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大选以及随后引发的争议，尤其是声势浩大的反对派，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游行抗议，引起全球媒体关注。有人从示威者手腕上的绿色标志，以及伊朗的近代历史引申概括说，这是伊朗的“绿色革命”。
伊朗不仅盛产石油，也盛产“革命”。从六十年代初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到七十年代末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到这次伊朗反对派的“绿色革命”，伊朗的“颜色”变来变去。但“白”和“黑”，都给人们带来痛苦。这次“绿色革命”，即使不能立即扭转“黑白”，却很可能给人带来一线生机和希望。
伊朗的“白色革命”始于1963年。当年44岁的巴列维国王，在有了多年的历练和对世界的了解之后，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目标是使他的国家“现代化”，要在二千年时，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大强国”。
巴列维国王的改革，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先从农村做起，推行土地私有化。政府把土地廉价卖给农民，以私有化来促进农村发展；同时在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由于当时石油价格上升，伊朗又是世界最大产油国之一，所以巴列维的改革，迅速给伊朗带来变化，年度经济增长率，一度达百分之二十五（超过今天的中国）。各种现代化的高楼腾空而起，点缀在曾很落后的伊朗版图上。当时伊朗的现代化暴发程度，比今天中国的反差还要大，连西方也是惊呼，伊朗不再是政教合一的落后穆斯林，伊朗已跟国际接轨，走向资本主义。
巴列维和胡锦涛是隔代兄弟
但巴列维的改革，和今天的中国开放改革一样，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因为巴列维像邓小平和胡锦涛一样，绝不相信民主，并断然拒绝民主。巴列维认为，三权分立、定期选举等民主制度，是西方的产物，不适合伊朗；他强调伊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更强调伊朗还是一个经济、社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绝不能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这话跟邓小平、胡锦涛几乎一模一样）。
巴列维坚信，伊朗的改革必须在国王（中国则是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下进行。当然，改革的目标，不是给人民政治选举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个体人权，而是国家的现代化，着眼点是国家、群体的辉煌，而不是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巴列维坚持说，民主，是西方国家的地域性的产物，在伊朗行不通。他完全没有认识到，民主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具有普世的价值，它是人的天赋人权（包括政治选择权）之一。而且民主制度是防止和降低贪腐，最大限度保障廉洁和公正的机制。有了民主，不见得完全廉洁，但没有民主的地方，一定有腐败，这已被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过。
巴列维大力推行现代化，大兴土木，甚至有点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追求建造大城市，设施的现代性，重视经济成长数字等，但他忽视了，现代化迅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不均。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配套，没有定期选举对官员行为的制约，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像当今中国一样，贪污盛行，官场腐败，贪腐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不仅是各级掌权者的道德问题，更是制度问题，是伊朗没有民主选举和独立媒体的制约带来的制度性的腐败。贪官污吏，不公不义，引起伊朗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巴列维国王后来也感觉到民怨沸腾，他组织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其功能，很像今天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抓贪腐，也惩办了一些贪官。但巴列维没有认识到至少两点：一是在制度性腐败下，贪官是抓不过来的。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马上就有另一茬，因为根基还在。二是由政府组织什么委员会反腐败，完全不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贪腐的主要来源。就像一个人揪自己的头发，怎么也不会把自己提起来。
温饱解决了，对贪败更不能容忍
对于批评和反对声音，巴列维像今天的胡锦涛一样，采取镇压政策。巴列维手下的国家情报署，实际上就像中共的610办公室等一样，随意抓人、拷打，监狱人满为患，任何异议声音，都被严酷镇压。巴列维很像邓小平，实行的是经济开放，政治高压的两手策略。巴列维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即使政治高压，人们也会“认”了，因为“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通过经济高速发展予以中和，生活富裕完全可以掩盖政治不公。”
但巴列维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就更加不能容忍。尤其是伊朗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权利，更拒绝巴列维的独裁统治。同时，伊朗的现代化和开放，带来了道德沦丧，妓女泛滥，赌博盛行，到处都是夜总会；巴列维所理解的「自由”，就是整个社会有一种灯红酒绿、纸迷金醉的气氛。这一点，和当今中国也很相像。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就反对巴列维改革的伊朗最大宗教势力什叶派，更加抬头。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当时就强烈反对伊朗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结果在巴列维的军事镇压下，被迫流亡外国。面对伊朗人民对巴列维的不满，霍梅尼更打出伊斯兰的旗号，强调恢复道德，结束赌博和娼妓，提出“简朴、自由、公正”的口号。虽然什叶派穆斯林在全球伊斯兰信徒中只有百分之十，但在伊朗，却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是绝对多数。巴列维显然低估了宗教势力在伊朗的影响和主导力，尤其是他在推行现代化时，又触犯了宗教利益，例如土地改革，就影响了教产。在经济危机时他采取的高税收政策，又触怒了有钱阶层和暴发户等。再加上巴列维比较亲美，霍梅尼们的反美，更点燃了穆斯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和伊斯兰的纯洁、简朴等宗教情怀结合起来，更形成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现代化、要求巴列维下台的声浪。
巴列维不是邓小平那种“宁可杀二十万，也要保住二十年权力”的嗜血革命者。他看到人民起来反对他，就离国出走，把权力交给了一个临时政府。
卡特是美国最愚蠢的总统
在霍梅尼要回国接管权力，把伊朗带向极端宗教国家之际，巴列维手下的具有现代意识的150名高阶军官，准备发动政变，接管权力，建立军政府。他们想仿效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用军力推行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或者是像智利的皮诺克将军一样，用强力终结阿连德的共产党左派势力复辟，用军人政权，来稳定政局，阻止国家陷入极端左翼之手。这150名军官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联系，但这种建议和请求，遭到卡特，这个美国建国二百年来最愚蠢、最无能的总统的一口回绝。卡特要求他们必须跟霍梅尼合作，结果，霍梅尼掌权之后，这150名军官全被处决。
如果当时美国总统不是卡特这种笨蛋（卡特在伊朗绑架美国人质事件之后不久，就在总统大选中被美国选民淘汰），支持这150名军官，可能今天的伊朗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当然，今天世界左派势力，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都在谴责当年皮诺克发动军事政变，击败了阿连德的共产党政权复辟，建立右翼军政府，是独裁，是专制等等。但是，我们设想，如果没有皮诺克，智利是阿连德共产党政府掌权，得到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支持，推行国有化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智利不仅没有政治自由，更没有皮诺克推行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富有（智利在皮诺克掌权、推行自由经济期间，成为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今天看来，在皮诺克式的军人政权（伴随自由经济）制度下向民主国家转变，显然比从阿连德式的共产党政权（伴随国有化和贫穷）统治向民主转化容易，智利的当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皮诺克，可能今天智利还像共产古巴一样，人民仍生活在贫困和共产专制之中。
“黑色革命”把伊朗带入黑暗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推行了15年，给伊朗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最后则完全失败了。霍梅尼领导的这场赶走巴列维、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运动，被史家称为“黑色革命”（可能是和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相对）。黑色革命给伊朗带来的变化是，立即回到了极端宗教社会，人民更没有自由，经济更加糟糕。因为霍梅尼们只能提供教条，不能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经济繁荣；而没有民主政治，更不可能有社会稳定；全面的政教合一，更使整个社会窒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S. Naipaul），可能是西方国家中最了解穆斯林，又最勇敢发出批评声音的右翼作家。1979年他到德黑兰旅行时，正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刚刚成功之际，他亲身体验了那种充满革命火爆气氛的情景，他描述说，到处是示威、游行，报纸上全是套话。他在随后写的《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一书中探讨了“黑色革命”问题，他写到，霍梅尼们无法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因为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对于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找不到答案和方法），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和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伊朗的霍梅尼们，也把煽动反西方情绪，作为支撑独裁者的有力支柱。奈保尔在伊朗等地观察到，“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情绪化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着恐怖骚乱。” “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是狂热和仇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伊朗这次连任的有争议的总统就是一个被仇恨喂养的典型，他公开叫嚣，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并致力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历经15年，霍梅尼们的黑色革命至今已30年。今天，伊朗发生了“绿色革命”，要求民主自由和更多的人权。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明确提出，伊朗不能再继续充当世界伊斯兰的意识形态领袖，不应再狂妄、野蛮地要把别的国家从地球上抹掉；伊朗应该做的，是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等各种问题，把自己的财政赤字“抹掉”，把贫困人口的比例“抹掉”。对外，不应该和美国等西方为敌，要实行缓和与合作的对外政策。同时强调要扩大人权，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些政见，明显都和霍梅尼们的绝对宗教权力、绝对政治权力不同。因此有评论家说，伊朗的这场选举危机，已超越选举争议，而成为国家未来路线之争。
伊朗的“赵紫阳们”也可能觉醒
伊朗这场危机以什么方式结束还有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经过这场危机，伊朗人民对自由的要求，对民主的呼唤，将更加清楚和强烈，因为他们通过当权总统的选举作弊和镇压方式，更加明白民主的价值。
伊朗这次大规模抗争，和二十年前的中国天安门运动不同，它不是像吾尔开希、柴玲、王丹等小青年领导，而是由伊朗的前总理、总统、外长等主要政治人物领导。这就如同中国八九民运时，如果赵紫阳等站出来，连手对抗邓小平，那情形和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由于伊朗的前总理、总统等，既有政治资本，也有成熟的政治理念，在民众中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对伊朗前途的影响，绝对超过中国当年平地冒出的年轻的学生领袖们。
另外，伊朗执政总统的政治镇压，完全可能促使这些伊朗前总理、总统们，像中国的赵紫阳那样，最后觉醒。赵紫阳的回忆录最近出版，这位前中共总书记的最大觉醒，就是他原来和伊朗国王巴列维一样，绝对不相信、并排斥西方的民主。但经过六四屠杀，尤其是他本人被长期软禁、迫害，他最终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西式民主，要有三权分立、独立司法，民主选举，从而才能保证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伊朗的前总理、总统等政治人物，经过这次事件，完全可能产生赵紫阳的这种变化和觉醒。而伊朗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一定更为强烈。这些，都给伊朗埋下民主的种子，也给德黑兰的未来，带来绿色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