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呈现被问责官员级别越来越低，问责之后带病复出越来越多的现象。问责的虚化和应景，引起广大民众接连质疑。这反映出中共组织原则某种程度的失效和变异。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问责制本身背后隐约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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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2日召开会议，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似要强化行政问责。但国务院26日紧随其后发布的“对过去5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拿去年的旧事来响应中央的“新政”，却令舆论哗然。这一明显的应景之举，将问责这个“政治秀”的实质又一次展现于公众面前。


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江苏检查。(

舆论认为，中共中央此时发布问责新规定，强化亲民形象，“维稳”意味浓厚，并非真正开展问责。另外，据观察分析，由于过去问责标准不一，和各种不同目的下的不当使用，问责不仅失去民众信任，而且已继腐败、生活作风问题之后，成为各级别官僚集团进行党内斗争的工具。

问责制，英文名称是Accountability System.这是在西方社会早已实施的人事制度，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行政问责制度进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是因为2003年的SARS.标帜性的事件是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防治不力或隐瞒疫情等原因而引咎辞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问责成为“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随后的《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公务员法等，都强调了责任追究制度。2007年的十七大，推进行政问责制进入了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政治报告，将此新规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共问责制正在失去原有的政府改革意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之后，为配合这一规定，国务院26日对去5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报告做出的批覆。此次问责，一是旧事重提，现实震撼力微弱，明显是配合政策所需的政治秀；二是问责级别严重偏低。造成重大伤亡的出轨事故，铁道部长刘志军在迟滞一年多之后才领到一个连黄牌警告都算不上的记过处分。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除了当时将要到届退休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顺坡下驴式的“引咎辞职”，事发当地更是没有问责省级官员，5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件基本上没有省部级官员被撤职和引咎辞职。

这与十六大掀起的问责风暴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十六大期间，除孟学农、张文康外，先后还有2004年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因12月23日重庆发生川东井喷事故引咎辞职，以及2005年末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因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辞职，而且与今次国务院对一年前的事件问责不同，这些人都是在事发不久即被及时问责。

在突发事件越来越多，死伤人数节节攀升的情况下，行政问责呈现被问责官员级别越来越低，问责之后带病复出越来越多的现象。问责的虚化和应景，引起广大民众接连质疑。而在体制内，甚至还出现了为躲避问责而拒绝调任某些职务的情况，山西临汾市委书记一职空缺200多天，先后数人拒绝担任就是鲜明一例。这在中共建政以来，尚是首次。拒任市委书记，以及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反映出中共组织原则某种程度的失效和变异。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问责制本身背后隐约的潜规则。

潜规则之一：问责是搪塞公议，应景作秀

2009年3月20日，因三鹿奶粉事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被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而实际上，鲍俊凯早于2008年12月28日已经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同样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也同样早于去年11月就调任邢台市副市长、党委副书记，此后更于今年初当选为邢台市市长。其中，鲍俊凯的被问责最为滑稽可笑，在做出处分时，鲍俊凯已经不再担任该职务，搪塞舆情的动机十分明显。

这些人之所以在被问责之后不久即复出，就是因为在被问责时就被许以重诺，只要挡过这一阵，为其他应当负责的更高级官员挡了枪，被问责反而成为私下里认可的立功表现。风头一过，这些在党面临大风大浪时，“勇于出头担责”的干部，当然是党信任的干部，再次提拔重新任用。甚至某些干部在“勇于担责”时，就被许以升迁，否则难保被问责官员不配合。

在此潜规则下，问责制就变成了复出的前奏。说问责，就是避避风头，既对社会表个决心，又可以对上级有个交代。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罪人”，在有些上级的眼里却是好人，是“运气不好”，甚至是能替领导担负错误的人，这样的部下领导能不心疼？再者，部下者，与上级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工作上的，经济上的，不给那些部下找个出路，在私人感情上亦说不过去。这就造成了公私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不但背离了执政党的宗旨，亦损坏了问责制的威信，使问责便成了欺哄公众的政治秀。（本文为摘录，全文请见《多维月刊》印刷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