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
【开蒙】習君说：“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云。此说甚好，但在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内，不可能落到实处。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只能二选一。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物本位、政治党本位、经济社会本位，制度党主制和公有制。在此三本两制之下，民生民权不可能得到重视和保护，人民必然至下，必然落在党和国家之下。儒家政治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家政治只能是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要真正以民为本，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彻底去马、全面归儒才有可能。即使自由主义也有所不及，遑论马克思主义。
【开蒙】意识形态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形态如果本身正义，出偏可以纠正，出错可以改正；如果本身邪恶，那便不可救药，只能洗心刮骨，弃旧图新，重新做党。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各有其正义性，如果出偏出错，皆可纠正改正。马克思主义的邪恶则是原则性根本性的，其恶在党主制公有制，其邪在哲学政治学，其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统统反常反动，大错特错。故其邪恶具有不可改良性。所谓改良，名不正言不顺，只能浮皮潦草半吊子半途而废，一不小心就倒退回去了。马家要真正改良，真正改邪归正改恶从善，就必须彻底去马。
【儒眼】常有人说，最大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特补充曰，更大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这里的文化，特指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其核心是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等五观。五观的落后必然导致制度的落后。例如现中国，只要蚂学在宪，就休想有宪政，休想革除以党主制和公有制为两大支柱的蚂制。在蚂宪之下追求宪政，在蚂路之上追求自由，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吾尝言，有四种人不配追求自由。这四种人是反儒主义者、物质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而蚂学正是集上述主义之大成的现代极权主义学说。这四种人追求自由，只会越追越远，不仅无效而已。注意，将清朝制度的落后归罪于儒学，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如果革命党推翻清朝及其家天下君主制，但不推掉儒学另辟三民主义蹊径，完全可以在儒学指导下返本开新，开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王道新礼制。
【击蒙】黄裕生说：“马克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就是它的历史哲学，在这种历史哲学里，历史是有方向，有目的的，那就是朝向这样的未来：更自由、更民主、更公正、更多元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盟，那里，再无阶级、再无政党，甚至再无国家，人人自由而人人自治。”东海曰：这就是在马路上追求自由的典型。四九之前这么说，或许情有可原；现在还这么说，可谓愚不可及，蠢无可恕，大半个世纪史无前例的马祸都唤不醒的花岗岩脑袋。这样愚蠢的知识群体和弱势群体多了，马帮特权阶级梦中都要笑醒。
【文化】文化决定论是东海百论之一。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对文化具有反作用。文化正邪与制度善恶正相关。要改革制度，从文化入手是不二法门。夏沫厅友言：“文化对文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超过制度因素的，但是同时文化不可能游离于制度，其传播永远是先于制度而依附于制度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转型，基本规律都是文化先行，制度破局（空降的除外）。有了这个前提，才有对于长期性的整体社会价值观重组的强力支撑和保障。没有制度的转型，文化转型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后进的文化转型作为持续，制度转型得不到持久保障。”
【文化】制度形态不行，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不行。例如，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君本主义、党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都导不出制度文明来。法家是君本主义，导出来的只能是君主极权制；耶教伊教拜上帝会都是神本主义，导出来的只能是教主极权制；马学是物本主义、党本主义兼社会主义，导出来的只能是党主极权制；俄罗斯号称民主化了，其实自由主义被民族主义架空了，故导不出真正的宪政民主来。导出来的是伪民主，是“非自由的民主”“独裁性的民主”。
【政治】政治作为诗人的关注思考对象和灵感、情感、材料来源，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其中之一。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良有以也。在后极权主义环境中，对政治刻意疏离回避，貌似清高超脱，其实恰恰堕入了后极权主义的藩篱。因为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千疮百孔，完全经不起关心和追问。即使是诗性的关心和追问，也让它害怕，也可能成为它们不堪承受之重。
【训诂】很多学者分不清楚极权和集权两个概念的区别。有人说：“极端时期须极权，方能拨乱反正。极权统治须自由之调和，方能得其中正。”这就是误认极权为集权了。极权是一种政治模式，有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极权既与西方文化和文明格格不入，又与儒家文化和文明背道而驰。而集权只是一种政治功能和手段，自由政治和王道政治都是集权和分权的统一。
【儒家】儒家是普适性与针对性的统一。这个统一在礼制上体现得特别鲜明。礼之精神万古不易，这是永恒的普适性；礼之形式因时而异，这是强烈的针对性。针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身份地位者，都有相应的礼制要求和规范。用现代话语来说，儒家意识形态具有万世不移和普适性原则性，制度形态具有因时制宜的针对性灵活性，两者又是统一的，统归于仁义。这是儒家最高原则，也是礼制基本精神。仁义二字，分而言之，仁德侧重原则性，义德侧重灵活性；统而言之，都是原则。
【儒眼】尊儒有高低真伪之别。尊之为意识形态，以之立国和治国，是高尊重，如汉唐宋；尊之为意识形态之一，是低尊重，如汉初。说马帮尊儒，纯属笑话。马帮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教育无不背儒而驰，又将儒家的言论权、结社权、教育权都彻底剥夺，防儒之口空前严密。尊儒云乎哉。不将东海捉将官里去，断送老头皮，已经是法外开恩、天恩浩荡了。
【击蒙】賦詮群友言：“天朝最應當批判、最應當改變的，不是某個具象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主義、學說，而是意識形態國家化的陋習。”东海曰：任何制度形态的背后必有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自由主义、法家学说、马列主义、西方宗教都是带有强烈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开出来的分别是民本位的礼制、人本位的民主制、君本位的极权君主制、党本位的极权党主制、神本位的准极权教主制等。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没有政治制度，不成其为国家。
【击蒙】礼文厅友言：“史学界有个公论，殷周之变大过周秦之变。殷周之变，不大为人所知而已。”东海曰：这是外行混扯。殷周之变，是政权变、制度变而道统即意识形态不变。董仲舒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周朝虽改制，但周礼参照夏礼殷礼。同时，保持夏殷二统。而周秦之变，制度形态、意识形态皆大变，去儒尊法，独尊法术。代表中华道统的儒家，既被弃若敝屣，又遭焚坑之祸。殷周之变，是古典中华文明进一步文明化；周秦之变，是邪恶势力获得政权，中华文明扫地以尽。人道之变，孰大于是。天崩地裂，此之谓也。
【启蒙】道德不虚。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必须也必然通过政治形态表达出来。政治形态的背景是意识形态，政治形态的支柱是制度形态，制度形态又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等制度。具有仁本主义道德者方为仁者，仁者为政，必然致力于建设礼制德治；具有人本主义道德者方为自由派，自由派为政，必然致力于建设民主法治。马家无道缺德，其所谓的道德，是物本主义邪道和党本主义恶德。马家在上，建设起来的必然是党主极权制。如此道德如此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开蒙】常有人说儒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可以说王道是工具，不能说儒家是工具。儒家是家，是中国人的义路仁宅，是中华精神民族魂。说王道是工具，不能简单理解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那是实现五高社会和大同理想的工具。五高者，高自由、高福利、高和谐、高文明、高幸福也。大同者，天下同归于仁也，仁本主义成为全球性的主体文化和意识形态也。只有圣贤君子集团，才能准确地掌握这个工具；只有实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王道政治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乐制度，才能实现五高社会和大同理想。
【答客】木见厅友言：“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即体现了什么样的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然也，特补充曰：什么样的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即体现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于政治道德、政治智慧、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就是意识形态决定论，即文化决定论。文化不仅决定政治，也决定人生。文化的支柱是五观：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其中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对人生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
【答客】老赵厅友言：“我不赞同文化决定论。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主要是各种力量的搏奕所造成的。”东海曰：各种力量同样有各种文化立场或背景，都被文化决定着。只要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都被文化决定着。即使不认同文化决定论者也不例外，就像不相信因果律者同样逃不出因果的天网一样。
【儒宪】有心仪儒家的群友反对儒家宪政，其理由是：“宪政就是宪政，是所有的人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签订的共同行为契约，儒家与其他社会成员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为什么要加一个儒家作为定语、作为前缀？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不平等，还算是什么宪政？”东海曰：这是名相误会。西方宪政依托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为自由宪政；儒家宪政依托于儒家文化即中道文化，为中道宪政，中华宪政。两种宪政模式，主体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同样具备宪政的要素和自由的元素。
【儒眼】不少国人将自由主义视为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环境的罪魁祸首，实属看朱成碧，视白为黑。与仁本主义相比，自由主义之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固然缺陷多多问题重重。但与极权主义相比，却有正邪善恶之别。当今天下，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污染、危害和破坏最大者，毫无疑问是极权主义，复以马家党本主义和伊教神本主义为最。君不见，当今中国社会和自然生态之恶化，财富和资源之浪费都是空前绝世的，灰犀牛控无可控，黑天鹅防不胜防，以思想、道德、制度、生育四大危机为核心的重重危机不断深化。再继续这么搞下去，整个国家都将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2024/4/2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