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被设为法定假日节日，北京媒体滥情地把清明节叫做“我们的节日”。不言而喻，圣诞节就是“他们的节日”。它们不仅借清明节制造民族主义，还把清明节搞成先烈纪念日，又把纪念先烈搞成教唆、传承仇恨，真是可悲。每个先烈生前都希望他是因政治原因被杀害的最后一人，因而今天的任何政治迫害都是对先烈的背叛。所以，清明节纪念先烈，与其传承仇恨，不如清算尚存多少政治迫害。
歌手韩红称，看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极为激动，甚至爆粗口怒骂日本人，称将与日本人永世为敌，并发誓从现在起，拒绝使用日货。不知韩红的“永世”是多久，大约是一生，因为她目前似乎还单着身。为了更“永世”一些，劝韩小姐赶紧找个人嫁了，生个孩子，如此起码可以两世与日为仇。韩红啊，实际上中国人杀中国人，无论数量和程度都远超过日本人杀中国人。你知道吗？正因为中国人擅杀中国人，才被外国人大肆杀戮。自贱者人恒贱之，自辱者人恒辱之，自杀者人恒杀之，欲使中国人不被人杀，还是先愤慨中国人杀中国人吧！你对中国人杀中国人愤慨过吗？
北大校长周其凤说，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靠的是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这说明中国教育很成功。这推论太草率。一文盲农民，年初买了一百头猪仔，年底全部出栏，卖了十万元，而此前这农民年收入不足三千元。怎么样？这户农家经济发展也够快的，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中国教育很成功？
近年网上常见“带路党”一词，最近看一篇网文，才知道我焦国标是带路党的鼻祖。真是不虞之誉，惭愧之至。孔庆东骂别人是带路党，其实他自己也是带路党，为朝鲜金家带路的带路党。如此说来，就是都当汉奸也分层次，给美国带路的汉奸，与给金家带路的汉奸，你们说能一个层次吗？
司马南这次在华盛顿机场被滚动电梯夹头如果活着回来继续以骂美国为业，我就真相信他是真无神论者。
那天在“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先生”家遇见崔永元，谈及时政和太子党，小崔说了一句很提神的话：“所谓太子党，不就是那谁谁的儿子吗？那谁谁就没把中国弄怎么样喽，那谁谁的儿子还能怎么样呢？不用把他们当盘儿菜！”谈及当下左右之争，我说：“极左动辄诉求当局杀这个杀那个，右派就不这样。”小崔说：“右派不求政府杀这个杀那个，右派讲清算。”右派的清算是民主政府的清算，极左呼吁杀这个杀那个呼吁的是非法政府，高下还是有所不同。
某期北大校友会会刊登载一篇关于李大钊被害的文章，说1949年以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被追查捉拿，“逐一伏法，这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读到这里，我产生一个疑问：把杀人者杀掉真的是对当初被杀者的告慰吗？我觉得不一定。我想，每个被杀者死前可能都希望这个世界永远禁绝杀戮，让他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后来者却以杀戮告慰被杀者，岂不悲哉！
看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寻找母亲王佩英》，感慨良多。一位母亲，宁肯丢下六子一女七个幼子，宁肯舍弃自己的性命，也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可是与此同时，另有无数人却专职骗人，为虎作伥，为的仅是五斗米。后者也叫人吗？他们是同一种动物吗？上帝造人，怎竟如此之不同！
正义的王师何时打叙利亚打伊朗呢？自卡扎菲被打死，公义的眼睛已经素了好一阵子了，想吃肉了。
自由写作总难免家人为我们担忧。家人的担忧往往有个特点，即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写了什么招来危险。一旦知道，他们都会支持的，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世之常理、人之常情，我们站在正义一边，米家山导演的母亲，郭泉的母亲，艾未未的母亲，都是证明。前不久，岳母在我家读了我编的某期《黑五类忆旧》卷首语，说：“看了你写的文章，我放心了——你做的都是对的。”往往越是老年人，越是下层人，公义心、是非感越强烈。
今年是龙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龙年邮票。一条虚骄的盘龙，看起来像刚过油炸了炸一样。
82岁的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从没用过网络，2012年人大会上的提案却是关于网络管制。左棍邓力群骂了一辈子资本主义，直到80年代风烛残年访问日本时才真正见识资本主义。太荒诞了！这种荒诞，类似于清宫太监李莲英提案管制避孕套，或潘金莲批一辈子贞洁牌坊。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学雷锋无补于道德丝毫，学了几十年雷锋，连雷锋本身都是假的。中国是缺德，但最缺的是官德。官为什么缺德？因为政治不民主。民主是道德之母，不民主是不道德之源。政治不民主，许多道德说教就沦为骗人的把戏，为最大的不道德（政治不民主）做粉饰。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父亲所为是为救民，邓小平所为是为救党。问题是，必须通过救民而救党。相反，如果通过杀民而救党，到头来等于杀党。
有人把某人拿重庆100万宣传费与茅于轼获25万美元弗里德曼自由奖相提并论。世界上涉及意识形态的钱有两种，一种是用来买嘴和堵嘴的，一种是用来资助、鼓励自由用嘴的。所谓买嘴，就是买你的嘴为我鼓吹；所谓堵嘴，就是给你钱你别说我的坏事。中国关乎意识形态的钱，不是用于买嘴，就是用于堵嘴，而资助、奖励你自由用嘴（言论自由）的钱，一分也没有。100万宣传费是前一种，25万美元是后一种。
一博友大事不好地留言道：“焦老师，刚才看了一份名单，您已经在五毛打击名单之内了。”我藐然调侃回应：“错！应该说五毛在我的打击名单之内。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博友仿佛被解了魅，轻松回帖：“焦老师，真猛士也！哈哈哈。”
歌手韩红称，看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极为激动，甚至爆粗口怒骂日本人，称将与日本人永世为敌，并发誓从现在起，拒绝使用日货。不知韩红的“永世”是多久，大约是一生，因为她目前似乎还单着身。为了更“永世”一些，劝韩小姐赶紧找个人嫁了，生个孩子，如此起码可以两世与日为仇。韩红啊，实际上中国人杀中国人，无论数量和程度都远超过日本人杀中国人。你知道吗？正因为中国人擅杀中国人，才被外国人大肆杀戮。自贱者人恒贱之，自辱者人恒辱之，自杀者人恒杀之，欲使中国人不被人杀，还是先愤慨中国人杀中国人吧！你对中国人杀中国人愤慨过吗？
北大校长周其凤说，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靠的是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这说明中国教育很成功。这推论太草率。一文盲农民，年初买了一百头猪仔，年底全部出栏，卖了十万元，而此前这农民年收入不足三千元。怎么样？这户农家经济发展也够快的，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中国教育很成功？
近年网上常见“带路党”一词，最近看一篇网文，才知道我焦国标是带路党的鼻祖。真是不虞之誉，惭愧之至。孔庆东骂别人是带路党，其实他自己也是带路党，为朝鲜金家带路的带路党。如此说来，就是都当汉奸也分层次，给美国带路的汉奸，与给金家带路的汉奸，你们说能一个层次吗？
司马南这次在华盛顿机场被滚动电梯夹头如果活着回来继续以骂美国为业，我就真相信他是真无神论者。
那天在“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先生”家遇见崔永元，谈及时政和太子党，小崔说了一句很提神的话：“所谓太子党，不就是那谁谁的儿子吗？那谁谁就没把中国弄怎么样喽，那谁谁的儿子还能怎么样呢？不用把他们当盘儿菜！”谈及当下左右之争，我说：“极左动辄诉求当局杀这个杀那个，右派就不这样。”小崔说：“右派不求政府杀这个杀那个，右派讲清算。”右派的清算是民主政府的清算，极左呼吁杀这个杀那个呼吁的是非法政府，高下还是有所不同。
某期北大校友会会刊登载一篇关于李大钊被害的文章，说1949年以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被追查捉拿，“逐一伏法，这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读到这里，我产生一个疑问：把杀人者杀掉真的是对当初被杀者的告慰吗？我觉得不一定。我想，每个被杀者死前可能都希望这个世界永远禁绝杀戮，让他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后来者却以杀戮告慰被杀者，岂不悲哉！
看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寻找母亲王佩英》，感慨良多。一位母亲，宁肯丢下六子一女七个幼子，宁肯舍弃自己的性命，也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可是与此同时，另有无数人却专职骗人，为虎作伥，为的仅是五斗米。后者也叫人吗？他们是同一种动物吗？上帝造人，怎竟如此之不同！
正义的王师何时打叙利亚打伊朗呢？自卡扎菲被打死，公义的眼睛已经素了好一阵子了，想吃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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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龙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龙年邮票。一条虚骄的盘龙，看起来像刚过油炸了炸一样。
82岁的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从没用过网络，2012年人大会上的提案却是关于网络管制。左棍邓力群骂了一辈子资本主义，直到80年代风烛残年访问日本时才真正见识资本主义。太荒诞了！这种荒诞，类似于清宫太监李莲英提案管制避孕套，或潘金莲批一辈子贞洁牌坊。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学雷锋无补于道德丝毫，学了几十年雷锋，连雷锋本身都是假的。中国是缺德，但最缺的是官德。官为什么缺德？因为政治不民主。民主是道德之母，不民主是不道德之源。政治不民主，许多道德说教就沦为骗人的把戏，为最大的不道德（政治不民主）做粉饰。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父亲所为是为救民，邓小平所为是为救党。问题是，必须通过救民而救党。相反，如果通过杀民而救党，到头来等于杀党。
有人把某人拿重庆100万宣传费与茅于轼获25万美元弗里德曼自由奖相提并论。世界上涉及意识形态的钱有两种，一种是用来买嘴和堵嘴的，一种是用来资助、鼓励自由用嘴的。所谓买嘴，就是买你的嘴为我鼓吹；所谓堵嘴，就是给你钱你别说我的坏事。中国关乎意识形态的钱，不是用于买嘴，就是用于堵嘴，而资助、奖励你自由用嘴（言论自由）的钱，一分也没有。100万宣传费是前一种，25万美元是后一种。
一博友大事不好地留言道：“焦老师，刚才看了一份名单，您已经在五毛打击名单之内了。”我藐然调侃回应：“错！应该说五毛在我的打击名单之内。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博友仿佛被解了魅，轻松回帖：“焦老师，真猛士也！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