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进行宪法宣誓。
中共不遗余力地在任何场合都声称自己有“制度优势”，自己的制度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政权虽然嘴上声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却把抗役的唯一目的是证明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而不是人民的身体健康。前不久，美国声称可以提供有效疫苗帮助中国抗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句莫名其妙的“我们有制度优势”一口回绝。中共之所以随时随地地不忘念叨制度优势，根本原因是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而对习近平来说，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展示自己的政绩。
中共取得政权几十年来的历史以及近百年的国际共运史充分证明，共产主义制度没有任何优势，是一种邪恶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是产生贫困和饿死人的制度，也是人权和法制遭践踏的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否则中国也不会搞改革开放，是因为过去的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不得不改开。中共改开40多年的历史，是摈弃过去的制度，拥抱西方的制度和市场、技术乃至部分价值观的结果，而完全不是制度优势导致的。这是已经是过往，而就近来说，抗役三年来，中共制度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抗役三年，中共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践踏人权，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灾难，反而被中共说成“制度优势”。去年的，又是毫无征兆、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开，再次造成大量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人员的非正常死亡。
前不久，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采访时，无意中暴露了中共目前体制的困境。中共放弃动态清零，与“白纸运动”有关，他也承认，感染人数失控，确实防不住了。不过，他提到有件事确实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他说“20条”出台之后，“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数字迅速攀升后感到手足无措，又回到依靠老办法来控制疫情的老路上来，这就让老百姓感到不满。各地的老百姓质问，中央政府是要放松疫情管控，为什么你们还要加码？这是导致街头游行的真正原因。”罕见地披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在抗役方面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动态清零、严防死守和彻底放任不管之间，有无数种选择和方案，即使在此之前的“二十条”、“10条”严格实施的话，也应该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措施。在目前的中共体制下，难以为继、无法执行。为什么会这样呢？秘密在于中共的考核制度。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员不是老百姓选举的，而是上级任命的，这就决定了，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根本特征，也是其考核制度的出发点。
既然对上负责，那么上级对下级就要有一套考核办法。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考核”是完全不同的，在民主国家，官员对选民负责，选民对所选官员进行考核，考核不满意下届自然就下台走人。而这种考核，其实没啥硬性指标，让选民满意，是考核的根本机制，因此这种考核是柔性的、无硬性指标，而且所谓让选民满意，必须让大多数人都满意才行。而社会诉求千千万万，纷繁复杂，所谓众口难调，因此，让选民满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单一指标或简单几个指标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官员必须千方百计揣摩民意，找出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而对上负责，考核则不可能采取这种办法。
中共官员的考核，实际上让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满意就可以了，是一级压一级式的，下级对其直接上级负责，然后上级对更上一级负责，直至最高层。在目前的中共政治现实下，其实各级官员最终需要负责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了。
中共考核官员，是有具体指标的，这跟民主国家选民考核官员的方式完全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软性考核”，而对上级尤其是个人负责，则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则是需要通过任务指标来实现，即KPI式的。这些指标，未必都是量化的，如GDP增长率，但一定可以明确判断是否完成的，即硬性的。指标考核，只是中共考核体系的第一个环节，这个体系共有四个环节或者说四个“秘密”，可以解释中共官僚体系高效与低效的轮回，这四个环节是相辅相成的，即指标考核或KPI考核、与乌纱帽挂钩、一票否决、只问结果不管过程。
而中共的考核，同样涉及到官员的升降乃至乌纱帽的去留，因此，在涉及乌纱帽问题的考核指标上，官员是不遗余力甚至是非常疯狂的。这些指标中，权重是不同的，就像考试一样，同样的题目，分值是不同的。在众多指标中，根据各个不同阶段中心工作的不同，考核指标的权重也不同。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是中共的核心工作，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GDP增长率、招商引资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完成的情况如何，都是与乌纱帽挂钩的，涉及到官员的升迁进退，否则的话，所谓考核就等于无了。
在某些阶段，有些指标是所谓“一票否决”的，一旦完不成便会丢乌纱帽。大家知道，中共官员取得乌纱帽，经历可谓“九九八十一难”，比唐僧取经还难，而一旦坐上某个位子，便得道成仙，成为人上人。一旦丢了乌纱帽，一生的努力不但归零，而且往往会被追查所谓经济问题、腐败问题，不可能岁月静好，做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而是要铃铛入狱的。因此，在事关乌纱帽的考核问题上，肯定是不遗余力，使出吃奶的劲去完成的。如过去的计划生育，超生会丢官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计生问题上，产生了那么多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在三年来的防疫方面，也是一个考核导致的经典案例。
很多人还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有些事情做起来了，中共出奇得高效，而另外一些事就非常低效和拉跨，如动态清零和封控，就非常高效，而放开后，老百姓连药都买不到，政府的影子荡然无存。这都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考核机制有关。道理很简单，与乌纱帽挂钩的事，效率就高，与乌纱帽不挂钩的事，就没有效率，因为没人去干，即使这些事对人民和社会有巨大的意义。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为什么中共的防疫政策只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因为“20条”、“10条”公布之后，对疫情扩散的考核指标依然持续，防疫新政放松后，不可避免会造成感染人数的大幅上升甚至会失控，在原来的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员必然会丢乌纱帽，这是卢大使不知道或者装不知道的。因此，他们对防疫新政肯定会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了。而动态清零后，如何进行相对宽松的方式进行防疫，我们说过，会有无数种路径，但却很难找到一种可量化的或硬性的指标了，在中共的考核体系下，必然会陷入困境，无法实施，只能彻底放弃防疫、彻底躺平。
在中共的考核体系中，如上文所述，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即“只问结果不管过程”，这在三年动态清零抗役中得以充分体现，如上级只管感染人数不要失控，但却不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和法治的行为，如随便侵入民宅、没有任何手续把人带走、焊死老百姓的家门和单元门、不准老百姓就医、随意关闭急诊乃至医院等等，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上述行为都是赤裸裸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没有地方官员的许可，那些保安、基层公安、居委会是不敢做的，事情过后，也没有地方官员被追究责任，充分说明是得到中共高层默许甚至是鼓励的。只问结果不管过程，实际上中共长期以来的执政文化或者方式，只不过在三年抗役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这种执政方式的恶果，是法律的形同虚设、对法制和人权的严重践踏，对国家和法治进程的严重破坏，老百姓对法治也丧失信心。为了实现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目标，地方政府可以无法无天，其造成的危害，远大于这些目标，实际上是对政府执政目标的异化。
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为了巩固权力、稳定地位、排除异己，进行了对官僚系统的大清洗，以反腐的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对官员进行严苛甚至毫无道理的所谓问责，使得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使得地方官员和基层官员完全丧失了主动干事的积极性，一切以上级的指令为准，上级有指令的就做，没有要求的就不做，做了反而不落好，甚至有可能丢官。这样，所谓一级级的考核，事实上就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好恶和所谓“政治理想”的层层落实机制。
而习这个人，不学无术、志大才疏，他目前几乎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其权力的大小甚至超越毛泽东，堪比皇帝，而一个有“理想”的、偏执的皇帝，是非常可怕的，而偏偏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执行力最强的皇帝之一，没有文官体系的制约，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牵制，其荒唐政策必然会造成国家在像失控的没有刹车的车辆，向灾难一路狂奔。各级官员为了完成习的任务，在没有法制约束的情况下，对阻碍或者认为阻碍完成其考核任务的老百姓会加倍侵害。
从三年抗役来看，各级官员就像对老百姓有仇一样。这样就带来了中国政治的两个异化，一是政权对人民的异化。本来一个国家的政权建立的初衷和合法性的基础，是充当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服务，一切政治和政策都要围绕这个主题。在习的治下，政治则完全为了抽象的口号和宏大的目标，把人民和人民利益放在了对立面，甚至是放在敌对的一面。如为了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拒绝批准和进口国外的有效疫苗等等。
第二个异化是为了实现某些政策任务，不惜牺牲这个任务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即政治对目标的异化。如抗役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抗役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次生灾害，这些灾害甚至远远超过了疫情本身的损害。
这两个异化是中共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中共体制弊端和劣势的充分体现，它充分证明，中共的体制没有任何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