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流沙河辩诬之四
既然是“复盘”，得呈现更多。
比如新政权建立后，极力推行“思想改造”。很长时间全社会，动辄“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运动中，升为检举揭发。到了相对正常的时期，为了反思需要，历史上“告密”行径，会成为千夫所指的话题。未必有界定，未必有思考，未必有弄清，诸多读史的人、自义的人、热情的人、伪善的人、隔岸观火的人、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会大言炎炎，像当年革命大批判一样，争相口诛笔伐。未必真正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忘了今天，还有“举报”。不分青红皂白，一切都会乱套。
细看《我的交代》，似乎1957之前，有“批评检讨会议”：
白航首先提出：……④免除一些制度，如批评检讨会议制度（我称之为形式主义），如严格上下班制度（我斥之为奴隶劳动）。
是制度性的，全民被训诫，自污很普遍。纵然如此，在那时语境中，“检举”与“交代”也还是有别：“检举”针对别人，“交代”指向自己；“检举”多为主动，“交代”多不得已。那么，有无以交代之名行检举之实的呢？怎么会没有，或许不多见。既然让你交代，就会要求先说清楚自己，想“金蝉脱壳”，不那么容易。
——上面的理解，不知对不对？总之“忠诚老实”，不好随意标签。
感到“亲历记”中，概念使用比较随意。如说1955年肃反高潮已过，“忽然飞来的一个检举材料，竟然极大地震撼了我的思想，也影响到我的命运”。经支部书记李累“点材料”，原来是海军方面转来的，一学生因读过亦门(即阿垅)《诗与现实》受批斗，“因而便交代出我是教唆他读‘胡风分子’的书、使他受到‘反革命思想毒害’的祸根。—–善哉!无量佛!我总算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原来，这不过是像一片鸡毛飞上了天，在暴风雨中被人当成了毒箭。”（p541）
几十年后诉说，显得比较轻松：“事后，我了解到，那只是一个孤立的检举材料，并无旁证”云云。可是回到现场，当真关山难越。譬如某“检举材料”云，他时常发牢骚，“特别是对肃反时组织对他的历史考查不满。他认为是李累同志背后振（整）人，他说：‘要不是党中央还晓得有个周天哲，一定就随便给他（李累）陷害了。’”还有流沙河《我的交代》透露，他说“李累在肃反时存心害死他。要不是还有个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显然那一年，活得不容易。
——我要说的是，“交代”还是“检举”？那位海军学生，只是一书之缘，似乎更多是要说清楚、解脱自己？也就是“交代”，说不上“检举”？
说这些话，为了“正名”。概念不辨分，会越说越乱。
现在看“历史的原文”《我的交代》，今天怎么认识？当然见仁见智。
石天河《何堪回首说逝川》一文，指为“检举揭发”或“反戈一击”的表现：
……只有流沙河一人，因写过一万二千多字的《我的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检举揭发有功，使当时文联领导顺利地挖出(一读编造)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因而，唯一地获得了宽大处理，……
——这段话成立吗？不了解案情，会觉得可信。因为故事完整，“因果”明确。何必了解事实，能“唯一地获得宽大处理”，“认罪态度好”还不够，当有更多表现，如“检举揭发”之类的，应该是“有罪推定”。最好他自己，能“自证清白”。
我以为这里，有个“合理化”的迷思。远的不表，单说“集团”案中储一天，远看没什么，近看会诧异：“后来，储一天所受的处分，比我这个‘为首’的更重。他先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才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现在谁能相信，这只是一次发言的结果。”（p228）……如此“不合理”，你能怎么说？
再举一个例子，看“只有流沙河一人”、“唯一地获得”云云是否真实？
“亲历记”之《“小集团”诸人的厄运》一节，在储一天“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老根在省委宣传部”之后，讲述“邱原的进攻、退却、与‘全身之计’”。检点现有材料，“四川文联的干部，对邱原，似乎全无群起而攻的情况，这在当时是有些反常的”。
只被开除公职，得到“从轻发落”，也让石天河想不通：
在我的回忆中，四川文联对邱原的批判，确实是在我由峨眉山回文联之前，就已经戏剧化地转变了的。其具体原因，是邱原突然地来了个态度“软化”的表现……在发表了这个声明以后，邱原就似乎轻松地跳出圈子、置身事外了。四川文联领导也放过了他。这在1957年四川文联的“反右”运动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戏剧性的变化，曾有人向我谈过一些当时情况和旁人的看法，但终究还是留下了一个谜。（p232）
其实有什么呢。跟在座谈会上讲，“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老根不在省文联，而在省委宣传部”，自身又是“起义人员”的储一天不同，邱原的鸣放就事论事。流沙河《我的交代》也能印证，“邱原发言前，也和我研究过部分内容。不碰宣传部，我们是不谋而合的”——应该留意这些。然后他6月13日书面声明，改口“宗派主义集团”和“政治陷害”的说法不对，更说到“我个人和某些领导干部和某些同志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改善”，这些对于他的处理，不是无关紧要。还有弟弟因素，如石天河写：
我后来猜想，邱原在运动中突然“退场”这件事，很可能与他的兄弟对他的劝戒及与领导的沟通有关。邱原的亲弟弟丘仲彭，是文联的团支部书记，很得领导信任……（p236）
总之想表示，石天河一则说“只有流沙河一人……唯一地获得了宽大处理”，一则又说邱原被从轻发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如此言说本身，让人感到怪怪。
言归正传。《我的交代》是否“认罪态度较好、检举揭发有功”之“因”？
必须走近，才能看清。流沙河做检查，不是一蹴而就。据7月24日《文汇报》，作了“初步检查”，“许多人接着发言，一致认为流沙河交代的问题还有很大保留。”随后，据8月5日《人民日报》，《流沙河怎样把持“星星”培植毒草 在四川文联的围攻下开始交代他的罪恶活动》：
新华社成都４日电 在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下，右派分子流沙河最近交代了他和省文联的另一右派分子石天河结成反党联盟，有计划地篡夺“星星”诗刊领导权，向共产党进攻的罪恶活动。
……现在，省文联工作人员正乘胜追击，要流沙河等彻底交代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一切阴谋活动。
“上下文”清楚，在“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下”，还嫌不够“彻底”。
据说《我的交代》，是流沙河对四川文艺界代表们的公开交代。“因为我思想顽固，拒绝认罪，没有去参加大会，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流沙河的这篇杰作”。直到坐牢二十二年后，才看到“会议参考文件”，包括这篇交代材料。又过二十多年示众、指斥：
现在，四十多年后，在重读这篇交代文章时，流沙河已经是中外驰名的“名作家”了。我不禁想起了古人的两句诗：“茂陵他日寻遗稿，尤喜曾无封禅书。”作“人”！难啊！（p176）
——是否“封禅书”，先不管它。值得留意的是，石天河的评说。他大义凛然讥讽，似乎“人赃俱获”。可是面对文本，除了反驳“小集团”“定性”外，似乎说不出什么。甚至承认它，“是有关‘《星星》诗祸’的一篇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手研究材料”：
流沙河的交代材料中，就所交代的“事实”来说，并非全部捏造。他这篇“文章”的客观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至少，他给当时事件的发展进程，描出了一个轮廓。（p176）
尽管如此，也有计较。如说“第一次进攻”的“大闹会场”——“似乎使人感到流沙河是曾经‘大闹会场’的中心人物。我搜索自己的记忆，却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流沙河在所谓‘第一次进攻’之后，很快就是‘第一次反水’，哪有什么‘大闹会场’的事呢？”（p177）——该怎么看？我当然认可“大闹会场”信实。它似乎是当时一件大事，跨越几个段落，分“大闹会场前”、“大闹会场的当天下午”、“大闹会场前后”。况且名曰“大闹”，必然涉及到许多人，有许多人能见证或否认，当时没有乱写的可能。至于自己是否“中心人物”，事情本身不论，也跟文体有关——本来就是“自我交代”。
的确更多，指向自己。诸如“其中以我最猖獗”，“今年一月初，便由我把‘解冻’作为反党口号提出来了”等等。索性下面，抄录更多：
我还在团小组会上脱衣大骂：“你们用行政压力配合思想改造。结果是一些老实人被压服了，而像我这样的人，却给你们压反了！”“回想几年的思想改造，好像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我才醒了！”
一个夜晚，陈谦来找我。我向他“认错”，说肃反时我看守他呵责他原是不得不如此，要他谅解。他果然谅解了。他爱人原先恨我，见面不理睬，现在却笑嘻嘻地了。
这天晚上，除以上三人，还有张幅夫妇和方赫。我大肆宣扬了反党的硬骨头精神，用以鼓励他们，说：“如果我要悔过，要向上爬，要升官发财，现在还来得及。我可以去认错。但我坚决不干，宁愿为此潦倒一生命！”并说几年来做了一场大梦，现在才醒了。还说了许多毁谤几年来思想改造的话。
也是大闹会场的夜晚，我去那里。人已经很多了，除丘原、遥潘、晓枫、张幅、陈谦夫妇而外，似还有一二人。满楼谈兴甚烈。遥潘、晓枫、张幅三人成一圈谈。陈谦在写东西。他爱人作招待。我和丘原对谈波匈事件。我说：“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上裴多菲俱乐部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逼得上裴多菲俱乐部，也顾不得那儿是否有反革命了。全国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有民主自由！”陈谦的爱人问裴多菲俱乐部是什么东西。陈谦笑着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我向石天河说：“我怀疑苏联的布哈林集团是否反革命。也许他们只是反对斯大林独裁而已。”“以往资产阶级记者说斯大林独裁，并非造谣。”“铁托真伟大，不向斯大林屈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民主自由的口号并未过时！”等等。
我和丘原谈到胡风问题。我说“毛主席老了昏了，坐在北京，听周扬汇报。周扬恨胡风，所以搞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毛主席也信了，还加按语，说按着某种阶级曲调走路的人都是反革命。这样岂有不扩大肃反打击面之理？”“为什么对胡风分子那样狠？连汉奸周作人都在出书，胡风分子至多不过反党而已！”丘原说“除非再过四十年才能翻案。胡风事件将来文学史上一定要大书一笔！”陈谦说：“哪有那么笨的反革命，肯自己拿三十万字给中央当罪证抓住？”我说：“现在闹得反领导和反党没有界限了，反党和反革命也没有界限了！”
我说：“肃反是一次小小的疯狂，是在自己摧毁自己！”“一阵狂热之下，大家失去了理智，都疯了！”“肃反的恶果，中央一直没有正视。中央应该公开向全国说明，才能恢复信誉！”
——这样的文字，明明“我醒了！”谁知多年后，人说“封禅书”。
当然见仁见智。而且“摆事实”前，必先“戴帽子”。必须先认罪。
不心甘情愿认罪，是过不了关的。就像再过若干年，必心甘情愿承认，自己“牛鬼蛇神”一样。甚至还得一边戴着三尺高的帽子往前走，一边不停地骂自己：
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锯齿啮痕录》）
作为后人，你会蔑视，好不自重。甚至视为，“卖己求荣”等。
欲加之罪，加就是了。可是事实，会不停说。时为罪证、为耻辱柱，时为勒石、为纪念碑。作为阶下囚的写作，在成王败寇的国度，很难成为后者。甚至难为，“报任安书”。纵然如此，会不停说。就像辛格讲：“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的，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
我能否说，阶下囚的检讨，承认“三角同盟”，并不“心甘情愿”？试看：
我和储一天往来较少，他有事总向石天河“请教”。我也如此。这就形成以石天河作为三角同盟的首脑地位。
我一直和储一天往来少，（第二次进攻时比第一次进攻时往来更少）。有时他来找我，我是爱理不理的。石天河对我说过：“我们反教条主义和储一天反教条主义是不同的。他是因为肃反中弄出了历史问题，参加过反动军队，现在得不到上面的信任了，心怀不满，所以才喊着反教条主义。”……我对储一天是鄙夷的。
至于储一天和遥攀，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显然一个文本，可以各自解读。此时一解读、彼时一解读。
让我现在看，怎么都觉得，所谓“三角同盟”，是硬安的。
应该确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就看，那时的“网”：
1957年6月15日《文汇报》，《四川省文联举行座谈会批评“草木篇”的是非问题李累认为流沙河关于侵犯人身自由等说法不符事实》；
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关于“流沙河谈‘草木篇’”真相》（任楚材）；
6月21日《人民日报》3版，转载《草木篇》并加很长“编者按”：
在上月１４日至本月１３日四川省文联邀请文艺界人士陆续举行的座谈会上，曾经讨论了对“草木篇”批评的是非问题。……被流沙河指为侵犯人权的省文联党支部负责人李累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最近的座谈会上也指出流沙河指控省文联机关对于他的“压制”是无中生有的。李累说：事实是：团组织在去年二月曾批评过流沙河的思想作风，在“草木篇”发表后，团组织也批评过他，但这同报刊上的批评是两回事。其他所谓“剥夺通讯自由”、“侵犯人身自由”等等，也都不符合事实。
本报编辑部曾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草木篇”的具体内容。除已分别答复外，现将这组诗转载在这里，并将有关“草木篇”的批评作如上的简单的介绍。详细情况，以后另作报道。
6月29日《四川日报》，《省文联继续举行作家、诗人、批评家座谈会驳斥张默生流沙河等的错误言行傅仇对文汇报歪曲报道有关“草木篇”问题提出抗议》；
7月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文艺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2日《文汇报》头版社论《向人民请罪》；7月3日《文汇报》5版，几乎一个整版，编者按云：
……现在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将四川省文联的座谈纪录及有关文件发表如下，让曾经受过本报错误报导误导的读者，从这纪录中看清楚流沙河的反动本质。我们并对四川文艺界对本报的批评，表示诚恳的接受。
该版头条是，《流沙河反动面貌完全暴露》：
【本报成都1日专电】四川省文联在28日和29日上午。邀请作家十人，理论批评家和部分文艺工作者，继续举行座谈会。半年来，有关“草木篇”问题的许多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已经真相大白。“草木篇”作者流沙河敌视新社会，仇恨共产党的本来面目，已经露出原形。与流沙河互相呼应，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来支持流沙河的张默生教授等人，以及文艺工作者石天河（即周天哲）、储一天、邱原（即邱漾）、晓枫（即黄泽荣）等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反动言行，也被进一步的揭露。
其中小标题：“流沙河肆意进行谩骂 他的小集团为他撑腰”、“流沙河仇恨共产党 白纸黑字无法抵赖”。该版二条是，《流沙河为什么仇视新社会？》：
【本报成都30日专电】流沙河为什么仇视新社会？6月28“四川日报”刊登了流沙河家乡金堂县绣水乡十一个农业社员的来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前些日子，看见报上批评流沙河“草木篇”，说他仇恨新社会。最近又看到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过：“宁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一个自由的贫困儿”的气话，这是有来头的。……他过惯了这种剥削腐朽的生活，又有杀父之仇，当然对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要仇恨的。
试看末一句：“阳关大路不走，那才坏得没底呢”。落款“金堂县绣水乡十一个农业社员的来信”（1957年6月19日）。该版下方是，《四川文艺界对本报的批评》；
7月4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在人民强大的威力下右派分子无处遁形 章罗反动同盟开始败露》。左下方社论——《从“草木篇”的错误报道吸取教训》；
同日《人民日报》4版，是《文汇报编辑部的初步检查》，其中有：
“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省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
7月9日，亦即石天河回到文联的当天，两个全国性大报一齐开火。
《人民日报》3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文汇报利用对“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 李劼人、沙汀的联合发言》：
……流沙河为什么会对现实社会如此不满，而且表现出许多错误的思想言行呢？这绝不是偶然的。流沙河于１９５０年底参加工作，但据最近四川日报来自他的家乡金堂县农民所揭露的材料，他的父亲因民愤过大被农民控告，于１９５１年镇反时，依法被镇压了。这或者就是他不满现实社会的根本原因吧！
同一天《文汇报》，一个整版三行大标题：
“作家李劼人和沙汀在人大发言 揭露有关流沙河问题真相 批评本报为记者范琰开脱”……
7月12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 反右派斗争关系国家存亡 陆定一分析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7月14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右派分子必须投降 费孝通储安平开始向人民认罪 黄琪翔龙云也在全国人大会上作了初步检查》；7月15日《人民日报》2版，《上海新闻出版界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 揭露编辑记者中的败类》，提到“范琰受章罗联盟的使命，到湖南、四川等地放火，为流沙河的‘草木篇‘翻案”；7月16日《文汇报》二版头条，《彻底反击右派 郭沫若答“文艺报”记者问》……
不完全罗列，当时的标题。或者能呈现，那时的气氛？
流沙河扛不住，做了“初步检查”，“开始交出反动信件”。
岂会善罢甘休？7月26日《人民日报》2版，《上海新闻界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驳斥王中反党的新闻观点 揭发出范琰、吕文、陈伟斯、许君远的反动言行》一文；
7月27日《文汇报》五版，《彻底肃清“草木篇”的毒素》（吴桑）；
7月28日《人民日报》2版，《奉徐铸成之命跑遍重庆成都文教部门点火 四川各界揭露范琰的阴险活动》：
“流沙河谈‘草木篇’”这篇访问记，是范琰反党活动中的一篇“杰作”。他在入川前就蓄意在“草木篇”问题上，向党和人民挑战。在访问右派分子流沙河时，范琰的态度异常积极，说是上海方面很注意粗暴批评“草木篇”的事件，请流沙河畅谈，并煽动说：“你不用怕，出了问题，由我们负责。”这篇访问记写成后，他不管别人劝他慎重核对事实的劝告即匆匆寄出。稿件刊出后，他写信给文汇报另一记者说：“放了一把火毕竟是一大快事。”不久，流沙河即向范琰握手致谢。（新华社专稿）
——确实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记得一首歌，怎么唱的呢：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必须走近，才能看清。流沙河是软弱，软弱的何止他？
石天河先生
我还想特别展示，一个人的“怕”——是这样的，“反右”前就怕。5月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开门见山讲，“在这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愿写文章，因为怕。”6月4日给石天河信：“我怕他们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殷鉴不远，可不慎哉？”
8月初交代，给自己“加冕”，事实却一致：
石天河的万言书，我不发，也不给领导上，这是为他考虑，包庇他。他要了，我不退，这是为我自己考虑，怕以后领导上要我负责。
——现在的问题，就是复一下盘：究竟他的“怕”，有没有道理？
我知道有人，不怎么认邪。但是大多数，像毛泽东料定：“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共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471页）
何况除此之外，还有更特别的原因——不可告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杀父之仇”的话，毛泽东说了两次。一次是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
（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二个有杀父之仇的。）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高等学校80%学生是他们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
另一次是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待敌人，可以一刀一枪，简单明了；对待同志不能用粗暴的办法，甚至对待“草木篇”,是思想问题也不要用粗暴。……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草木篇”、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亲戚朋友血肉相连被镇压的，这些人要他们那么舒服,不容易。一有机会，“草木篇”一篇，所以要提出统一战线，团结教育。
——所以流沙河，他不能不怕。还别说当时，一直到后来，1981年写《自传》，还要如是写：“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最后五个字，可以不加的。
直到2010年，才第一次开口，“例如其父亲被新政权枪决，冉云飞说，他与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对于父亲的死，沙河从不提及……可见创深痛巨，无以言表。”（何三畏《“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可能后世的人，安全环境长大的人，不大能理解这些？
就像不理解，犹太人普里莫·莱维，指证“如果这是一个人”。
我还要说，我还要说。流沙河的“怕”，还因为他清醒。
试读那一年，“反右”前的6月4日夜，流沙河给“战友”泼冷水：
……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想想，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自然，官们将会吓怕，三魂去二。你呢？你逼住他们背水一战。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
……毒箭在弦，窥的待发。文联内部的小官和打手们，亦早有准备，铸剑磨枪，等傻子(“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里的傻子)跳出来，然后合围而痛剿之。他们暂时没有剿我，并非心肠慈悲，而是迫于外界压力。因为我的发言尚有中庸之道，舆论支持，观众同情(至今日已收到了近百封同情我的信)。而你的发言，将由于真实中肯尖锐而遭到和我全然不同的待遇!现在，他们在等待时机，找寻借口，以便据“理”反扑。你的发言正好予他们以借口。也许你想不到吧，他们非常希望你这个傻子跳出来骂一通。今天常主任来找我，要我宣读你的发言。这是属于“善意”的吗？是真正“欢迎”批评吗？见鬼!信不得!我立刻拒绝了。我说：“石天河叫我决定处理他的发言。我看现在气候仍坏，不愿意他又挨一顿，故擅自决定不发。等以后看情况再说!”常主任想看看，我拒绝了。
……于是我把你的发言压下了。
如果你要交给别人宣读，我是绝不给他的。如果你要骂我，我亦绝不给你宣读。你相一点吧：我是为了你，战友!
……啊，苍天!
再读6月8日，石天河的“正气歌”：
……宁教龙逢烹、比干割、屈原沉、嵇康死,而必为乾坤留正气。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从来就不愿作躲在碉堡里打安全仗的人，过去是这样，今后也还是这样。
……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作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看客吗？我不能这样!前些时，夜里读楚辞，读到“哀郢”的时候，我忍不住眼泪像泼水一样的落在书本上，把一本书浸透了十几页……个人挨打事小，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的命运事大，所以，在任何明的暗的压力下，都不能害怕。不能大无畏，就谈不上坚持真理!
……末了，关于我的“冤枉打”是否挨够了的问题，我想，告诉你一下是必要的：没有！远远的没有挨够!只要三大主义还存在着，我是随时都准备挨打的。你劝我的话，我知道都是出于忠诚的友谊，但实在说,你对我是了解得太少的。人生几何?写写东西固然重要，但我怀疑那样下去，是不是会变成写作匠，人生的意义，我时常在探索，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苦于自己的盲昧，但有一点，是我从经验中感觉到的，那就是：和真理一同受难，那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作为读书人，如何不圈点：“而你的发言，将由于真实中肯尖锐而遭到和我全然不同的待遇”。作为读书人，如何不点赞：“和真理一同受难，那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作为读史者，记得这一天。1957年6月8日，“我国反右派运动开始”。
读史至此，岂能不叹？
2020年1月28日，于海南文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