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当起义成为敏感词》，提到著名的蒙古民歌《嘎达梅林》改词一事。嘎达梅林是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草原的传奇英雄，为捍卫蒙古牧民的牧场发动武装起义，最后被军阀张学良军队杀害，壮烈牺牲。这首歌颂起义英雄嘎达梅林的蒙古民歌在内蒙古草原已传唱了八十多年，其中一句反复吟唱“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这首吟唱史诗的主题。
因为嘎达梅林起义符合中共意识型态的政治正确，在中共上台后也翻译成汉语，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蒙古民歌大力推广演唱。不过我发现在最近的演出中，“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这句歌词已被篡改为“要说勇敢的嘎达梅林”，显示“起义”在当今的中国政治环境中已成了敏感词。
“起义”一词变敏感并非孤立的个案，连中共推崇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开始成为敏感人物了。最近看到新闻说，建于北京昌平西关环岛30年，已成当地著名地标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雕像被撤除，迁回了他的老家陕西商洛。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领袖萧朝贵在长沙天心阁景区的纪念雕像也被撤走。
自中国实行秦制的两千年历史，与其他国家相比，以农民为主体的全国规模武装暴乱，即今天所谓的“农民起义”特别多，任何一个王朝一到末期，就会天下大乱，以农民为主体的暴乱四起，然后暴乱或被镇压或暴乱反叛领袖自己当了皇帝建立新的朝代，如参加红巾军反叛最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但每一次全国性暴乱并未带来社会制度的更新，只是换人做皇帝而已，改朝换代后又迎来新的天下大乱，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中国历史独特的治乱循环周期。
“农民起义”其实是一个新名词。在中共上台之前，历史学家对中国农民或底层民众为主体的武装暴乱一般以民变、XX之乱、暴动等中性或负面词称之，到中共上台，因为奉行马列主义历史观，将农民或底层民众为主体的暴力动乱全部上升到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高度，才改用“农民起义”一词。比如杀人如麻的太平天国，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不但反封建，还反对帝国主义，是一场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起义”也，为正义而发动武装革命也，之前中国人最熟知的起义就是推翻满清皇权专制的“武昌起义”，农民起义从未听说。但到中共开始写历史，“农民起义”就成为频率很高的流行名词。从此，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就是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而延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主线。我小学和中学时期学的中国历史基本就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开始，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朝黄巢起义、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一直到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和清末的太平天国，把这些历史事件背得滚瓜烂熟。
既然农民起义被老共定性为推动中国进步的历史动力，因此被历朝历代否定的反贼、逆匪、流寇就成为救民于水火的时代英雄，受到中共的歌颂。红朝作家姚雪垠曾写了长达5卷本12册150万字的小说巨著《李自成》来歌颂流寇李自成，文革中我读过部分，感觉写得李自成就像是一位井冈山出来的共产党革命家一样伟大。究其实，李自成无非是一个想当皇帝没有当成，最后失败了的朱元璋。李自成1644年称帝，建大顺王朝，但次年即兵败，逃亡途中被老百姓围杀，大顺皇帝只当了一年半。
当了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出生赤贫，讨过饭，做过乞丐，按照中共的阶级分析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而且他是货真价实的农民造反派，25岁参加农民起义军红巾军而发家，头顶上的阶级光环与李自成一样耀眼。我想要是朱元璋还没当皇帝就死于元朝的镇压，今天在中共的历史叙述中，也会被罩上农民起义领袖的光环，他的一生应该也会被后来的红朝御用文人写得可歌可泣，甚至会在安徽凤阳他的家乡为他塑像立碑。
在那个革命万岁，造反有理的口号高喊入云的时代，农民造反领袖的光环是不少人觊觎而不得的光环。湖南地主家庭出生本人还是右派的著名作家丁玲在文革受迫害时，为脱离苦境，竟异想天开地要与三百年前的农民反贼拉上关系，硬说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后人，她的朋友明史学者穆长青还煞有介事地去帮她作过考证。
红卫兵在文革曾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什么曾经光耀无比的造反现在成为敏感词？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成为敏感人物？
首先是因为时移势易，反贼当了皇帝，就怕人家造他们的反。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朱元璋出生反贼，但他当皇帝后最忌讳的就是反贼，最痛恨的就是以下犯上，所以对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将民权置于君权之上的儒家亚圣孟子大为不满，竟然一度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并下令删除四书中孟子所有民本思想的语录。
反贼出生的朱元璋坐上皇帝位后，就千方百计要把造反扼死在萌芽状态，因而实行了最极端的皇权专制，他废除宰相，皇权独揽，严刑峻法，大兴文字狱，杀尽开国功臣，恐怖治国。他还推出最严苛的基层里甲制度，实行空前的社会控制。很多研究明史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朱元璋施行的是一种皇权极权主义政治制度。这种中国皇权极权主义起源于先秦时代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到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帝国时发扬光大，秦帝国被推翻后有所减弱，但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又将皇权推上高潮顶峰，他被公认是中国两千年皇权帝制历史中仅次于秦始皇的第二最专制的帝王。
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当了皇帝，竟然比其他所有皇帝还要独裁，还要专制，还要残暴。为什么？因为他当过反贼，深知在皇权专制社会中，皇权最大，权力无边，人人都想当皇帝，都想造反取而代之。这时当上皇帝的当年反贼就会不遗余力地镇压反贼，另外则把被反贼造反过的极权独裁皇帝放上神台膜拜，而且越是专权越是独裁，他们越是仰慕不止。
最欣赏暴君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也是造反起家，上过井冈山，聚众过延安，但他却为暴君前辈翻案。明史学家吴晗在中共上台前写的《朱元璋传》对朱的暴政写得比较多，毛看了不满意，特地指示吴晗改写，说要肯定朱元璋，最终改写到毛很满意为止。
现在反贼成敏感人物的第二个原因是，打江山已成历史，现在是要保江山，“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歌颂反贼，人民有样学样，怎么办？所以不会鼓励人民以反贼做榜样。于是出现这样一种非常诡异矛盾的现像，一个以马列革命意识型态为正统，通过革命造反起家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歌颂帝王，歌颂秦始皇，歌颂康熙、雍正、乾隆，而且歌颂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前些年歌颂皇权的热播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塑造的清初三个专制皇帝形象个个高大上、伟光正，就像中共宣传中延安出来的革命救世主一样，完全违背历史真相。
皇帝可以歌颂，可以大讲特讲，大书特书，而造反却成敏感词，反贼成敏感人物，需要避免忌讳，这样矛盾诡异的现象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来源：大纪元时报（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