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的说法，2024年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政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数据安全和国际合作等九个领域。中国互联网协会说，一大批优秀企业将“通过大会平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向世界。”
但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正借助这些公司输出其数字威权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和互联网自由产生负面影响。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科技与民主事务高级研究员凯恩·威斯泰因松(Kian Vesteinsson) 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执政党以及与政府有关的一些公司正在国际上带头推动互联网的分裂，也就是让一个国家的互联网体系与全球互联网体系分隔开来。”
中国在互联网及数字信息领域的发展在过去10年是令人惊叹的，造就了华为、阿里巴巴等一批信息领域的龙头企业，但中国的互联网生态也十分独特，即基本与世界的互联网形成平行宇宙，造就了一个只属于中国的防火墙内的内联网世界。
人权团体近日警告说，互联网的分裂已经蔓延到了中国周边国家。
致力于在全球促进言论自由、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命名的国际人权组织“第十九条”（Article 19）在近期出台的报告中指出，“数字丝绸之路”目的不仅在于推进中国科技产业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还在于重塑标准和互联网治理规范。
“从自由、开放和联通的互联网转向建立在审查和监视基础上的支离破碎的数字生态系统，以确保中国和其他威权政府能够继续统治。”报告写道。
“在增强这些国家连通性的同时，让数字发展成为采用中国式数字治理的代名词。这种模式与国际人权和互联网自由原则背道而驰，通过审查和监视进行全面国家控制。”“第十九条”组织亚洲项目主任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对美国之音说。
“数字丝绸之路”让“内联网”在一些东南亚国家被接受
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人们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铁路、港口、或者是机场这样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而实际上，“一带一路”中的科技部分，即“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 Road)”，在新冠疫情之后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7年，中国国际主席习近平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上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这个倡议呼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包括海底电缆，卫星，5G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他们在当地信息通信技术市场的份额。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70%”的项目集中在“硬联通”，也就是基础设施方面。以中国移动为例，该公司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和千兆宽带网络，开通5G基站近190万个。
“第十九条”组织的报告通过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和泰国的四个案例，分析了中国通过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当地的影响力而提高这些国家政府对于中国的数字治理模式的接受程度。
以柬埔寨为例，金边政府在2021年宣布一项政令，将在2022年2月之前建设一个类似中国防火墙风格的国家互联网网关(National Internet Gateway)。该法令意味着网络首先必须连接到政府指定的终端，将限制柬埔寨人民对西方媒体网站和社交网站的访问。
柬埔寨建立中国式“防火墙”，批评人士称其“人权的灾难”
“第十九条”的报告指出，中国存在于柬埔寨数字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近年来，柬埔寨商务部与中国企业阿里巴巴紧密合作，阿里巴巴为其市场提供培训，贸易平台以及实践经验。而华为公司则垄断了柬埔寨的云服务。
卡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从中国的五年计划中可以看到，北京将与其他国家发展数字合作协议作为一个关键任务，这包括涉及信息基础建设管理等网络安全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在柬埔寨等受中国影响很大的国家，（网络）防火墙被日益正常化，这并非巧合，”他说。
尼泊尔是另外一个例子。2018年，由中国通信建设公司承建的中尼跨境陆地光缆开始商业运营，中国的华为公司也在尼泊尔开展“未来种子”公益项目，为当地人提供5G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培训。
尼泊尔政府在2023年通过一项新的国家数据安全政策，其中表示“将发展和建设内联网和国有互联网”。这里的国有互联网说的也是所有网站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终端。
中国式网络防火墙在柬埔寨遭遇抵制
不过，中国在这些国家推进数字威权主义并非一帆风顺。柬埔寨政府在2021年提出建立国家互联网“网关”，原定计划是在2022年2月16日投入使用。然而，一直到现在，这个类似中国防火墙的门户也没有建立起来。
柬埔寨政府表示，这将加强国家安全并有助于打击税务欺诈，解决网络犯罪。不过根据非盈利国际组织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的说法，一旦建立这个网关，政府将能够对人们的互联网使用进行监督和控制。所有流量数据将被保留12个月，并以可追踪个人身份的方式向政府报告。 这意味着政府能够获得金融交易、个人访问某些被视为对政府构成威胁的网站，甚至是个人所在位置数据。
柬埔寨官方在2022年称新冠疫情和技术问题将延迟该系统的实施。但分析人士指出，部分原因是柬埔寨政府面临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
柬埔寨的公民社会对建立一个中国式的防火墙感到忧虑，并向政府提出抗议。与此同时，私人企业也处于对数据隐私的担忧而对金边政府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国际社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对这个类似中国防火墙的计划表达了强烈担忧。
自由之家的威斯泰因松说，柬埔寨“网关”的推迟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将中国式的数字威权主义模式融入到一个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中是极其困难的。这项工程价格昂贵，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我们看到柬埔寨政府在这些方面举步维艰，”他对美国之音说。
第二点，他说，就是柬埔寨公民社会和商业团体的声音确实使得国家对于实施国家互联网网关的计划开始三思。他补充说，商业团体发声，是因为限制互联网的使用，或者是要求公司存储用户数据，对于公司来说意味着运营成本的大幅上升。
“审查在线言论或使获取用户数据将给私营公司带来巨大的成本。对于那些试图发展电子商务的政府来说，他们应当记住，一个没有审查和监视义务的法律环境对于那些正在评估是否要开展该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将更具吸引力。” 威斯泰因松说。
“第十九条”组织的卡斯特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在互联网自由原则基础上，扩大可用资源，支持世界各地互联网发展。
“这些资源应基于人权法和互联网自由原则，防止中国利用（这些国家的）互联网发展需求将它的服务包装成为最容易获得的选择，这通常意味着其威权模式的延伸。”他告诉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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