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指控我“为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事实。我曾多次撰写文章，公开表明我的意图只是提倡多党竞选而非颠覆国家政权。并且我多次在文章中表明，我的思想体系属于社会主义。我提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竞选。以上证据可参见我的论文集《民主先声》第72篇和第84篇等文章。且我从未找到多党竞选即为颠覆国家政权的法律文件。
起诉书指控我发布《中国新民党党章》和《中国新民党党建党务大纲》，非法组建“中国新民党”，并自任代主席，积极发展中国新民党党组织和成员。我认为，中国并无法律明文规定中国公民不得组织民主党派。起诉书指控我组织中国新民党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并无法律规定。且本党党章和党建党务大纲中明确党的性质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起诉书指控我通过互联网先后策划了“民主革命蓝色运动”，“七日在家革命”等活动。我认为这些文章中都明确指出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敦促中共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文章并无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的任何文字表述和意思表述。
起诉书指控我借帮助部分群体“维权”之名策动推翻社会主义，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认为维权群体的利益被伤害，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改革的决策体制出现问题，而我提出的多党竞选可以保障公民权益不受侵害，这与推翻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相反，我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恰好可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使执政党彻底地成为人民的仆人。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起诉书对我的以上指控，无法律依据，更无事实依据。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对我的无罪判决。
郭泉
2009年8月6日
——《牢记》提要（2009年8月6日于开庭前日）
我在狱中生活已有九个月了。九个月里我写了很多文字的日记，因为是牢中日记，所以起名《牢记》。牢记这个词本意是牢牢记住的意思，但是对我来说，“牢狱日记”取名《牢记》，再贴切不过了。取这样的书名，一本是因为“牢狱日记”，本来也的确需要牢牢记住。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改革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
根据毛泽东先生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段话的本意是提倡人民有权根据是否束缚生产力来选择执政党。但是，毛泽东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把要求多党竞选的民主党和民主人士判了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60年来，国为要求多党竞选而被中共投入牢狱或者被枪决的民主人士不计其数。好在“多党竞选”作为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已经越来越被中国人民所认识。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民主取代独裁，多党竞选取代一党执政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很荣幸，我能成为这个潮流在中国的一名“弄潮儿”。做符合历史潮流的事，是我的心愿和生命的追求。
我所提倡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认同，我很幸福。无论我在狱外，还是在狱中，认同我的人都是大比例的。我学过社会统计学，我知道我的学说是有统计依据的。其实，多党竞选恰恰就是为了执政党拥有统计学依据的。因为，一个执政党是否能代表民意，不能靠自己的宣传，而只能靠选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统计学根据。所以多党竞选是和平的，科学的社会统计学过程，而独裁的统治，依据的不是统计学依据，而是强权。
因此，民主其实就是科学的结果，实现民主的过程，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而独裁正相反，独裁是反科学的，因而是反人类的。
我记得诺贝尔获奖者李政道先生在中国学生问到：“中国可能在20年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您是怎么认为的？”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下面这段话：“在一个集权国家，想要科学获得伟大的创造性思维和卓越的成就，是极其困难的。”
我想我的思维的正确性和符合历史潮流，符合民意的历史合理性，我无需再多说什么了。因为我在狱外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民主先声》1—347篇文章了。这347篇文章已经完全能完整地描绘的思维中的民主中国样式了。很高兴，我得知已经有同志在继续《民主先声》的写作了。
其实，这347篇文章就已经是最完整的辩护词了。但是，我想中共的司法人员未必愿意全部读完，所以才写了两页纸的辩护词。但是，我想，所有评论我的学说的人，应该研究的是我的全部《民主先声》和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自由与文学》。这两部著作应该可以算我的思想总结了。此外，我在狱中所写的《牢记》，将在出狱后发表。但是，这不知道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
明天（2009年8月7日）是立秋，我将在这一天开庭。我很开心中共选择这一天开庭。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想我的辛勤耕耘，也将会有一个丰硕的收成，我坚信这一点。
最后，我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会上发言的一句话，他说：“我在高墙和撞向高墙的对象之间，我选择站在鸡蛋的这一边。……这个高墙就是体制，对象就是那些被体制戕害的无畏抗争的人。”
我想我超越村上春树先生的一点，就是他作为文学家，描绘并支持那些“鸡蛋”，而我作为社会学家不只站在鸡蛋这一边，我还直接选择做了一只勇敢的“鸡蛋”。
这样的选择，我很自豪。因为我深切地知道，我的言行有一样最重要的支持力量，那就是“统计学依据”。
郭泉
2009年8月6日
于江苏宿迁市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