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

“下行”一文,全名为《如果知识圈持续“下行”,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下面就简称“下行”吧。

“下行”一文,开篇便是满满的正能量,俨然《新闻联播》声音。讲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依据是“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但……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作者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突出如知识创造者“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笔者才疏学浅,本不欲与知名教授说文论道,但心里很不是味儿,不能不一吐为快。

“下行”开篇的正能量叙事,颇有点像是针对一个新国家的叙事。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当然朝代常更新。太远的事就不去说了,从“康乾盛世”说起吧。相对于大明朝,康乾时代怎么说都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疆域大扩充,人口大扩展,相当长时间内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一,此三点没有人否认吧,还有什么事比它们更伟大?对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不需要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进而创建基于中国经济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

我以为郑永年知道这一点:面对那样一个比今天更加伟大的时代,朝庭才不会让它默默无声的。此非厚古薄今,无论如何,今日中国仍未“统一”,国土面积比康乾时代小多了,这不是造谣吧。而第二大经济体,官家迄今并未叫它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事实吧。所以,认为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尚不可以与“康乾盛世”相比,应属于实事求是。事实上,朝庭早就这样做了,清史专家可以顺手拈来成串的歌德文章,可是,它的概念化和理论化,以及社会科学体系,为后人带来了什么呢?无情的事实是,也就几十年,大清国的外强中干便原形毕现,那个经济总量第一,不是第二,是第一,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可曾经得住台风?郑永年自己也承认,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仍是个“贫穷的经济体”,这个一两百年如直线下降的贫穷是如何造成的,与“康乾盛世”有无关系,要不要谈?还有,今天中国人均财富占有量是多少,要不要谈?

所以,过去也好,今天也罢,乃至未来,对一个时代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从来就不叫新鲜,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化和理论化,不但要有不迎合官方的客观依据,因为任何时代的官家基于自身利益所在,能说上20%的真话就堪称功德无量,即使美西方的官方,依我看说得真话也不会超过60%,而且一应论证要经受得住逻辑与时间的检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南海自己都降了调门,自己都不好意思宣传种种伟大了,例如由以牙还牙打贸易战到反对美西方与中国脱钩。经济怕脱钩,只能是有求于人,有这样的领头羊吗?“下行”里的豪言依据何在?作为一名教授,郑永年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吧。

其实,郑永年的正能量叙事,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现有的地位,需要他向朝庭卖萌,所以他唱几句高调,只为讨赏,不必苛求于他。

他写作“下行”的动机,依我看主要是要向中国的知识界显示,今天要创建一个社会科学体系,舍他其谁了。

诚然,中国现在的知识界,不敢恭维处委实多多,认为这个阶层有负于十几亿人,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有无被迫等待时机的考量?他们未能创建“社会科学体系”,是智力不够、知识缺乏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另者,中国知识界不敢恭维,不等于郑永年可以力挽狂澜。或者说,要世人相信郑永年能力挽狂澜,郑永年要不要拿出令人信服的东西。

那么,郑永年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见解与行为呢?

鄙人是大约十年前才知郑永年其名的。初读他的文章,我曾有耳目一新之感,就像我曾对胡锡进刮目相看一样,因为他们只一个文风就少了八股味儿。事实上,相较于红朝一些满嘴跑火车的国师,郑教授还算的上是不错的人。

郑永年让我愕然的是19年香港大抗争之际,那种港人近乎倾城出动的壮景与悲情,不容受压迫者和良知犹存者不动容。郑永年却借用他人之口,向权贵集团献策,谓之停掉香港的淡水供应便能制止动乱。作为红朝公安或军队高官,说这号话不算很反常,作为领导一个智库的教授,说这号话就非同小可了。停香港的水,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谁,只能是中下层民众特别妇孺儿童,这是不是涉嫌反人类罪?所幸中南海并未采用郑永年的高见,只为后果太大,性质太恶劣。

实际,即使只谈“下行”,郑文也不免江湖郎中卖假药之嫌。知识,确是人类文明前行的阶梯,却也早就成了多余的正确套话。今天和今后的时代,地球文明仍将重视知识的积累与扩展,是因很多领域,人类仍只有一知半解。尤其知识是个直径无限的圆,圆越大,未知事物越多,我们越显得无知。文明发展无止境,不求知怎么行?

但是,地球文明走到今天,就知识的源流来看,求知欲还得由价值观配套才行。值此文明手段可以轻易毁灭文明的时代,知识与价值观并不必然划等号,乃不争的事实。拿中国来说,知识少吗?有几个国家有中国的典籍丰富?可是靠丰富的帝王术、谄媚术能引领文明大潮流吗?靠单纯的核武、生化、病毒等尖端知识,我们普通人的生命就只能是试验品、原材料。可见,不谈价值观而谈知识,很不妥。而价值观的核心,是权力的公平分配,是保证公平分配的切实机制。

“下行”有一段话,是郑文的重心,令我再度惊愕:“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我有点搞不懂郑教授要干什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如前所述的“停水”,兴许郑永年忘了但别人不会忘。那不就是郑永年自己的知识吗,不像是“殖民”的产物,因为郑永年极反感“殖民”。但这号自己的知识,对什么人的胃口呢?至少,港人不可能欢迎。

再就文说文。知识无国界,既不应该有国界,也不可能被“自己”圈养。

知识的传播、互通、发展,从来历经的是个由小范围的共识到大范围的共识、去伪存真、汰劣存优的过程。强调自己的知识,只

能是传统政治的需要,当然屡见不鲜,但试问有哪家自己的知识能原汁原味长存下来?这种“自己的”思想,本质上是唯我独尊,是要让中国与世界相抗衡,是新一轮“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是为专制张目、效力,是要否定全球化、地球村、人权高于主权,是视天下人皆为阿斗。此实非什么扣帽子,打棍子,只为逻辑如此。

愿郑教授有两份清醒,教授若迎合极权和民粹,则头衔与知识越多,越误平民子弟。况且,以中国之大,只说才学,强于郑教授的人亦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