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Walking out of China
发表：2011年9月14日
翻译：南山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长期以来一直是渴望到国外开始新生活的中国人的出境点。在那里，人们可以经陆上穿过原始森林潜离中国，也可以走水路，沿澜沧江一路顺流而下，直到它变成了湄公河，绵延流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因此，每当我踏足云南，看到在阳光下闪亮的红土地，就会变得不安分起来。我的想象力也会四处驰骋。毕竟，自从我写了一首诗谴责中国政府在1989年对抗议学生的残酷镇压、并因此被囚禁四年后，我已经有16次被禁止离开中国了。
我真的很动心。有没有护照或签证并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口袋里的现金数量。你扔掉手机，切断与外界的通讯，潜入一个村庄。在那里你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愿意帮你的农民或走私犯。谈妥价格之后，你就会被带上一条秘密小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中国。
直到今年年初，我一直在抵制着逃离的冲动。相反，我选择留在中国，继续记录着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然而，民主抗议活动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互联网上也开始出现呼吁在中国举行同类街头抗议的帖子。在二、三月份里的每个星期天下午，在几十个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旅游热点都有和平集会。政府惊慌失措，在全国各地一致严厉镇压。士兵们换上便衣，持枪在街道上巡逻，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
与此同时，任何提及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甚至只是茉莉花三个字）的言论，都会在短信和搜索引擎中被过滤掉。警方围捕人权律师、作家和艺术家。民主活动家刘贤斌曾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关了9年监狱，现在又被判了10年徒刑。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里彻底失踪，并且在6月中旬被放出来之后，一直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生活。
我是一个老派的作者，很少上网浏览。阿拉伯之春与我擦肩而过。但是，即使没有参与其中，我仍然逃不过警察的骚扰。当公安人员了解到我的书将在德国、台湾和美国出版后，他们便开始经常打电话给我，并登门造访。
今年三月，负责监视我日常活动的警察在我的公寓外常驻下来。”在西方出书是违反中国法律的，”他们告诉我。”狱中回忆录玷污了中国监狱系统的声誉，《上帝是红色的》歪曲了党的宗教政策，煽动地下教会。”他们说，如果我拒绝取消与西方出版商的合同，我将面临法律后果。
后来我收到萨尔曼？拉什迪寄来的邀请信，请我参加在纽约的国际笔会世界之声节。我马上联系了地方当局，申请离开中国，并预订了机票。不过，在我预定出发的前一天，一名警官叫我去”喝茶”，并通知我，我的申请遭到拒绝。那位警官告诉我说，如果我坚持要去机场，他们就会让我像艾未未一样失踪。
对于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渴望见证中国的作家来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我的好朋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已为他的著作和政治活动支付了沉重的代价。我不想走他的道路。我不想回到监狱。我也不愿意被监狱高墙外的人当作”自由的象征”.
只有逃离中国这个庞大而无形的监狱，我才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出版。我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所隐藏着的真正中国——对老百？？姓一触即发的怨恨漠不关心的中国。
我没有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计划。我没有按惯例请求警方的批准，而是收拾到箱子里一些衣服、一只箫、一个转经钵和我珍爱的两本书籍——《史记》和《易经》。然后趁警方不注意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前往云南。虽然当地很热，但我仍然感觉就像冬天里的老鼠，静静躺着以节省能量。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道上的人打交道。我知道，只要我在附近打听，最后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揣着有德国、美国和越南有效签证的护照，我开始了行动。与我在西方的朋友（他协助我制定了这次计划）做简短的联系之后，我关闭了手机。几天后，我来到一个边陲小镇。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在水流湍急的河道对面就是越南。当地帮助我的人说，可以花钱雇人偷偷渡我到对面，但我谢绝了。我有一份合法的护照。我决定通过桥上的边境检查站过去。
在逃离之前，帮助我的人把我安置在边境附近的一家酒店里。阵雨时断时续，我也在半梦半醒之间。然而敲门声惊醒了我，我紧张地打开门，却看到一个妓女站在雨中发抖，她想要进来避避雨。虽然心有同情，我当时的情形实在是爱莫能助。
7月2日上午10时，我走了100码，来到边检站。我心中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奇迹出现了。边防人员检查了我的护照，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我一刻不停地前往河内，并登上了飞往波兰的飞机，然后又转飞德国。当我在7月6日上午走出柏林泰格尔机场时，我的德国编辑彼得·史莱姆正等在外面接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大叫着。他被深深地感动了，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到了德国。机场外空气清新，我感到了自由。
安置好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人和女友，他们已被当局盘问过了。我逃离中国的消息传得很快。一个画家朋友告诉我说，他去见了仍被严密监视着的艾未未。当我的朋友提到我神秘地出现在德国之后，老艾的眼睛都瞪大了。他难以置信地喊着，”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