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年中，怀特的研究团队曾于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进行几轮的反覆调查，成为衡量中国趋势变化的绝佳指标。最新一轮的调查是在2023年透过网上进行。
归咎结构因素
数据显示，跟先前几轮的调查相比，很明显，人们对中国经济中的不平等机会与不公平体制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少，而对经济体系的责任越来越多。
在2004年至2014年间，受访者认为能力不足、努力不够和教育程度低是造成中国贫穷的主要因素。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排名第5，经济结构不公平排名第9。
原本排名倒数的系统性责任在2023年的调查中显著拉升，现在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结构性因素是解释人们贫穷的最重要因素。机会不平等跃升至第一大原因，不公平的经济结构跃升至第3名。教育仍然是第二重要的因素，但中国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本身就是广泛而持久的不平等根源和症状。
该调查也询问了中国人为何富有的原因，结果显示，个人层面的因素，分别下降至第4位、第5位和第7位；同时，结构性因素，包括良好的人脉关系、更多的成长机会以及不公平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突出。
“大数据中国”说，跟几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群众对国家经济体系和机构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机会的信心下降，但此结果尚未显现出“社会火山”喷发的迹象，因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国家的不平等和自己的生活轨迹。然而，人们的不安情绪日益加剧，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感觉更加普遍。
阶层固化
出生在中国江苏、后于香港城市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速度已经变得越来越缓慢。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让年轻人看不到向上流动的机会，失去信心与希望而变得越来越悲观。
他说，中国古籍《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曾经说过一句话：“祖旺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这句话放在中国现代社会也很有现实意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那么留在原籍是很舒服的；如果家族贫穷，就去远方发展。
徐全指出，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的青年人喜欢往一线城市去流动，因为大城市的机会多，相较于用人情社会纽带为主的小城市而言，竞争也相对公平，但问题是大城市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竞争太过激烈，而且生活成本高昂，如果想要在大城市立足，还会牵涉到买房的问题，这对年轻人是非常巨大的负担。但要他们回原籍也不可能，这些人就是因为在原籍没有立锥之地，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与地位，才没有办法在家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才会想到大城市去闯一闯。
“所以他们就成为非常可怜的一群夹心阶层，现在他们是远方也待不住，回去也回不了，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最后会形成社会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徐全说。
社会动荡
徐全表示，最近有一名来自宁夏的年轻女子陈尸在西安出租屋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名女子数次考公务员笔试都第一名，却屡屡在面试时被刷下而未能“上岸”，这则新闻之所以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与不满，也凸显社会就业压力下的时代悲歌。
徐全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慢慢消失，现在进入到社会分配制度的问题，过去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阶层必须要释放出相当一部分资源给普通大学生，否则社会动荡只是早晚的问题。
就在本月，先是在杭州发生了有外送员在送餐时，不慎将栏杆踩歪，惹得外送员向保安下跪，请求归还钥匙，以免影响其他订单派送。后在青岛也有一大学生摆地摊卖小玩具，被戴袖标的人士阻拦破口大骂，两人发生激烈争吵。这两起事件都在网上引起广大网民的激愤。
徐全表示，如果中国的大学生或青年仅仅是对自己失去信心的话，那么他顶多做一个颓废的躺平青年就可以了，可是现在问题是不单单躺平而已，当年轻人对整个国家社会民族都失去信心的时候，整个社会民情、人的心态和道德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社会极端化事件可能会变多，“其实我最担心的最大的悲剧是底层人民的互害”，徐全说。
他认为，这对中国的国运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无疑是很大的悲哀，因为今天每一个在中国底层接受过知识教育的青年人，一但出现悲凉的故事都会引起网络的巨大共鸣，这个共鸣的背后其实是泪水，最后会导致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创造力。他说：“这不仅仅是统治者的执政地位动摇，这个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它会导致这个国家最后没有前途。”
中国资深媒体人士小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哈佛大学团队的调查报告跟他对中国社会心态的观察一致。大概10年前，已经有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发出了警告，指中国已进入一个倒退的进程，未来10年中的每一年都是接下来年份中最好的一年。此后发生的许多变化大致符合这样的预测，到如今这种社会倒退已经引发普通民众心态的变化，变得悲观与焦虑。
容忍度高
小林表示，中国民众对体制不公平的感知和判断并不是近日才形成的，中国民众（尤其是非体制受益者的民众）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体制的不公平，主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国家具有压迫与剥夺型社会的特点，这种社会以一小群共产党权贵通过豢养、控制和收买一些社会附庸阶层，共同合力压榨其他体制外民众。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到如今，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运作。
不过，小林表示，中国民众普遍存在另一种心态，叫“民不与官斗”，就是明知体制很不公平，也不挑战体制，中国民众对体制的不公平性具有高容忍度，他们一般希望维持还过得去的个人生活，或者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在这个不公平体制的阶梯上有所攀爬，这样的基本心态极大程度维系了中国社会的非公义结构。
他认为，用“社会火山”来描述这种压迫与剥夺型社会的深层心理机制是很恰当的。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经济繁荣的时期，大家就会倾向于乐观心态，属于火山平静期。当下，中国人心开始将不满指向体制和既得利益阶层时，社会就会逐渐步入动荡期。当受压迫者扩展到相当的人口比例，并产生足够强烈的共情时，就是火山爆发的条件成熟时。
重塑社会行为
小林说，今日中国正是因为民众心理期待的两个层面都已经进入死局，不要说进行阶层的攀爬，就是连生存都开始受到逐年加剧的挑战，这就是当前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他也说，这种心理变化会重塑很多社会行为，调整人们的价值取向。
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虽然有穷苦之意，但更多指得是“穷途末路”，在民众大量失业、破产被逼跳楼、生病无钱医治回家等死、遭受冤屈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当涉及的民众数量越来越多，阶层越来越广时，首先可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就是刑事案件增加，但当局的反应或预防措施就是更大量地抓捕和更高强度的维稳，这些都为下一阶段的“社会火山”蓄积喷发的能量。
台湾世新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中研院欧美所访问学者吴巨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就业机会减少，除了经济放缓、产业外移，以及美中科技竞争外，中国AI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也是原因之一。
他并表示，在“国进民退”的浪潮下，中共将政治的手伸进干预经济，大家看到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被迫退休，并且权贵资本主义也造就了更多年轻人的不满。但在中共高压统治与控制下，民众的不满情绪缺乏宣泄管道，以致“社会火山”一直在酝酿，所以这跟整体习近平这几年来的威权治理是有关的。
吴巨盟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躺平、佛系生活、烂尾娃、青年养老院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垃圾时间”流行词，反映出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其实越来越不抱希望；归结起来，跟中共体制的不够开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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