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诺言刻在龟甲之上，
人世代谢，
不过昙花。
早幺的
三十五个百年，
是我轮回的见证，
炎炎烈日，
\”吾与汝皆亡！\”
我的母亲支持言论自由，尽管她无法道出言论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但是她明白：若是有了言论自由，她就不必再为她的儿子担惊受怕。每一次我离开故乡，她总要操起针线，将我那几件简单的衣物缝来缝去。她热爱数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继承外祖父的衣钵，每天和数学作伴。她十二岁时去了一个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尽管她的小学结业成绩是全校第一，但因为有个现行反革命的父亲，她没能继续学业，学校不收她这样的人。那个农中每月可以回家一次，有一天，这位小姑娘踏着月色回家。来到河边时，看到自己年过六旬的父亲正趁着头上月色，在河里洗衣。那个晚上外祖父刚刚从批斗会上下来，满身伤痕，憔悴不堪。四周一片漆黑寂静，除了田野上的风声，万物仿佛都已凋敝。母亲无声地流着眼泪，洗完了外祖父的衣物，然后搀扶着他回家。她和父亲不同，父亲绝少提起我的祖父，而母亲则数十年来都时常将外祖父挂在嘴边。她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会包揽饭桌上最差的东西，并吃得津津有味；他会把最难以承受的灾难担在自己头上并不出一声怨言；他从不在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耍威风；他对女人和孩子永远饱含怜惜；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以别人的利益为先；他还满腹经纶，说出的每一个道理都令人信服……
从那一夜开始，我的母亲懂得了，压在外祖父身上的，并不是那些积极分子和干部，而是\”现行反革命\”的巨帽。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她的童年，她的父亲因为反革命饱受迫害直至最后命绝；到了她的晚年，她的儿子又重新背上反革命这一巨帽。这莫非，也是命定的轮回？
每当她操起针线为我缝补出门衣物时，眼中那难以言表的神情告诉我：自古以来，别的母亲在做同样活计时，心中盼望的是儿子早日归来；而她，盼望的是儿子从此再也不要回来。但是她更清楚，儿子这一走，要不了多久，又会被政治警察抓回来。
当我第一次被政治警察抓回时，她幻想着这阵风一过，一切又会平安无事。到了第二次，她明白已无法挽回。那一次，在我离家前夜，她屋内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明白她在屋内反复修改父亲的一条长裤，想让我带上出门。那时正值雨季，连天大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礼拜。四周皆以寂寂，唯有雨声未曾断绝。我推门进去，她并没有象惯常一样抬头看我，仍旧操着针线，口中轻轻咬着一根线。登时间，我百感交集，双膝一软，跪在她面前：\”妈，儿子不孝……\”话未说完，泪如泉涌。\”你打我……\”她使劲咬住下唇，并没有落泪：\”我打你，又有什么用？打了你，你也不听。\”然后把头扭到一边：\”你外祖父的反革命是无辜的，想躲都躲不过，而你是自找的。\”我答道：\”难道我不是无辜的吗？我也一样躲不掉，我身上的血脉注定了要是这样的道路。如果换作外祖父，他会比我走得更远，做得更好！\”她仿佛是在回忆自己的父亲，终于忍不住落下几滴眼泪。我继续把头埋在膝盖上：\”我与共产党家仇国恨，纵孤身一人，誓不为奴！\”我跪在母亲面前，仿佛跪在我们这个民族六十年来所蒙受的一切苦难面前一般，从我记事开始就仿佛埋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个声音，那一刻终于彻底清晰地浮上脑海。我这一生誓将为自由抗争到底，因之对我施加的一切迫害，我都将视之为此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
那一次辞别母亲几个月后，我又一次落在了政治警察的手里。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局子里，他们已经办好一切手续，准备把我押上飞往昆明的飞机。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政治警察问我：\”早就听说你欧阳小戎，今天有机会和你面对面打一次交道。可是你觉得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也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什么。\”那一次，我所面对的，是鲜有的那么几次无法用所谓\”比我多吃几年饭\”来\”劝导\”我的密探。是以，我可以在他面前摆一摆老。我问他：\”你听说过夏完淳吗？\”他点头，但我怀疑他根本想不起夏完淳是谁。
\”我今年二十九岁，夏完淳抗清的时候十九岁，比我现在还小十岁，比你现在也小得多。满清入关，铁蹄横扫中原，势如破竹，汉人兵马一触即溃。可是一个十九岁的小孩都知道，即便必败无疑，必死无疑，也要决死抗争。一个民族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民族，那就是因为他们还有这样的精神。\”
他问：\”那你就是把自己比作夏完淳了？\”
我肃然：\”岂敢自比完淳，不过夏公要是泉下有知，四百年后，仍有人引为效尤，也算是对他的一个慰藉，他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护佑我们。\”
这是我的肖像：高个、清瘦，脸色黝黑，大鼻厚唇，常年一个小平头，一副不怎么时髦的眼镜。人们称我为诗人，但我自愧配不上这一纯洁的称谓；也有人称我为苦行僧，我自问亦相去甚远；我想做的是一名战士，但我的天性并不好斗，禀赋亦非铁血之辈，以至于这个目标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我还是个半调子的实干家，可以为你做许多最不起眼的小事。我真正的头衔是一个反革命，或者一个反动分子，按照国际通行的叫法，应该叫公开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人士，或者老式的说法，一个民运分子。这些头衔在我眼中都可以划等号。我爱旅行，我要和全中国的反革命都认识，然后为他们写作。当我出门旅行的时候，会背上三个包：一个大包放行李，一个小包放吃喝洗漱和我的诗本子，还有一个电脑包，里头是我老掉牙的破电脑。我的脚力不错，亦能忍饥挨饿，背着这些行头走上几个小时不在话下。当你看到一个青年，象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在车站、在广场、在街道，也许就在你的窗下，口中低唱着《向斯拉夫女人告别》。请停下你的脚步，或者推开窗户。他会带来深深埋藏在他灵魂深处，那你我仰望多年，如今仍未能得的自由。
七
大海，
你这滴蔚蓝的眼泪。
请留下我的足迹，
做不肯忘却的见证，
在你
和漫漫尘世之间。
我在二十七岁才第一次见到大海，那是在青岛，一个深秋阴翳的午后。天上黑云压迫着大海，从天的这边一直延伸到天的那一边。海天一片黛色，世界仿佛在这重压之下扭曲，有时海在上，天在下，有时天在上，海在下。教人无法分辨，这场即将来临、贯彻人寰的暴风雨，究竟会是一场狂欢，还是一场愤怒。
青岛，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它是个旅游城市，这个城市的旅游业和我无关。我不是一个有钱人，更不是为了旅游来到这里。在青岛，我的老师姜福帧开着一个书店，我到过青岛四次，他的书店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最美好的回忆。其中有两次，走出火车站时这个海滨城市正风雨大作。我站在海边的大雨中等待公共汽车，雨中弥漫着大海的咸腥味。我喜欢海，如果故乡山坡上的坟茔已经被禁，那么大海，她是多么理想的葬身之所啊！
乘船向东，或者向南，那便会去到海外。向东穿过太平洋，是花旗国；向南穿过太平洋，那是袋鼠国。我的兄长孙立勇，他在袋鼠国当建筑工人。他时常对我说：\”兄弟，你来澳大利亚吧！你也在工地上找份活，往墙上刷白灰，那种活比我现在干的轻松，工资还高，一个小时好几十澳币呢！\”他在1990年因《萌芽》杂志被捕，获刑七年，该杂志的主旨在于刊载六·四事件的真相。和很多政治犯不同的是，他是自己主动投案的。之所以投案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胆太大，在投案前他曾亡命多日。他自己亦是警察出身，对那些抓人的侦查手段了如指掌。警察们找不到他，便四处找他亲友的麻烦，惶恐气息几乎弥漫在他昔日的整个社交圈中。于是这位八尺大汉从藏身之处走出，昂首走进了警局。如今他在澳大利亚的建筑工地上每日抬高上低，竭尽全力，然后将换来的血汗澳币寄给国内的政治受难者们。在国内，象他这样的\”劳改释放犯\”生存及其困难，于是他逃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他靠干体力活能养活自己的家庭，还能给自己的朋友提供天大的帮助。
每次来到海边，我就想念他，因为我能想到将我们连结在一起的，除了自由，只剩下大海。他在南半球的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工作，你见过工地山东建筑工人吗？就是那样。我问他：\”既然如此，那你自己为何不去刷白灰？\”他说：\”我眼睛不行，那种活要眼神很细。\”他忘了，我的眼神比他更加不行。\”你来吧，咱们兄弟在一个工地上干活，干完了回家，喝点二锅头……我现在是澳大利亚公民了，如果中国自由的时候，我能动，那我就回国，我开一个书店，专卖公民文化的书……要是到时候我已经老得动不了，我就在这里捡垃圾过日子。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收容了我，到时候我效忠这个国家……\”
但是经济危机爆发了，澳洲的建筑业全线崩溃。他又回到了自己刚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老本行：搬家。比建筑工地更辛苦，收入更低，可是他帮助国内受难者的钱却更多了。
开一个书店，卖公民文化的书……书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们，都和自己一样，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满怀良好愿望，然后，他们买走自己心爱的书，同时也是他们心爱的书。就象一位爱花的女士开着一个花店。
我的老师姜福帧在青岛开着一个狭窄书店，他有很多公民文化的书，但是没有一本摆在书店里，那些书卖不出去，没有市场。三十年前，他就渴望着书架上摆的全都是他那些宝贝书，但是三十年过去了。只有自由了，那些书才会有市场，它们不会再受到压制、审核、限量印刷……但是自由没有来，人世却渐渐沧海桑田。三十年前，他是民间刊物《海浪花》的编辑，那份刊物由他和几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共同主办，共同承担。那时他是位青年工人，自由、爱情和书籍，美好的前景……不久《海浪花》被迫停刊，十年后，这位而立之年的工人成了政治犯。北墅监狱里，八年时光弹指而过。整个山东因学运被捕的人们，被关押在两个监狱：潍坊以东，皆在北墅；潍坊以西，俱在聊城。当局已经将他们准备好，悉数押往新疆建立集中营，政治犯们按序列编号编队。集中营计划最后被取消，否则他们的命运就将和反右运动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到戈壁瀚海深处一去不返。
我很少喝酒，酒量亦有限，但是在姜福帧先生狭小的书店里，当夜幕降临，九点过后他关上店门，我都会非常愉快地与他对饮几杯。夜深人静，那间陋室余下的空间仅够我俩坐下，就象日本民歌里所唱那样：\”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那样的夜晚多么幸福，可惜总是短暂地匆匆划过。每一次踏进那个书店，仿佛内心所有的束缚和羁绊都在瞬间不复存在。我交游不广，在我熟识的人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从未对这场民主运动有过只字怨言的人之一。我明白，并非他心中没有痛楚，不需要倾诉。但这场民主运动，是他心中最珍贵之物，是以无论这场运动如何惨淡，如何难尽人意，他都会无比珍惜这艰难的民主历程。那是他的运动，也是我的运动，也许还会是你的运动。这场运动如果发展顺利，那它不仅仅是包括你我在内无数芸芸众生的福祉，还可以使这个国家避免重蹈王朝更迭代悲剧轮回。在我们这个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王朝，每一个王朝都以对别人的暴力血腥杀戮开始，又以被别人血腥杀戮终结。其中能维持上百年的，仅有汉、唐、宋、明、清五代而已。如果有人认为红色中国将千秋万代，那绝对是个天大的笑话，历史上短命的朝代，要远远多于长寿的。尽管你我的民主运动以挑战共产党极权专制的姿态出现，若是成功，它的结局却可以挽救近亿共产党徒们在王朝更迭的漩涡中被下一个王朝血腥清算的命运，就象共产党徒们当初清算国民党一样。共产党的内部已经彻底腐朽，危机四伏，从外部看，似乎看不出丝毫危机的征兆，但是阴谋家们也许正伪装成当前意识形态最忠实的拥护者，积累权势，伺机待发。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挑起内乱。如同当年的林彪林副主席，谁也想不到钦定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副统帅，多年来正处心积虑想要毛泽东甚至整个共产党的命。在这个国家四千年来悲剧的王朝轮回中，除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导致改朝换代之外，大多数的改朝换代，新王朝皆借旧王朝的躯壳孵化。这个国家如不能如愿实现民主变革，跳不出王朝更迭的噩梦，有朝一日共产党也会被从自身内部诞生出的新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上那些改朝换代的杀戮又将重演。届时生灵涂炭，在所难免，唯有读书人，又要扬天长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万世基业\”，如果我也盗版一下\”万世基业\”这个词，那么唯一的\”万世基业\”，就是自由选举。如康梁所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古代，当面对这兴亡悲剧时，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站在旧王朝一边，将潜在的新王朝当作祸端的磷火扑灭，尽管每个王朝，每个皇帝的统治都是民之祸端；要么站在新王朝一边，将旧王朝当作暴政摧毁，尽管每个王朝，每个皇帝的统治都充满暴政。今天，我们终于有了第三条道路，一条自由、人权之路，一条通过自由选举、还政于民的道路。终于看到了跳出四千年悲剧轮回的希望。如果你对这片我们祖先世世代代赖于繁衍生息的土地仍怀有眷恋，就请你支持到为扩大这个国家的自由和人民权力而努力的事业中来；如果你已不再眷恋，你可以远走异国他乡，去寻找一个自由的家园。
在我倒数第二次离开青岛时，他因为要看店，不能送我到火车站。于是要递给我二百块钱，说是这是他为我买火车票的钱。我推辞许久没有推辞掉，便趁他不备将那钱悄悄放回他口袋里。我最后一次离开青岛，是今年三月。深夜我在徐州下车时，一掏兜，发现多了二百块钱。凌晨了，我站在徐州火车站黑暗的广场上，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城市的土地。但是我联系不上我要寻找的人，只有手里捏着那两张钱，茫然地站着，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那是我老师姜福帧先生的血汗，我握着它们，茫茫夜空里仿佛浮现出他微笑的面庞，在他狭小书店的灯下。那一刻，一种我从未感到过的沉重责任感忽然涌上心头，似乎是整个生命的呼唤。我已经是个有四年历史的公开反革命分子，在过去，都是别人在为我承担责任，如今，已经到了应当由我去试图为别人承担责任的时候。四年了，我已不是一个小孩而步入而立，是的，该是站立起来的时候了。
在我被监视居住在家的那些日子，曾经乘车到怒江边去买咖啡。云南的小粒咖啡，据说可以和美洲那些著名咖啡品种相媲美，只有在怒江边的几个山头上才有出产。我在路边拦住汽车，然后在车尾找了一个座位坐下。车上的电视机里在放《大独裁者》，我喜欢这部电影，它把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融为一体。我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牧师们说，犹太人受了四千年的深重苦难，可我翻开圣经，犹太人的苦难和我们中国人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四千年所受的，远远在犹太人之上。我时候我会哭，上帝啊！你在哪里？难道这样的苦难你也忍心不来相救吗？\”电视上，犹太人们在冲锋队的压迫下渴望逃到另一个国家去，他们说：\”你看，西尔维亚……那是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田野里开满鲜花，那里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园……\”我不能听那台词，不能听到那个揪心的词。汽车在山路上颠簸，尽管我拼命仰着头靠在靠背上，满眶泪水仍被颠落几粒。犹太人没有祖国，所以有自由的地方，便是他们的祖国。而我却有。如今，犹太人有了他们自由的以色列，而我自由的中国仍遥不可及。
一天夜里，在青岛的海边。那天我本有一张从青岛开往大连的通宵船票，但是我错过了航船，只好等到下一天再走。我在海边，打算就这样一夜直到天亮。潮水已经涨起，半月当空，风声正急。我想象着自己就是雨果《海上劳工》中的主角吉利亚特，亲手为心爱的人缔造一个幸福之后，一边目送着爱人的航船在幸福中远走，一边任凭渐涨的海潮将自己没顶。面对大海，我又想起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那是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田野里开满鲜花，那里会有一个幸福家园。我的大哥孙立勇，他正在澳大利亚当搬家工人，每天背着沉重的家俱爬楼梯，十几个小时，然后将挣来的血汗寄回国内。他曾邀我去澳大利亚，那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对他说：\”不！孙哥，我不去！除非我的中国自由了！\”犹太人没有祖国，所以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但是犹太人最终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而我的大哥孙立勇他不是犹太人，他在澳大利亚，若不是因为自己的中国，那他说什么也不会去澳大利亚。他才是真正的吉利亚特，亲手为自己的祖国缔造着幸福，然后准备着，待到祖国自由的时刻，随着涌起的海潮沉没。
我要驾一叶风帆，当我们祖国自由的时刻。向南穿过太平洋，那是澳大利亚，我的大哥孙立勇在那里拣垃圾，他为自己的同胞竭尽全力，我要去接他回来。我会对他说：\”孙哥，你看，中国，那是个自由的国家，那里鲜花盛开，那里可以做我们的家园……\”要是他不肯回来，我就和他一起拣垃圾。如果到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老得动不了，甚至还可以去刷白灰，我虽然瘦弱，但会是一个好粉刷工，会的。
八
大夏！
除你之外，
还有谁
能读懂我心里的忧伤？
当西风渐渐
吹开你胸怀。
再没有匈奴黄草，
再没有飞雪的胡天。
在过去的四年，我的旅程由很多部分组成，派出所，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一般情况下，我走到哪里，和当地的政治警察们大抵可以相安无事，互不叨扰。但是走得多了，总难免要进去几次。有些时候，他们的目的仅仅是把我赶走；有时，会比赶走更严重。这些时候，往往是那些极其敏感的时段，比如说六月初，比如说某党开会。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是我无法预测的。因为有某\”大人物\”来到当地，为防万一，需要清场。我并不知道\”大人物\”来了，当地的\”老猫\”（我故乡人们给警察这个行当起的外号，就象很多地方称之为\”吃狗食饭的\”。）们正神经高度紧张，万一在\”大人物\”眼皮子底下出什么差错，他们谁也担当不起，于是宁肯错杀一千。
人们经常听说，有城管打死打伤小贩。并将城管们，视为这个国家最恶劣的走狗。但你若是认为，那仅仅是一群城管流氓的个人行为，你将大错特错。那些死在流氓城管手下的小贩们，并非源于城管们的个人行为。悲剧的发生，大多源于\”大人物\”们的到来。\”大人物\”车队所要经过的街道，必须清场，必须保持\”市容\”美观。否则看见什么碍眼的，\”大人物\”不高兴，下面的小官小吏也要倒霉。所以城管们宁肯把人打死，也要清场。因此，害死害伤小贩们的罪魁不是城管，而是官僚机制中的\”大人物\”们，他们甚至不用任何一个眼神，就能荼毒生灵于无形之中。
我曾在在蚌埠市禹金区长征派出所里的椅子上呆过两夜。头天夜里，我以为他们仅仅是要将我赶走了事，但是二十四小时过后，他们仍未决定将我如何处置。我明白，此番结局已非被赶走那么简单。今年是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又是所谓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法轮功被镇压十周年；还有红朝六十年……经济危机的大潮正序卷全球，各地工农抗议事件此起彼伏，看来对我来说，是流年不利。于是我坐在椅子上，静静等着政治警察们到来。果然，一夜后来了两男一女三个密探，年纪都已不小，看似是\”有头脸\”之辈。他们想问我从哪里来，见过谁，我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局面很无聊地僵住，那时我脑子里一片浆糊，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的生命休眠。忽然，那个女的问了一句：\”认识杨同彦吗？\”在政治警察惯有的凶悍、狡诈和面无表情、机器一样的冷漠中，她的语气里似乎隐隐透露出一丝悲哀。当然，更可能仅仅是我将自己内心情感投射于她而已。
\”杨天水！\”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因为他，我痛恨你们这些国保！我这几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来得及见他一面。\”
我的老师杨同彦先生，他在镇江的监狱里，这是他的第二场牢狱之灾，第一次是在1990年，那一次十年；这一次是在2005年，十二年。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听说过他的很多掌故。他的美名在全中国的异议份子中流传，他给朋友们的送酬之物，都被完好地保存着，睹物思人之时，愁肠千结。杨天水这个名字，是忠贞的代名词。他对自己极尽节俭，对朋友古道热肠，有求无不倾力。我所认识的每一个见过杨同彦的人，对他的回忆都充满美好。我的朋友王庭金先生，他太太对我回忆道：在王庭金先生被投入劳教队的那些年头里，有一天，她家中已经告罄，举目所望之处，仿佛没有任何出路。那天正好杨天水先生来到，递给她五十块钱。我相信，那五十块几乎是他最后的钱。王太太凭借这五十块钱，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说，脸上浮出百感交集之色。
那女密探似乎有些慌乱：\”他又不是我们蚌埠……是镇江。\”
如果我是个稍微好斗一点的人，我会对她喊：\”你们蚌埠残害了张林！\”
政保处的警察，毁灭着我们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儿女，照诅咒的说法，要遭天打雷劈。共产党徒嘴上信奉无神论，不怕天打雷劈。但是我知道寺庙里上香上得最阔绰、最殷勤的，就是共产党徒。为了混一碗饭而作恶，实在是可悲之极。吾国曾有古训云：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而自夺其志，则更是愧对先祖教诲。
王庭金太太，我们称之为\”张姐\”。她厨艺一流，每次我来到蚌埠，她都要特意烧一些带辣味的菜肴，希望满足我的胃口。虽然对我来说，能够在她家用一顿晚餐，哪怕粗茶淡饭亦是人间佳肴。但身为主人，她总是要为我准备一桌子丰盛的宴席。有一天我衣服脏了，王庭金先生问我：\”可会洗衣服？\”我有些哭笑不得：\”连衣服都不会洗，那我还能干什么。\”但他还是要求我将衣物换下，让他太太给我洗。我说只穿了一条裤子出门，没有换的了。王老师想找一条他的裤子给我，但不合我身。这时他太太说：\”天水有一条裤子在这，他们俩身材差不多。\”
初时我虽没有谢绝他们的好意，但心底一直试图推辞。听到此处，我决定不再推辞：\”啊！那可是革命的裤子！\”于是大家会心地笑了。我欣然换上杨天水先生裤子，希望这不仅仅是件衣物，它身上寄托着我对他所有的牵挂，也承望它，能将天水先生的精神传承给自己，哪怕仅仅万一，我亦引以为荣。
小时候，当黄昏降临，爹娘不在，我需要独自一人入睡时，便会象做噩梦一般幻想起来。屋外有奇形怪状的妖怪们在敲我的门，叫嚷着我的名字要求我开门，理由是它要吃我。这样的幻境中断了近二十年，当我步入而立，有一次睡在异乡的旅馆里，它重又出现在脑海。不过敲打叫门的不再是妖怪，而是警察。
我告诉我的老师李海：\”我感到自己胆怯，当初你是怎么战胜它，又是怎么做到？\”他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在北京良乡监狱坐了九年大牢，因为他收集了一份六·四民主运动受迫害者的名单。名单上许多人是被关押在北京各监狱的政治犯，共产党当局感到惊异，那些系狱者的名字，都是所谓\”国家机密\”，如何会被他得知？莫非他在各个监狱都有联系网？于是将他投入良乡监狱这个从未关押过政治犯的地方。曾经的政治犯们告诉我，一个监狱，关押政治犯越多，历史越久，其对政治犯的迫害就越轻。因为政治犯们懂得抗争，一代代抗争的历史越悠久，狱方对政治犯的态度也就越收敛。李海在良乡监狱的九年，可谓受尽折磨，难以想象。当他被捕入狱时，必须守口如瓶，否则必将牵连无数。
他回答：\”我和你一样软弱、胆怯，但当你身处那种特殊环境，除了去面对它，你别无选择，到时你自然就会调动你全部的生命力去面对它。\”
相对而言，蚌埠的政治警察对我还算客气。在贵阳的政治警察那里，他们破门而入，当胸一把：\”我们派出所的！\”我明白他们是政治警察，狗屁的派出所。血往上一涌，又强行按住。他们见我脸上色变，叫道：\”你想怎么着？这里是贵阳的地皮，在老子们的地面上你还想怎么……\”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是大概记得是在对我说：若是不听他们的，便叫黑社会废了我。或者废了我在贵阳的朋友，威胁要让城管扒我朋友的房子，说那是违章建筑。时至今日，想起时仍屈辱万分。我舍不得自己，象杨佳一样和他们同归于尽，或者是没有勇气和他们兑子。这是我的失败，人不能失败第二次，当我从贵阳被赶走时，火车上暗下决心：再有下一次，我便喋血当场，要么是我的血，要么是他们的，或者兼而有之。为此，我常暗中向祖先的英灵祈祷，请他们赐我力量。
我穿着杨天水先生的裤子，坐在被押往派出所的路上，一个蚌埠年轻警察（也许是个协管员）坐在我身边，用从我身上掏出的水果刀敲着我的头，鼻子里趾高气扬地哼着：\”这是什么！\”屈辱再次涌上脑海，那一刻我恨自己的天性，竟然如此不好斗。但是那一天我刚刚换上杨天水先生的裤子，虽然当时对此毫无意识，但我抬起头瞪着他：\”这是水果刀！地摊上一块钱买的，虽然是把水果刀，但你要是用它来杀我，肯定杀得死！\”他木然了一下，仿佛没有反应过来这话什么意思，接着又用他们这个行当最惯用的语气问我：\”你想怎么着？\”我告诉他：\”我想怎么着？你看看你什么态度？你对我这态度，你还想我对你怎么着？\”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自己从未象当时一样热爱自由，哪怕是在那些被监禁的日子里，也远远不及。尽管我明白，坐上他们的车，监禁的日子，正步步向我走来。然而自由，那令人敬畏的强大力量亦在彻底解放着我，过去几年以来，她渐渐打开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对她完全敞开。我不再恐惧，不再试图为自己这一去假想一个轻松的结局。而在过去，每当面临此境，我都会一厢情愿地幻想，此一去老天保佑，不要太过于严重。然后为自己假想那些轻松的结局。萨哈罗夫先生曾经说过：\”自由总是最先解放那些最热爱她的人们！\”请你不要悲哀，认为自由离我们这片土地很远，认为我们的人民并不热爱自由。请让我告诉你，我就是人民，并深深地明白自己对自由的热爱究竟何等之深。
如果杨天水先生知道，他会感到欣慰的。
九
让我带你，
历尽故国的秋天。
趁着寒霜初降，
趁着黄草未衰。
我珍惜我的运动，即便没有能力为之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但我绝不会去伤害它。就象自己心爱的姑娘，也许我没能力为她谋求巨大的幸福，但我会万分珍惜，决不做任何令她受伤害之事。
请不要说这不是你的运动，若是没有它，没有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努力和牺牲，迫害此时也许正降临在你的头上。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专制者的统治权威越弱，人民所需承受的苦难就越轻。是数十年来，持不同政见者们一代一代的顽强挑战，也因极权专制制度自身内部相互残酷倾轧的天性，令今天的统治者再也无法树立高度权威，要想坐稳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他们必须一步一步放松对人民的钳制，以安抚人民，将我们稳定在各自的小生活中。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象毛泽东一样呼风唤雨了，在毛时代，毛泽东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消灭异己，自己却稳坐钓鱼台。如今，这种力量稍有升温，其矛头所指极有可能不再是统治者的异己，而是统治者自己乃至整个统治阶层。是持不同政见者们看似蚍蜉撼大树般的挑战，多少人昂首走进苦难的历程之中，才有了今天这相对不那么糟糕透顶的世道。
一个怪物再怎么强大，我们若去主动挑战它，它必然要渐渐疲惫受损，这挑战坚持不懈，则其怪自败。我们若是不反抗而任它蹂躏，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会远远大于去反抗，而它却毫发无损。当这个怪物伤害我们的时候，它若是觉得我们可以随意蹂躏，则蹂躏将永无休止，日甚于日。若它明白将遭来反抗，那么即便它能够扑灭一次次的反抗，它也将有所收敛。这个怪物同样面临无数难题，它从自己的地盘上收集能量、需要充电、需要喘息、需要享乐、需要安排每一步都行程、需要蹂躏我们给我们带来恐惧而放弃抵抗它的念头……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它所面对的各种难题之一。你若不去挑战它，那它就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计划安排一切，它将永远是一台强大无比，充满能量的机器怪兽。而你若是主动反抗，则它想要进行收集能量、充电、喘息、享乐等等行为时会不得安宁，总是需要分心应对挑战。尽管每一次挑战都看似被它轻松化解，然后那些反抗者因之大祸临头。但这些挑战扰乱了它正常的生理节奏，只好日复一日渐渐疲惫衰老，直至最后死亡。
在很多地方，政治警察们曾试图和我辩论，这种辩论并不对等。一边是我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另一边是他们在\”例行公事\”。他们口中所言并非心中所想，而我却是。因此，辩论的结局可想而知。到了最后，他们往往只好说：\”不管怎么着，你必须承认共产党也在进步。换了文化大革命，一万个欧阳小戎也死了。\”我告诉他们，这后半句我承认，并对他们讲了一个我从别的政治警察那里听来的故事。
有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每天除了混工分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亦什么也不管。那时出工的田间地头，插有带毛泽东头像的宣传牌，大队干部所谓\”请毛主席来视察\”。正出工间，一阵风吹来，宣传牌摇摇欲坠。这位农民先生急忙向宣传牌奔去，想要扶住它，口中一边喊：\”毛主席倒了！毛主席倒了！\”他当场被逮住，然后立刻给他开了一个批斗大会，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他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不久，这位农民先生被批斗死了，他的家庭也因之成为被克扣口粮的对象，因为吃不饱，家中好几个孩子被饿死。
六十年前，一伙强盗闯进我家门，并霸占了我的家，给我的长辈们带上镣铐枷锁，稍不如他们所愿，或者他们心血来潮，便有断头之灾。如今这伙强盗继续霸占着我的家，只不过把枷锁镣铐换成麻绳，杀头换成监禁，如果我足够奴颜，甚至还可能赏我一点蝇头小利。因此，这些强盗就要我对他们感恩戴德。发他的春秋大梦！这是我的家园，除非强盗们滚出我的家园，并在滚蛋之前跪在我先人的灵前乞求忏悔，否则，我将抗争到底。不然，我何以在每年清明和中元，在坟头或是香位上见我泉下先人？
也许你身在这场漫长的民主运动之外，但她同样是你的运动，你在从中受益。专制制度必有终结之日，因为无论怪兽如何放松钳制，没有真正的自由，人民总是不会满足。人民中会走出一代接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去挑战它的统治权威。而自由来临的速度，取决于我们是否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民主运动，这种珍惜是我们努力和团结的源泉。自由不会从天而降，更不靠权贵们的恩赐，从天而降的是雨雪，权贵们扔过来的，只可能是狗骨头。她靠你我一点一滴的血汗积累而成。如果我早生十年，几乎可以断言我已进了监狱，但是十年之后，社会正在悄然变化。我在享受着前人血汗和苦难换来的成果，当然，你也同样。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若懂得，那我们就有机会在新的专制王朝诞生之前，实现我们这个古老而又迷惘的国度那已孕育了百年的自由之梦，这片土地上将站立起一个民选的国家：你的国家，我的国家。若非如此，那我们将跟不上王朝更替的速度，这个国家迟早将被那轮回了四千年的悲剧宿命推进深渊，战火和迫害的洪流将重新淹没我们的子孙后代甚至可能就在我们来不及死去之年。这是你的运动，我的运动，我们无数受害先辈在天之灵的运动，我们孩子的运动。
有时我会感到，自己一生就是个奔波的命运，因为只要我一踏上旅途，无论长短，都会精神抖擞，感到自己内在充满力量。而当朋友们希望我在哪里静静住下来，反而会觉得怅然有所失，进而无所适从。因此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坐上我的火车扬长而去。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感谢命运让我与他相识，并有与他同车共济的美好回忆。你知道吗？那是多么美好的幸福？把政治警察全都抛到脑后，与一知己之士云游四方，拜访那些素未谋面却又心仪已久的人们。那时候我们是彻底自由的，我们俩坐着火车绕中国兜了半圈。那年我三十岁，他四十八岁，不过路上的人们常常认为他比我更年轻。我喜欢这样一位旅伴，英俊、彬彬有礼、志向远大、思想深刻、明鉴秋毫……一九九五年，他参与了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组建，然后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拉横幅和撒传单。那一年他三十五岁，正是黄金年华。当我和他肩并肩坐在火车上，看着他在我身边打盹时。我会闭上眼，想象着他当初从贵阳千里迢迢去向北京时的情景：三十五岁，还很年轻，以他现在的相貌推测，当时他看起来应该只有二十出头。火车轰轰向北，白昼、黑夜、隧道、车站、山岭、原野、长江、黄河。此一去必是有去无回……我也曾有过这种有去无回的感觉，那时我和一群农民乘坐一辆农用汽车，沾他们的光，不用掏路费。当那一去难返的感受袭上脑海的瞬间，泪水在晨风里被蹦跳的车轮颠落。但那一次我并没有真正地有去无回，而他却是。他去了广场，撒下传单，然后是五年黑狱。民主党贵州分部是中国公民第一次公开组建反对党的尝试，先行者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些来自贫瘠高原山区的人们，成了中国最后的反革命。在他们之后，《刑法》第一条反革命罪被改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一百零五条煽动颠覆/颠覆国家政权罪。实质没有变，换了个名称。从此反革命这个名词从共产党的教条里寿终正寝，然后，无数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地以\”反革命\”自居。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诗经》，我在路上带着她，尽管有些篇章我可背诵，但我还是喜欢阅读而不喜欢自己背诵。黄燕明先生在我身边打盹，深沉夜幕在窗外无穷无尽地掠过。我翻开我的《诗经》想要读几句。要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或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但是我感到双眼迷离，仿佛什么也看不见。目光落在书上，思绪却不知在哪里飘荡。书上的诗行似乎变成了甲骨文，那是三千五百年前便写下的命运。甲骨文我一个都不认得，但我识得命运。那诗行这样写道：
不孝完淳去也，
翻开是两行热泪。
卿卿意映如晤，
合上又多少柔肠？
我一惊，定神过来，我们不会有去无回，至少这一次不会，只是探亲访友而已，若是探亲访友都会有去无回，那么命运啊！让我去做半个，要么四分之一个，或者万分之一个林昭。再看一眼手中的书，正好翻到\”燕燕于飞……\”自由，多美好的自由，若是再没有政治警察，带着新婚的妻子，燕燕于飞……
他正在进行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叫做《民运家谱》。从古至今梳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反抗历程，这个计划令人敬佩。但以我个人的看法，似乎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勉强。因为虽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的传承关系，然而中国古代的书生、文人，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是存在明显的分野，并不能等同于同一类人。当然，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论题，不过无论你对此持有何种观点，都不能否认：梳理数千年来这种为认知而反抗的行动中，源远流长的传承关系，其中深刻的意义所在。
这部《民运家谱》，在洪哲胜先生主持的《民主论坛》上连载。洪哲胜先生是台湾异议人士，年轻时被迫流亡美国。当台湾实现民主化之后，又拖着老病之躯，全力支持大陆的民主化。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刊物所涉及的一切事务，莫不躬亲为之，生怕浪费了一个小子儿，从而亏欠了作者的稿费。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们，从《民主论坛》处受益无数，但是坚持了十年后，《民主论坛》还是令人痛心地因财政原因被迫停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位曾为《民主论坛》撰稿的人，都亏欠着洪先生的情义。\”他与我们本毫不相干，他的理想–台湾的自由，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回到自由的台湾，或者是在美国逸享天年。但他却把自己的老命又搭进大陆的自由这一更加漫长的巨大漩涡中。
洪先生行事从不拖泥带水，在我为之撰过稿的各种刊物中，《民主论坛》编审效率最高，稿一投出，往往十五分钟不到便有回复；编辑部最精简，有时仅有洪先生一人之身扛起整个刊物；稿酬发放最及时，且从不拖欠。除了投稿相关的问题之外，如果还有其它问题想要向洪先生请教或者求助，他同样以我所见识过最快速高效、最热情、最符合自由原则的态度以予支持。
我与他年隔四旬，交流起来却全无困难，通信中，他的言辞孩童般充满顽皮。让人难以置信，一位花甲老人，每日无休止地重复着无数琐碎却又令人头疼不已事务，仍然时刻保有一颗顽童般天真乐观的心态，这是一个奇迹。我相信，只有自由那伟大力量，才能造就这种奇迹。
就象大陆有很多繁体字的支持者一样，在台湾，也有不少简化字的支持者。洪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念书时曾经自己发明过一套简化字。由此你可以知道，他是位天才，这不足为奇，他十八岁时是中华民国全国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理工类第一。不要以为台湾弹丸之地，大陆人口六十倍于台湾，联考冠军不足为奇。大陆考生若能考个万人之冠，到了台湾，恐怕百人之中，也排不到首位。在这一点上，除了蚌埠市的头号反革命分子张林，鲜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张林在八十年代初参加高考时，政治考了个不及格，但仍是安徽省第二名。若不考政治，他恐怕会是大陆的全国第一。
我问他：\”哇噻！你是不是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自己发明一套文字让密探们看不懂？\”
这想法显得有些诗化，发明简体字，是为了记笔记方便。也许你不太了解民进党人是何等形象，那么请让我告诉你，洪哲胜先生就是民进党一员。\”我是个河流工程师，\”他说，\”要不是因为年纪轻轻参加民主革命，我会是亚洲最好的河流工程师。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沿着长江、黄河来回地勘察，一粒沙子一粒沙子、一滴水一滴水地了解熟悉她们，我一定会是她们最好的朋友。\”
\”先生，现在你就是她们最好的朋友，等大陆自由，我们接你过来，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她们了。\”
\”也许，那时我可以重操旧业。\”
\”我可以给你打下手，我还可以写很多诗。\”
\”是的，我们用脚走……\”他说了半句，然后没了下文。也许又为编辑的事务操劳去了。
黄燕明先生坐在我身边，我们准备一路同行，绕它大半个中国。他目光望着窗外，也许又在沉思他的《民运家谱》，要么想起十三年前，沿着同一条铁路北上时的情景。武昌城已退到身后，百年前，这里的枪声惊动着数千年的专制长夜。长夜犹自未醒，你我脚下的道路，早在百年前便已命定般铺展开去。在没有踏上之前，你也许会觉它难以承受，而你每往前踏出一步，都会愈发觉得自己身似离弦之箭，命运那强大的力量在背后推动着你，按着祂早为你设定好的方向，不可回头，不得偏离。你的一生，将换得自由一箭之程。窗外，长江滚滚，沿着他的目光向东逝去。我曾住在长江尽头，另一头住着一位姑娘。如今一切恍如过眼烟云，更似如斯逝者。江水雄浑，太平洋在远处召唤，由是江流千古。向东穿过太平洋，那是花旗国，一个自由的国度。年迈的洪哲胜先生住在那里，眼前这流向天际的江水，是他少时梦中最好的朋友。他对我知遇知恩，我永远不敢忘记，就象不敢忘记脚下，长江正东去不休。
十
你呀，你呀！
别再孤独地在窗外飘零。
来我掌中融化，
我早为你
准备下一捧赤诚。
\”汽车穿过北国的原野，秋深了。车上拥挤，却没有多少喧哗，人们脸孔灰暗，愁色沉淀在眼底，仿佛已经数十年。李海在我身边低声诵着佛经，天有些冷，夕阳从斜后方透过车窗投在他肩膀上，我们要去找李金芳，她正为我们精心准备着晚餐……\”
我的老师李海坐在我身边听我念叨着这些句子。\”象普希金，\”他说，\”平静、毫不用力、没有词藻、没有修饰，却让人感受到平淡表面下头深厚的情感。\”
我喜欢和他讨论一些艺术、哲学和宗教问题。他是个所谓\”用嘴巴来思考的人\”。当他不想动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也很少动笔作文。可是只要你把话题挑开让他进入状态，他那不可遏抑的、极度饱满的热情将带着他的思绪滔滔不绝，数十年来思想精华仿佛倾巢而出。甚至不用你插嘴与他对话，他可以自己一个人极其专注地说上几个小时停不下来，并且既深刻无比又精彩绝伦，堪称大师。
有幸一睹此景的人并不多，我非常幸运地成了其中一个。他极少进入状态，人们喜欢打断他，而不是听他说什么。
李海先生生活极度节俭，穿着打扮，给人第一印象就是个地道的苦行僧，如果有朋友送他什么礼物，大多会选择衣物之类。有一天，我俩在路上走着，准备去乘地铁。迎面走来两位知识女性打扮的中年女士，其中一位忽然喊他的名字，将他叫住。我在不远处，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隐隐感到那女士看他的眼神中，似有悲喜交加之色，那是一种想要体恤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的神色。他们告别之后，我问：\”你们莫非曾经……\”他答：\”老熟人，多少年没见过了，我在中医学院时候的同事，当时曾经有人想撮合我们。\”
他曾是北大的硕士，又在中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教过几年书。后来，他成了政治犯。在异议人士中，他以替他人不辞辛劳奔走效命著称。有时候连续好几天，从早跑到晚，为帮助外地来京的人找个合适的住所。他胃口很好，我时常见他煮一大锅面条，甚至连盐都不放，连带面汤唏哩呼噜吃下肚子，当作一天的能量。有一次我在他锅里发现了上顿未吃完的一些面条，连汤带水烂成稀糊，锅中一股馊味。于是我把面条倒了。他没有找到他的面条，对我点头赞许：\”你把面条吃掉了吗？\”我说我倒掉了，他脸上闪过一丝遗憾，又立刻收住。我连忙补充：\”我闻到一股馊味……\”他答：\”我放过醋。\”
他家中备有速冻水饺，那似乎是他最高级的食物，专门用来招待来客。我从没见他浪费过一点粮食，仿佛粮食是他的情人。我问：\”这东西我吃不下，你是怎么做到常年吃它的？\”他告诉，他就喜欢这样吃，从小就喜欢，一锅面条，有时放点醋或者番茄，有时连盐都不放。\”我觉得很好吃，从小到大，一直觉得它好吃。\”他说。类似的问题，他都做类似的回答。比如他说：\”我就喜欢穿胶鞋。\”\”我最爱便宜货，买一个便宜货回来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李海先生是我真正的老师，也是我这一生所遇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我异议生涯的开端，是在二零零五年为洪哲胜先生的《民主论坛》撰稿，但那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开端。我的异议生涯，其实质意义上的开端，要从与李海先生熟识开始。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会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的话，也从未对我做过一件可能令我将他牢记在心的事，从来没有\”教训\”过我一句\”你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如果他做了某件事没有如你所愿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指责他，因为人们不用思考，就能凭借潜意识知道：无论如何指责李海，他都不会因之心生芥蒂，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正因如此，我对他的敬意更甚。他总是在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送来帮助，且仿佛那些帮助本该就是我所应得的，没有他，也同样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我明白了自己过去三年的经历是何等荒唐。过去的三年中，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无尚荣光和自豪，我为自己从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职员瞬间变成一个反抗强权的志士而自豪，我以为自己已经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当回头想来，不过如同儿戏一般，我并不明白什么叫异议人士。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反而认为自己是坚强的；在我糊涂的时候，我反而认为自己是聪明的；在我犯下过错，甚至违背常识性原则时，我反而认为自己是高尚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明明不过是在玩着小儿科般的游戏，却自以为自己是个英雄。
\”我和你一样软弱，一样糊涂，一样地行了许多阴暗的事。\”他说。\”那是因为你的处境还不够严酷，所以你在潜意识里还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力全部调动起来。\”
我听说过很多异议人士对我讲述他们在狱中的经历，而李海先生却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我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没有人因他受牵连。良乡监狱的九年，也许比秦城和二监的十余年还要残酷。出狱几年之后，他仍然时时头晕；因记忆受损，什么都要用笔记下来，以至于到处写得密密麻麻；长时间以来，睡觉不亦能见光，不能上床，只有在地铺上才可以入睡……这些仅仅是一个外人能观察到的，真正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晓。
有时候他和胡石根先生相对而坐，那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场面。十七年后重新聚首，早已物人两非。一个头发依然乌黑，却面色晦暗，血色全无；另一个面色时常绯红，似热病初发，而满头俱是北国初雪。
他们在九十年代初便已熟识，1992年，胡石根因组建红中国第一个民间反对党–自由民主党，被投入北京市第二监狱。当年李海是组党举动的坚决反对者，但是李海也未逃脱专制魔爪，胡石根入狱三年后，他亦步老胡后尘而去。这是一个异议人士们不可逃避的宿命，反对专制本身，就是天大的\”罪过\”。你若是热爱自由，便会驱动你去做出反对它的举动，于是命定的结局便无可逃避。只不过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是未知的。当你为自由事业努力奔走时，你也许来不及考虑后果，然后当你做出反对举动之后，才明白一切已成定局，命运已无可逆转。当年李海先生清晰地知道组党行动的后果，因而坚决反对。但是他可以反对组建反对党，却无法阻止自己去为政治受害者们奔走效命，于是他，也会落得一个和老胡一样的结局。
十一
你在冰河下呼唤，
你在腊梅香里萌发，
你已来到洁白的田野，
年年岁岁，
你为我送走王孙。
我爱北国的冬天，纷纷扬扬一夜之后，这茫茫尘世，宛若一夜之间便被洗得干干净净。那时思绪变得柔和深远，没有躁动，没有喧哗，所有的热情都将沉淀得清澈见底。
有心疼我的人对我说：\”你是个写诗的，不好好写你的诗，来掺和什么反革命？\”我已重复过许多次，\”写诗的\”这个头衔太重，我担当不起。退一万步说，即便我真算得上是个\”写诗的\”，那么自由需要诗人，诗人则更需要自由。反革命这个群体，并非很多人心目中那种所谓\”搞政治的\”。只有共产党才\”搞政治\”，我们反革命不\”搞政治\”，我们追求的是活出真实的人应有的自我，让认知和行动结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我们的认知督促我们去行动，而我们的行动从不僭越我们的认知。这个群体非但不是政客的群体，还力图将政客的思维方式根除出去。这是农民、工人、商贩、实业家、作家、律师、学者、教师、记者、警察、军人、艺术家、宗教僧侣甚至共产党政权内的公职人员（真正的公职人员）组成的群体，只要你认同普适性的价值观并愿意遵从此价值观为这个国家的公共事务聊尽薄力。
作为\”诗人\”同行，我最蔑视的一个家伙是马雅可夫斯基。古今中外，能将马屁诗写到极致的，恐怕只有这位老兄。但是我却喜欢他的一段诗，虽然我无法领略俄语的美感，但我仍旧喜欢。那段诗里大概描绘了一个场景。说是粮食短缺的日子里，他在风雪中步行十多公里，敲开一位姑娘的小屋门，为这位长期吃不上水果的女孩儿送来一点胡萝卜。
这表面的场景虽然很美，如果马雅可夫斯基是个农民，胡萝卜是自己种的，那当然很美。不过极少有人会联想到这场景的背后：布尔什维克在四处杀人，实行残酷的余粮征集制。农民家电余粮是用来过冬的，抢走了余粮，农民就要饿死，在俄罗斯，冬天没有粮食，其后果可想而知。农民如果反抗，就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匪帮。于是农民被枪杀，粮食成了从匪帮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如果农民把粮食藏在墙洞里，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扒掉房子，从废墟里翻出粮食，于是农民又变成了私藏粮食，破坏伟大领袖余粮征集路线的反动富农，结局亦是被枪杀。马雅可夫斯基用来泡妞的那胡萝卜里，不知包含了多少人血，伟大领袖用来作为他写马屁诗的犒赏，然后他拿去泡妞。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人祸，象共产主义这般，仿佛地球表面裂出一个巨大漩涡，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拖入火海，数十年间，全球至少已有一亿两千万人因共产主义之名丧生，受迫害者更是不计其数。全球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占据人口的95%，他们饱受迫害且看似永无出头之日；另一个阶层占据人口的5%，他们专以迫害他人为业。而在这5%的人内部，亦是残酷地相互倾轧，他们之间的你死我活，比他们对待那95%更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切常识性的逻辑皆被摧毁，这种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悲剧居然能够发生？它超出了一切常识所能解释的范畴。于是只能推断：这些土地，这些民族遭到了造化的诅咒。
我愿意去寻找溶解这诅咒的圣水，那便是自由，你我的自由。因而，我走上这公开持不同政见的道路。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道路上行走；在我之后，还会有无数后来者。那其中也许就有你，当寒霜或者温暖的雪花在原野上降下，我在拐角处等你。就象我的老师胡石根，在拐角处等我。
我曾吃过他给我煮的面条，煮得很简单，却非常好吃。我不禁称赞：\”胡老师，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这手艺，也就看见随便张罗几下，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面条来！\”但他仍就觉得对我有所亏欠，脸上微微露出憨笑。他的憨态和我不同，我一眼看上去就是副憨相，而他看上去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只有当他咧开嘴唇，双目注视着你的时候，你才会发觉，他正不知所措。我望着他雪一般的头发，心中滋味不知该如何描述。我的英雄，我的老师胡石根先生，他在这漫长自由之路的拐角处等我。可当我来到这拐角处时，他已是满头雪白。
\”他们说我白头发不好看，要我去染成黑的。\”
他属马，我也属马。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记载里，有一匹最好的，叫\”蹄雪乌椎\”。我的老师胡石根，他历经磨难，修得乌雪之身，而我，还有很长的道路。
我们也曾沿着夜幕，穿过漆黑寂静的胡同，想要到马路边去找碗面条吃。路旁青砖的高墙，仍然没被拆去，那些高墙曾经是前清时的拘役所，他轻轻扶住我。当他的手触及我臂膀时，我忽然感到，这北京城的夜幕，从未象那一刻一般深沉过。
李海曾经对我说：\”反抗有很多种，在夜幕最深沉时候的反抗是最艰难的，老胡他们当初的举动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连一线希望也看不到。那是最可贵的反抗，就象林昭，没有任何可以寄托的人，没有任何出路……\”
整整一个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因为温室效应太过于严重，城市上空盘踞着一个二氧化碳的堡垒，水气想要靠近异常艰难。我租住在昌平郊外的一个农民家里，北京虽然不会下雪，但昌平仍有可能。但是我等了几乎一个冬天，雪还是没有来。一天，夜来寒气逼人，浑然不觉间，世界变得异常宁静，除了聊聊几声狗叫，仿佛天堂一般。我是一个公开的异见分子，我明白这一生的前途。但反革命也有权去追求幸福，我甚至觉得幸福马上就将降临在窗前。我会有一个爱我的妻子，在一个窗户朝阳房间里。我将象珍惜我们的自由之路一样珍惜她，我有权去追求这样的幸福。
正发愣间，窗外似有某种异样，于是我把脸贴上沾满水汽、冰凉的玻璃窗。才二月，这么早就飘杨絮了吗？今年春天来得也太早了吧！忽然，我反应过来：那不是杨絮，是雪！急忙推开窗户，把手伸出去，比我十七岁第一次见到她时，更加晶莹湿润，更加温暖，更加轻盈。
次日清晨，野地里已经白茫茫一片。我穿戴整齐，背起我的破电脑再次上路，脚下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吱吱声，仿佛每踩出一步，自由，那世间最柔和、最优美的女神，就在大地深处为我击掌。田野、树梢和屋顶上，阴霾皆扫荡无痕。我要去找我的老师胡石根，心中充满幸福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