相遇。聚会友人颇多，而幸彤说话不多，所以我们彼此都没留下深刻印象，也没交换联系方式。我们都没预料到，这偶然的寻常相遇是必然相爱的开始，冥冥之中我们已被命运用无形的线紧紧捆绑在一起。
这条线的线头是哈维尔。在我们初相见的这一天，哈维尔离开了人世。
三十年来有两个捷克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一个是米兰•昆德拉，一个是哈维尔。
1990年代初，我在南方的一个海港城市工作。我从没喜欢过这个城市，民风闭塞蛮横排外保守，官员从上至下全面贪腐。经历了1989年的六四枪声后，在梦幻、理想，和破灭所交织的90年代，如同中国许多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对未来充满了迷惘，急需寻找前行的方向。
那个时候喜爱上了昆德拉的作品。在那个压抑的时代，在那个沉闷的城市，阅读昆德拉是为数不多的精神享受。同样是经历了坦克轧碾民主梦的相似历史境遇，昆德拉对红色谎言话语自我神化的祛魅、反讽和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触动了那个年代理想破碎后精神疲惫的中国人的神经，激起了强烈共鸣，作品受到热烈欢迎与追捧，在知识分子圈中大有“开谈不说昆德拉，读尽诗书也枉然”之势。
80年代的理想主义破灭后，90年代中国的重要特征是犬儒主义的盛行。官方对知识分子实行收买为主的策略，用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换取知识分子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刘晓波对此作过描述：“中国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六四之后，政府逐步向几个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
政治高压和利益收买使犬儒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而昆德拉作品也逐渐成为炫耀文化教养和社会地位的小资读本，他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强烈关注被世故的中国人所抛弃，而他的价值虚无主义立场却成为丧失了价值追求的犬儒主义为自己的恐惧、冷漠、麻木、懦弱穿上的避弹衣。
昆德拉的极端怀疑主义说出了生活的侧面，精神疲软的中国人却把其视为答案。美国参议员向草坪的孩子招手微笑，与极权政府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向游行队伍招手微笑，是一样等量齐观的吗？国家命运于一己真的有关系吗？生命里还有真正严肃的事情吗？爱情、历史、生命，一切都只是玩笑的对象？
对于渴望改变现实的人而言，昆德拉对公共领域的拒绝已经不能提供思想资源。在90年代末，受惠于崔卫平等人的努力，我们知道了在捷克，还有另一个人显示出了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哈维尔这个名字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这位捷克异议者二十年前的声音，打动了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上至李慎之、刘晓波，下至我们这些普通自由派，莫不从哈维尔那里汲取了精神营养。哈维尔的《七七宪章》更成为中国自由派致敬和努力的榜样，影响和启发了《零八宪章》宣言的产生。
在得到哈维尔去世的消息后，我赶到捷克驻香港总领事馆，献上鲜花表达对他离世的悲痛。在总领事馆的吊唁册上签名留言悼念时，看到我是第二个前来致哀的人士，前面留言的人竟然是幸彤！她在我到来前已第一个抵达悼念并刚刚离开，我们缘悭一面。
哈维尔在我与幸彤这两条平行线上打了个结，然后又和时光一起远去。下一次见面，两条平行线的再次交汇已是很久很久以后，缘分注定的人在流光百转千回后始终会再走进对方的生命中。
这次重遇是在韩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幸彤班机晚点，错过了会议接待人员接站。她在火车站长椅上和衣睡了一晚，然后乘火车再转公交到会议地点，倾盆大雨把她淋成落汤鸡，见面时她平淡地说起这些遭遇，她的明净、爽朗，我至今记忆犹新。
会议期间我们俩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哈维尔成为我们沟通桥梁，我说起那次捷克领事馆吊唁哈维尔的错过，说起哈维尔如何影响中国的自由派；她说起哈维尔对她的影响，说起在剑桥大学求学时专门跑到布拉格，彳亍于哈维尔常驻足的酒吧，只为一睹他的风采。
此后在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工作中，我与幸彤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也相互产生了好感。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维系两人感情的是何等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选择了就此止步分手。
分手后长达一年的不再相见，却让我们明白了彼此的难以割舍，在茫茫人海中能够相遇相知相惜相爱是何等的困难何等的幸运，最终我们选择了不负这份爱，以及面对爱的困难、考验。有别于很多人选择的昆德拉式去国远走之路，我与幸彤选择的一直是哈维尔式坚韧、坚守、坚持的道路，所以我们的抉择一直没有改变过，这就是幸彤狱中书信所述说的：“我是知道这场民主运动对你的意义的，知道你放不下那些逝去的和还在挣扎的前辈和友情，我也不愿你放弃理想，离开去做一个无根的人，所以选择是很容易的：我上来，和你在广州筑个小家，一边继续开创运动的可能。”（明报2021年7月25日《两地书》）
我俩选择了面对社会和爱的沉重，但生活中不能只有生命的重量，还有诗与远方，这是我和幸彤相互吸引的一点。在相恋的日子里，我们号称“唯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足迹远至意大利，近至大理风月、江南流水。
哈维尔这样描述过价值坚守与生活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面容随着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程度变得越来越严肃，那么他就会很快地变得僵硬，成为他自己的雕像，这么一个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写出一篇历史性文件的。” 两个相互乐观的人在一起，生命永远不会乏味。邹式招牌朗笑就是我心底跳跃的阳光。
突然之间，时代的大潮就扑面而来。在街头林立举起的手臂中发出怒吼并不艰难，艰难的是，当时代的潮水退去，是否还有勇气形单影只坚定地站立，不让黑暗逐一熄灭自由的烛。这个世界的聪明人大都选择的是如鲁迅所言“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只有傻瓜才不考虑成败得失忠于内心坚守的价值而去承受生命之重。
幸彤就是这样的傻瓜。生命中除了诗与远方，还有负重前行。她践行了她所崇拜的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做傻瓜的勇气。（哈维尔在1986年获荷兰颁伊拉斯谟奖致辞说：“我在此建议第一件事，就是做傻瓜的勇气，傻瓜一词在此取其最奇妙的意思。让我们尝试做傻瓜，严正地要求改变所谓一向如此的事情。”）
幸彤，这一生有了你，不负爱，不负自由，真好。
刊于2月5日香港《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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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
有些鸟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洒满了自由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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