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1906年9月1日，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仿佛从天而降，民间社会一片欢呼声，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新兴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学界、商界、报界，在精英阶层当中这道上谕曾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华夏的天空曙光隐现，百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激动过、亢奋过、彻夜难眠过。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颟顸的慈禧太后，是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才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 “预备立宪”的阶段。在充满危机和屈辱的转型期中，当时的社会也涌动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浪潮，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大江南北，多年来奔走、游说、推动立宪，这股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被迫寻求应变之道的清廷不能不作出回应，此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背后就有他们闪现的身影，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与他们为主角的“立宪运动”是平行的，后者正是前者重要的原动力。专制皇权的老树上从此能抽出别样的新芽吗？中国能由此顺利完成转型吗？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而言，“立宪”不过是“ 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 “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垂拱而治的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承认地方自治，即社会的自主性，等等，这一切都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进步。到1907年，就是远在新疆，也出现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拍下一幅“新疆谘议局”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谘议局乃至资政院毕竟都是新生事物啊。在广西桂林，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古代开始向近代转型。
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当然有许多问题，它试图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君上大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所附《臣民权利义务》首次承认“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将“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都纳入法律框架，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
“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呐喊中，完全出乎立宪派的意料之外，他们曾那么真诚地支持君主立宪，极力推动立宪进程，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或者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土的社会影响无疑远在革命派之上。他们满怀信心，要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新宪政的新枝，他们并不想把这棵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有可能顺利将旧体制带入新社会，清廷与他们之间一度有过良性互动，从派五大臣出国到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到《钦定宪法大纲》，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借“预备立宪”的东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许多多立宪团体，有些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在关键处止步不前，对民间社会的和平推动转型的迫切意愿没能作出积极的回应，把这些温和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1911年春天是清廷最后的机会，当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只得到把9年预备立宪改为6年的结局时，这个王朝的命运便已决定。 1911年10月30日，在武昌枪响之后，南方各省纷纷呼应，宣布独立，连京师附近的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发出通电，作出兵临城下的威胁，也就是清廷在丧失了立宪的主动权，完全处于被动时，才对立宪派多年的呼吁作出回应，匆忙颁布《实行宪政谕》，接着，在11月3日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承认“宪法改正提案权在国会。”承认“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等等。然而，这一回应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已来不及了。旨在让一个王朝万年永固的“预备立宪”只能流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