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共建政前后的邱县
邱县惨案的发生固然是大气候致，但肯定有其独特的内存原因。所幸邱县于2000年完成了一本县志，这是一部客观记述历史的煌煌大作。正是这本志书，为笔者写作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使得我们得以更深入地分析了解邱县风土民情，社会变迁。
看待任何事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笔者根据邱县志记载的事实，试图从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多角度扫瞄，试图找出导致这场大惨案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一）1949年前的丘县
邱县自然环境
从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前人编纂的《丘县志》在集序开端曾如是写道：
丘为东郡蕞尔邑，旧虽有志，荒略不备，——丘地素称砂碛凋残，与他邑异——至穷黎逃绝，石田愈多。（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又：丘以弹丸之地，旧原无志。——因取阅志牒，观其风土源流，丁赋隆瘠——轸此凋蔽小邑，抚字催科，日兢兢覆悚惧。（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邱县是华北冲积平原的组成部分，全县地貌基本平坦，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原是黄河、漳河故道。东与山东省交界，北与邢台地区毗邻。
在邯郸19个县区中，邱县是人口、面积最小，地理位置最偏僻的县之一。
邱县基本上是农业县，在过去的耕地面积中，轻重度盐碱地占50％以上(近年来，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由当年的一米左右降到了三十多米，过去的盐碱地已经变成了好地)。
该地区十年九旱，又极易遭受洪涝灾害。建国后发生过四次大洪灾，其中1956年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受灾人口9.3万，倒塌房屋24600间。1963年大雨，平地水深4－6尺，184个村庄绝收，倒塌房屋61170间。1993年大雨，平均降水300多毫米，倒塌房屋2500间。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7.2级地震波及到邱县，有三个公社房屋倒塌严重。在邯郸地区各县中，属于受灾较重的县。
邱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没有资源和交通优势，信息封闭生产方式落后。然而这些条件与周边县域大同小异，不足以成为案发诱因。
邱县的历史
邱县有文化积淀深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到4280年。邱县于西汉建置，原为丘县，雍正三年，为避孔丘之讳，改丘为邱。邱县历史上长期归山东管辖，1940年划归冀南区。此后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行署。1958年并入曲周县，1962年恢复县制，隶属邯郸行署，九十年代归邯郸市管辖。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偏僻，辖区的频繁变更，很容易使人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
历史上邱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人口数量变化颇大。明朝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两掠邱县，村庄十毁八九，全县所剩不足千人。明洪武、永乐年，官方组织了两次大批移民，形成了现在的主要村庄。该县人口源流大体由四部分组成：原籍人，山西、山东移民、灾荒年要饭或经商落户、建国后工作分配或因婚迁入。
以下是邱县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剧烈年代的数据，不难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历过多少苦难。
公元前67年汉宣帝三年，12521人；
公元726年唐玄宗天宝元年，113880人
到北宋时期，由于辽兵南犯，邱县屡遭劫掠，人口降至14720人。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县内人口达32277人，到清顺治四年，由于自然灾害与李自成和清军作战，人口锐减到14793人；
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全县已达86348人，
公元1944年，民国33年，因兵匪骚扰和蝗虫成灾，瘟疫流行，人口骤降到43896人；
解放后的邱县人民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从而实现了人口稳步增长。
公元1949年，77220人，
公元1968年，126238人，
公元1999年199124人。
文化教育情况
邱县于元代（1290年）草建学宫，明洪武初增设学官，到清代社学、义学、书院、学田应运而生，入学者多富家子弟。清以前家庭、家族或塾师自己设立的教学处所，一般只有一个塾师，采取个别教育法，没有固定学制，对学生以启蒙识字为主。教材一般采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年龄较大的有《增广贤文》、《四书》、《五经》等。光绪末年废科举，兴新学。
1902知县张福承捐俸制钱600串，于邱城文庙内办县立小学，又立蒙学堂6处，是为邱县教育之始。到民国元年（1912年），私塾一律取消。到1915年全县有师范讲习所一处，高级小学5处，女子高级小学一处，村办小学102处，在校生2086人。1937年日军入侵，敌占区学校被摧毁，抗日游击区曾建立抗日小学，贫苦子弟得以入学。1944年邱县解放后，学校数量大增。建国后教育发展与全国大同小异。
邱县在民国20年（1931年）筹建了民众教育馆，此为县图书文化馆前身。有瓦房9间，馆长1人，馆员4人。由于政局不稳，经费短缺，时办时停。1948年建立正式文化馆，租用3间民房。以后逐年发展，文革期间处于瘫痪状态。1981年各公社相继建立文化站，选拔了26名艺术人才担任站长，建立文化活动室84间，使文化活动在农村开展起来。
1984年，县投资22万元建立文化综合楼一座，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陈跛子夫妇创办的青蛙漫画组名扬国内外，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2000年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漫画）之乡。
综上所述，该县教育文化水平一般，或者说处于较低水平。
小县创造了抗战奇迹
七七事变后，邱县县长奉命南逃，县境一片混乱。王来贤纠集兵痞流氓打家劫舍，勒索钱财，到1938年组成了号称万人的土匪队伍，他们以及多股土匪盘据邱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后被八路军歼灭。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一部与日军在南和县激战后，退入邱县县城，日军尾随截击。二十九军留一决死营掩护撤退。日军攻城时，被击毙500多人。后日军出动3000人，100多门大炮猛攻。破城后，日军疯狂大屠杀，在县城内杀死无辜居民80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数千头家畜家禽被抢，其它财产难以估算。
敌人的暴行激发了邱县人民的无比义愤，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抗战期间，全县参军人数4800人，539人为国捐躯，300余人负伤致残。
日军盘据邱县五年多，实行了血腥统治，并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在邱县境内开辟了根据地，自1942年9月，冀南特区党委、行署、银行、新华社、兵工厂一直活动在邱北地区，直到1945年邱县解放。宋任穷说，邱县救冀南，冀南靠邱县，是“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模范县。
1939年，八路军陈赓旅长率部在邱县香城固巧设埋伏，毙敌250多人，活捉8人。我部队仅伤亡50余人。此役受到蒋介石致电表彰，成为平原地区伏击强大敌军的经典战役。
抗战中，我抗日军民曾三次攻入邱县县城，于1944年5月25攻克县城，成为“冀南光复第一城”。
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经历如此惨烈的血与火洗礼，在抗战中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在全国也不多见。
抗战期间邱县参军抗日的人特别多，解放战争期间，许多人南下北上，有不少人成为高级干部，不少老百姓获得了解放区政府各种荣誉称号。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为革命捐躯同时又被省市民政部门认定的革命烈士有1034名。据邱县地方志记载，1966年前，80％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抗日战争煅炼考验。到1999年底，邱县尚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448名，均享受定额生活补助。
邱县土改在解放区搞得比较早。据说，当年这里执行土改政策最坚决，凡是地主全家老少一个不留，统统都被处死。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了更多血与火的洗礼。在他们血液里，少的是相濡以沫的平和，多的是你死我活的抗争。
（二）1949年至文革的邱县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实现了政令一统，从此不再有兵匪之祸，邱县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
邱县老百姓经历过长期动乱，后来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倒了蒋介石的腐败政权，成立新中国。邱县人民不仅亲眼看见，也亲身经历了这些伟大的历史变迁。过去遇到自然灾害老百姓大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建国后，邱县虽然多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后都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这样的好事过去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
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对毛泽东当年的英明领导充满崇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却具有朴素的感情的邱县老百姓相信，党和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加之当年媒体热火朝天地进行个人崇拜宣传，老百姓对大救星只有信仰忠诚。因此从来都是非常积极地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无论搞政治运动，还是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还是文革，邱县老百姓都义无反顾地走在前列。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都有朴素的感情，他们能做到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贯彻落实上级指示。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热情有余，理性不足，很容易出现过火现象。这在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初期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观察邱县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完全可以看出国家的运行轨迹。事实上，由于非常积极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建国后邱县县情几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缩影。
镇反
1950年10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邱县县委要求以村为单位摸清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五种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对梅花拳、九宫道、圣贤道等会道门组织进行重点打击。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到1952年底运动结束，全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17名，其中处决31名，判刑56名，管制4名。
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决定》，邱县干部职工470人参加了三反运动。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上楼“一鞭赶”，下楼人人过关，互相揭发。“有枣没枣打三竿”，县直单位各区都成立了打虎队（虎是指贪污一千元以上的人），口号是“要当景阳岗上打虎英雄，不当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关公”。对怀疑对象大会批，小会斗，出现了推打揪头发等逼供信现象，发生了被审查者逃跑和自杀事件。最后定性为“老虎”22只，有贪污违纪行为者51人，分别予以刑事和政纪处分。
肃反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县干部职工一千余人分三批进行。其中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355人集中到邯郸专署搞运动。最后定案查出，反革命分子一人，坏分子二人。
整风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整风运动。邱县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县28个单位五百多人参加，学习文件，对照检查自己。各机关召开鸣放座谈会856次，在鸣放中有人说了一些激烈的话，在反右中成了运动对象。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邱县整风领导小组在鸣放开始后就内定右派对象。把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统统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有16人被错打成右派。1958年3月到7月，将全县教员集中起来进行反右斗争，错划右派52人。分别给予降级、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等处分，其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人民公社化
1958年1月18日至2月13日，河北省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听取中央书记处领导作的《生产大跃进的报告》，邱县县委及时召开县乡两级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修订粮棉跃进计划，要求干部群众做到五化：思想革命化、指挥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作风群众化、生活艰苦化。从此拉开大跃进序幕。
运动开始，干部群众怀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锁门，户户没闲人，为实现“四无村”（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村村组织专业队，学生每天必须上交一定数量的苍蝇。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在几天之内就宣告全部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成立初期，组织上按军事化要求，以团营边排进行编制，搞大兵团作战。一平二调风盛行，个人消费搞平均主义，无偿地从各集体经济组织调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队与队、村与村不分你我，土地可以相互占有，人财物可以互相利用。还取消了公私界限，社员房屋家具树木可以随便使用，随便砍伐。
分配上公社曾一度推行工资制：生活上推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部分日用品少量分配给个人，吃饭食堂化、穿衣缝纫化、幼儿入托化、米面加工化，并提出队队建敬老院。上述作法除食堂外，到年底大都自行终止。
大跃进时期
大炼钢铁
1958年9月21日，邯郸地委指示，为在钢铁上超英赶美，实行全民大炼钢铁。提出“钢铁元帅升了帐，一切工作把路让”。邱县境内组织了近六千人到武安磁山，参加大炼钢铁会战。经过五个月奋战，炼出了一堆铁石混合物。
县内村村建起炼钢土炉，到年底共建炉600多个，近两万人参加劳动。以木柴为燃料，用从各户强行收来的铁锅、铁炉、门鼻、水车等为原料，人拉风箱吹风，最后炼成废铁疙瘩。
生产大跃进
1958年，各人民公社均办起“万亩丰产方”。要求平均亩产要达到3000斤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建成卫星田，亩产要达到五千至一万斤，全县亩产要超过2000斤，为达到此目标，公社搞“大比武”、“擂台赛”。县委、人委领导干部包片，公社领导干部坐阵指挥，集体人力、畜力、工具大搞人海战术的“大兵团作战”，昼夜苦战，深翻土地2～5尺深，以求高产。在评比竞赛中，谁声势大，谁报的产量高，谁就夺红旗；谁讲实话，谁倒数第一，就插白旗，并定为右倾保守。因此，每到检查时，劳力往丰产方里调，往大路边摆，造成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虚假景象。
在作物种植上，强调青一色，如种不符合要求的作物，统统拔掉。在报产量时，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了不挨批判争先进，竞相攀比，一个比一个报的高，某干部竟报一块红薯重120斤。秋后，县搞展览要这块红薯，汇报人说“烂”了，至今仍传为笑谈。
1958年本是风调雨顺，粮食、棉花全面丰收，然而到收获季节，绝大多数强壮男劳力在炼钢前线，搞农业多为老弱病残、妇女小孩，粮食成熟不能及时收割，烂在地里，丢在道旁，红薯用犁翻，只捡露出地面的大块，棉花采摘不净，谷子、玉米扔在地里没人管，损失惨重。小麦播种时因缺乏劳力，进度缓慢，误了农时。并且播种要求“密植高产”，一亩下种40至50公斤甚至一布袋，致使麦苗太稠长不起来。大跃进中虚报产量，造成群众吃“空头粮”，导致1959年开始进入大饥荒困难时期。
大办食堂
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强制群众到集体食堂入伙，称之为“社会主义阵地”。群众家中不准冒烟，谁不入食堂，便批判是“社会主义绊脚石”，村干部挨门进行搜查，发现藏粮，一律没收。粮食以生产对为单位，初建时因粮食充实，吃饭不要钱，群众连吃带扔，造成很大浪费。到1959年春，粮食供应紧张，食堂实行定指标限量发放饭票制，男劳力日0.5公斤，女劳力0.4公斤，小孩0.3公斤。到1960年，不得不食用野菜、树皮和代食品、最普遍的代食品有玉米轴、麦麸用火碱渍、石灰水泡致溶化，渗少量红薯面蒸窝头；有红薯秧、花生皮、棉花壳，粉碎掺少许玉米面蒸窝头，榆、槐、杨、柳等树叶尽采为食，实行瓜菜代维持生活。浮肿病普遍发生，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成为多发病，食堂越办越糟糕，管理不善，指标又低，群众意见很大。1961年5月3日至8日周恩来总理到邯郸查看武安、涉县食堂后，5月17日下达指示，食堂全部解散，群众传统的一家一灶，自主用餐得以恢复。
人民公社化前，中央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号召人民跑步迈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人民公社化之后，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盛行，造成管理体制混乱，运行机制失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四清
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指示在农村开展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随后又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县委于5月23日召开各公社干部会议，人人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发生大洪水，运动暂停。1964年初，中共中央制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四清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将运动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同年2月1日，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大会，有4270人参加。学习23条，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清查四不清问题，同时布置生产救灾工作。
采取群众揭发，干部检查的方法，坚持说服教育，彻底检查，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对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实行原物退原物，没原物折合成钱或物件顶。
全县共查出1744名社队干部犯有经济四不清错误，多占粮钱物等行为当时退赔了大部分，没退清的定了还款计划。1964年4月20日，全县粗线条四清结束。
文革
岁月如川，星转斗移——1966，新中国迎来了自己的第十七个年头。
十七年来，“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政治运动此伏彼起。到了1966年，毛泽东主席酝酿了一场更深入广泛和持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这一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又一个多事之秋。
此前不久，通过长期秘密筹划，姚文元公开发表了硝烟味甚浓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重要社论。紧接着，八月六日，毛泽东亲自发表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大幕拉开。
根据毛泽东的号召和《五一六通知》精神，地处冀南东部贫穷的弹丸小县——邱县县委于8月6日至11日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主要内容是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树立一批敢造反的尖子，并传达了8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紧接着邱县一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邱县“文革”就此展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身着军装、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在天安门检阅了首都百万群众游行队伍。
邱县县一中有140名教师进京受到接见，回县后立即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8月25日，县一中第一次把教导主任李保书揪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几天内从县城到农村，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如造反总部、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战师等。全县红卫兵很快发展到4万人，红小兵（小学生）也发展了约1万人，山雨欲来，厉兵秣马。
从1966年8月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邱县渐渐进入高潮。县城和农村，大街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字标语：“彻底砸烂黑县委”，“彻底摧毁邱县黑势力”，“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事实”、“打倒保皇派”等，矛头直指全县各级党政负责人。
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不仅仅“夺权”，还要“革”（传统）文化的“命”！
1966年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邱县的红卫兵、红小兵，首先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了大抄家，继而，走村串户大破“四旧”。砸神像，摔香炉，毁古书，禁止一切宗教活动。一些文物、古迹、寺庙、戏衣，古碑和古坟，旧屋和徽记，名人字画、古式家具、祖传家谱和器皿等统统被捣毁，各百货商店的商品印有“龙”、“凤”、“麒麟”等图案的也一律销毁。
邱县南辛店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分商品因有上述图案，8月27日被南辛店农中、高小的红卫兵（师生）放火烧了132种商品，损失1500多元。红卫兵在大街上见“飞鸽”自行车商标就撬，见尾灯就砸（扬言飞鸽向右飞，尾灯隐现国民党党徽）。现代迷信弥盖全国，也弥漫了荒僻的邱县。
破“四旧”后，开始了“四新”活动（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妇女剪去了长发，脱去花布衣，换上绿军装。县城门店、机关、学校、村庄纷纷更换成卫东、红旗、永红、立新等“革命”名称。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以后，邱县全面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活动，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早晨各机关进行天天读，雷打不动。每逢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全体干部群众集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一浪高过一浪的“造神”运动 “高歌猛进”登峰造极。
1967年3月，全国各级革命会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苦，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苦，思新社会甜），并组织干部、群众吃忆苦饭（吃糠菜窝头）。邱县不无例外地在全县推广南辛公社西倪宋村的经验：在毛主席像前摆忆苦台（糠窝头），思甜台（玉米面窝头），幸福台（白面镆），每天吃饭前看“三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干部、群众在饭前或工作前，必须面向毛主席像做“四首先”：（1）全体站立，面对毛主席像，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一人领念，大家齐声高呼：“首先，让我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2)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3）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4）唱一首革命歌曲（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对话流行公共场所。社交或者购买商品，首先以毛主席语录对话开头。比如，进商店买者先说：“斗私批修”，售货员对答说：“为人民服务”，而后再说买啥商品。村头路口均有红小兵把守，行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才放行。
“忠”字化形式把个人崇拜不断推向极端。为表明对毛主席的忠心，每人胸前至少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门口、街口都绘有毛主席巨幅画像；门、窗、家俱等处都印有毛主席头像和“忠”字；大街两旁树立语录牌；居民房屋、中堂绘有毛主席头像；有的还编演“忠”字舞、唱“忠”字歌、行“忠”字礼。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自觉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请示一天工作如何做好，晚上汇报一天工作成绩，检讨不足，狠斗“私”字一闪念。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月27日，县直十几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人委的印章，罢了县委书记、县长的官。当晚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开始反夺权，一时间，战云密布，火药味十足。
这场角逐的最后胜利者，当然是根红苗壮的人物。那就是十五岁参加革命军队的县武装部副部长赵玉春，他被推举为县革委会主任。另一位是县三代会群众组织主任惠广志。
这二人占据邱县政治舞台后，便一手导演了震惊全国的大冤案、大惨案。
附录：文革期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情况
文革中真正恐怖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而是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968年1月2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而且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二月份毛泽东决定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很快就把地方政权掌握到手。
不久，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1968年5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拉开了序幕。
有人估计，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从邯郸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差距不算太大。笔者从网上查找到了如下资料：
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宝山县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人口特别少的县，“清队”中被整死的人相对少一些。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江西万年县公安局统计，全县“清队”中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石家庄铁路局“清队”，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湖南大学自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在审判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审判法官列举了清队期间发生在全国的以下重大案件。
栽赃陷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据不完全统计，有据可查者，全国受他们诬陷、迫害的人有７２．９５万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有３．４８万人。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中央局被诬陷的有２０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１３人；国务院副总理１２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５人；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４人。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人中的８８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６０人中的３７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届人大常委１１５人中被诬陷的有６０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１５９人中，被诬陷的有７４人。
重大恶性案件有：
一、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份子。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二、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三、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 文革中，乌兰夫被打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 全区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四、“广东地下党”冤案，使７１００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８５人致死。
五、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军内制造大批冤案，使８万多人遭诬陷，１１６９人被迫害致死。
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１８人被迫害致死；
七、文艺界被诬陷、迫害的有２６００多人。
八、归国华侨、侨眷被诬陷、迫害有１．３万多人，２８１人被迫害致死。
见《中国大审判: 公审林彪、江青十名主犯纪实》一书。
全国在1968年发生的惨案中，比邱县更惨烈的还有两次大案。
一是广西钦州大屠杀。该地区灵山县檀墟公社民兵营长和大队支书宣布：“各生产队把地主捉来，杀一个奖三元六角钱！”各队迅速把出身地主家庭的六十二人押到大队交民兵打死、勒死。从悬赏到屠杀完毕，前後不足两小时。陆屋公社南湖、陆东两大队把集中在公社修桥劳改的“四类分子”四十二人分两批打死勒死後，将尸体投入石膏矿坑，致使永远无法收尸。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饭。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人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钦州文革被逼害者达两万二千一百余人，致死一万零四百二十人。
二是湖南省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文革期间，该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照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年龄者仅仅10天。杀人手段有10种：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投溶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摔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