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翻检一些近现代以来的人物资料，其中大多数看后即忘，并不会挂在心上，但也有少数篇章却使人徒生感慨，难以释怀。前几天编了一篇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抢救大陆学人的文章，其中一则是写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当时看了心头一热，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打击了我，但随后也就像我所编过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放下了，谁知没几天，这篇文章里的情节却又像一块浮木一样从我的心头泛起，竟至于一连几天，耳朵里都回荡着中央广播电台寻找吴有训先生的声音：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5月25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共军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至少比那些在自诩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之时，反而大破“四旧”，将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全部斥责为“封资修”的政权更有教养，至少比那些江山稳固、政权在握之时，反而大搞“阳谋”，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关进牛棚，打入死牢，折磨得家破人亡的政府更能说明对文明尊崇。
虽然我在三民主义的治下没有生活过一天，这个政权败退时我的父亲也只有两岁，但我对这个政权始终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当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满了自由和民主的联邦制度，但它同时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谎言立国的极权政治。在我过于漫长的半辈子中间，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人世间极为黑暗的屠城惨剧后，我对这个混合了儒家忠孝节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统更是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民主没有雅量，独裁没有胆量”，这是一位服务于它的党国要人对它的精辟定义。此后一位熟谙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的论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这个以保守文化为务的读书人三十年来的观察。
以文章开头讲到的吴有训先生为例：146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党，让党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党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党认为，他继续留在党外，比入了党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从1946年制订“数理化中山计划”，到派赵忠尧、毕德显赴美参与加速器研究并购买器材，到自己亲赴美国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数十年来，他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但仅仅因为身份原因终于未能亲与其事。他安慰自己说，这颗原子弹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是他的学生们替他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
在陪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科研人员时，周恩来请他讲话。望着满堂熟悉的学生面孔，他讲话时竟脱口喊了一声——“同学们”，等他猛然意识到“不合时宜”，有点尴尬地改称“同志们”时，下面的“同学们”已然响起一片“嗤嗤”的笑声——吴先生潜意识中还以为讲话的地点是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里。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终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给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20年前那场持续146天的广播？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5月25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共军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至少比那些在自诩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之时，反而大破“四旧”，将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全部斥责为“封资修”的政权更有教养，至少比那些江山稳固、政权在握之时，反而大搞“阳谋”，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关进牛棚，打入死牢，折磨得家破人亡的政府更能说明对文明尊崇。
虽然我在三民主义的治下没有生活过一天，这个政权败退时我的父亲也只有两岁，但我对这个政权始终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当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满了自由和民主的联邦制度，但它同时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谎言立国的极权政治。在我过于漫长的半辈子中间，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人世间极为黑暗的屠城惨剧后，我对这个混合了儒家忠孝节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统更是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民主没有雅量，独裁没有胆量”，这是一位服务于它的党国要人对它的精辟定义。此后一位熟谙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的论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这个以保守文化为务的读书人三十年来的观察。
以文章开头讲到的吴有训先生为例：146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党，让党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党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党认为，他继续留在党外，比入了党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从1946年制订“数理化中山计划”，到派赵忠尧、毕德显赴美参与加速器研究并购买器材，到自己亲赴美国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数十年来，他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但仅仅因为身份原因终于未能亲与其事。他安慰自己说，这颗原子弹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是他的学生们替他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
在陪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科研人员时，周恩来请他讲话。望着满堂熟悉的学生面孔，他讲话时竟脱口喊了一声——“同学们”，等他猛然意识到“不合时宜”，有点尴尬地改称“同志们”时，下面的“同学们”已然响起一片“嗤嗤”的笑声——吴先生潜意识中还以为讲话的地点是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里。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终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给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20年前那场持续146天的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