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除了看有关谭作人一案的新闻外，特别注意到前中共领导人万里最近的讲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这说明中共党内讲真话的人还没有死绝。一些退了休的中共高层老同志，如李锐、杜导正、谢韬、李慎之、胡绩伟等，他们“两头真” ——少年时代为理想，老来时讲真话，但自己在位时别说不堪，至少也没有想像那般光辉。这不是责备他们在位时没有勇气讲真话，纠偏政府工作中的失误，而是描述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在位时顾虑太多，而丧失了基本政治伦理。自然，万里也是如此。他在位时不敢讲真话，如今出来讲真话，我们依然欢迎。但他们之所以“两头真”，而在位时不敢讲真话，就是因为执政党没有基本的政治伦理，不仅党外打压民众不同意见，即便在党内也压制不同的声音。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执政党没有基本的政治伦理的欲加之罪，而这样的法律条款是典型的恶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前身是反革命罪。执政党不断折腾，他们视之为革命，你起来反对他们胡折腾，争取自己的权利，便视为反革命。而此种罪名之恶之宽泛，使得所有的反对者屏息敛气，收声自闭。即便你什么也不做，只要执政党看你不顺眼，也有可能用此罪名将你判刑，我所看到的过去许多荒谬的历史材料中可以清晰地证实这一点。九十年代，官方觉得反革命罪太老土，太具有政治杀气了，于是“与时俱进”出笼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批评政府视为颠覆国家政权，其实就是把政府视为国家，把国家当一党一派的禁脔。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从法理上很荒谬，从逻辑上很混乱。国家和政权（包括政府）完全是两个概念，国家永远不可能被自己的民众颠覆——国家被颠覆消亡，只在异族占领，完全消灭该国文化以后才能叫完全被颠覆，这种概率是不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明朝被满族征服后，不算是颠覆国家的因由——只是政权（政府）可被改易。宋朝把唐朝的残余五代十国给灭了，是不是颠覆国家呢？中共把国民党给消灭了，是不是颠覆国家呢？不是。那是朝代改易，只是血腥的朝代改易，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政府更替原则。现代文明政治的原则就是，政府是拿来颠覆的，比如美国就四年一次地合法颠覆政府，其他民主自由的国家也是大同小异。要言之，国家是铁打的营盘，政府是流水的兵；国家永远不会被自己人颠覆，而政府是拿来颠覆的。当然，最好的颠覆办法是民选，是和平更替，是选票决定政权，而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血腥暴力。
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很多时候是官员假公济私，挟中央以令老百姓的报复性恶法工具。很多地方官员打压诸种言论，不是那言论在颠覆国家，而是那言论在影响他的官声和官位，因为那言论可能批评了他治下的腐败，以及民不聊生的情形。但地方官员害怕用一般性的因言治罪，于他本人官声不利，于是大手一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惩治那些敢说话、敢行善的人。我觉得除了刘晓波案可能是中央政府出来定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外，其他被关进监狱的人，有许多都是因地方政府拉“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块大旗来作虎皮，用大罪名来让支持者和受惩者本人收声，让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你们的诬枉之辞，以为他们真的在颠覆国家政权。封疆大吏、地方官员频频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把杀手锏的目的正在于此。如果判错了，也是因为封疆大吏爱国家，而非什么私心所致。
其实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容易以公狭私，假公济私，在谭作人案中特别明显。其实官方真正打压谭作人的是，他反对彭州石化和调查死难学生名单，建立学生死难档案，因为这两件事涉及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利益，但地方官员他们害怕用这两件事来判罪，特别是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于理于法不通，有民意上的压力。但他们用谭作人纪念六四和发表关于六四的言论，来打压他来判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显得冠冕堂皇，成功绑架中央政府，因为六四是中央政府定的性，我地方政府只是执行规定。即便判错了，也不是我地方政府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为中央政府保社会稳定所致。这样一来，既可打压本地的反对者，掩盖自己所做的恶所犯的错，又可以不担当因压制本地声音而产生的罪责。
如果刘晓波、谭作人等说点真话，给政府提意见，都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话，那么我弱弱地问一下中央政府，万里老同志《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这篇讲话是不是也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按你们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恶法，那万里同志是难逃此厄的。如果万里同志一点事都没有，那么刘晓波和谭作人却要担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恶名，是不是你们坚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万里老同志这篇讲话，值得中共所有党员看看， 可以这样说，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一个执政党没有基本政治伦理所制定出的恶法，必须予以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