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回到遂宁就到刘贤斌家里去，找到正在地里劳作的刘贤斌的母亲。刘贤斌的母亲说，刘贤斌在4月15日被收容审查了，他的一个姓石的老师寄了一封信，里面有公安局的收容审查通知书。

对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实际我当时也不知他到底干了什么，会到被警察抓的地步。我只好去忙我的学习问题。我找到我的母校遂宁中学，想在这段时间到学校补习。当时的校长徐诚一下就答应了，如果教委同意我可以报名参考就可以无条件来补习。然而教委负责人最后告诉我，省招生办的领导专门在休息日开会研究我的报名问题，结论是今年不予报名，原因不说，以后是否可以报名也不说。

我当然只有重回北京找学校要说法。不过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5月底了。在学校呆了没两天，警察就找上门来，对我进行搜查并且拘留。我不知是什么原因，警察也不明说，只是说我的事情他们都已经掌握了，要我老实交代。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也就没有问题可以交代。警察将我带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也就是俗称的\”炮局\”，这个名字来源于这个看守所位于炮局胡同。当然警察又使用他们的老招数，就是使用疲劳战术一直提审我，到很晚的时候才让我吃饭，他们可以换人审讯我，却不让我有一点时间休息。不过我好歹刚经历了一年多的审查，对此比较有经验，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警察换了三起，但是我还是泰然自若，与他们周旋。不过我心里认定一定有什么事件发生，不然他们不会耗费这么大精力来对付我。我的被抓只是他们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一旦出了什么案件，他们就进行怀疑，划一个圈子，将他们认为有可能做这些事的人弄来调查，这个侦查手段是中国警察的一个法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欺诈、会先入为主、也会使用刑讯逼供，所以中国的冤假错案特别多。只是比较有经验的警察在诱供的时候非常讲策略，不将话挑明，神态也装作特别自然，实际有一些案件就是这样破获的，特别是一些团伙案件。

这次审讯一直持续到深夜，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问我到什么地方特别是大学去过，我回答什么地方都没去。已经凌晨1点多了，他们实在没辙了，就拿来毛笔，说听说你很喜欢书法，反正也没什么事，写几个字玩一下。我就随意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一会来了一个老头，他十分认真的看了我的字，让我写了\”共产党\”、\”千万不要忘记\”、\”民主万岁\”、\”北京\”，这些字眼让我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个老头十分投入，看着我运笔，可能是观察我是否隐藏书写习惯吧。他又非常仔细的将我写的字拿着进行对比，不时要我再写几个字，为他判断笔迹提供依据。我心里暗暗好笑，他们说是写着玩，看这个样子哪里是写着玩，根本就是对质嘛。

老头走了，但是没有人给我一个结论就将我关在一个号子里，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吧。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因为我知道在炮局这样十来个平方的房间都要关十几个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房间关的是犯事的警察和有背景的人。这时我才有时间慢慢回味整个事情。很明显，就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两天，在他们曾经提过的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纪念\”六四\”事件、要求民主和抗议共产党暴政的大字报，恰好此时我回到北京，加上在他们的档案里有我善于毛笔书法这一特点，于是警察就将我作为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实际上到现在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都是推测的，不过想来情况应该如此。到底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谁贴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要求民主和纪念\”六四\”的人太多，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时不开腔不出气的学生或者青年教师，也可能是市民，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做的。这样的人太多了，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他们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简直无从下手，似乎每个人都是可以怀疑的对象。

大概在炮局关了两天，其实第二天就没我什么事了，警察把我提出来，在他们忙时就叫别的案子的警察看着我玩。然后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到成都的火车票把我送上火车。我当然心有不甘，坐了一站，到河北高碑店就下车然后回到北京。

三、民间新闻发言人

由于我是被警察送走的，而且此时已经接近6月4日，显然住在学校内已经不现实了，我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他帮我联系了一个住处，就在人民大学附近，这是一个工自联（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的房子，他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被抓，出狱后本来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担心受到牵连跟他断绝了关系。所以他就将准备的婚房借给我们住，也不要我们的租金，实际后来我连水电费也没给。

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是深居浅出。此时我不光跟八九民运时被关押过的人物打交道，也经常到大学里跟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学生和老师交流，也跟那些支持八九民运的市民交往。

民主一定会到来，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我们如何以自己的努力推动民主早日实现却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不过当时我们许多人都还很年轻，当然也就很乐观。虽然我们许多人连生活费都没有，但是却将追求民主当成自己的事业，每天都到处跑。许多人提出\”整合\”这个概念，意思是大家要联系起来，多交流多沟通，最终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想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否幼稚，因为要达到这种结果不仅仅需要大家的努力，而且需要更多的思想上的认同以及切实可行的操作层面的平台，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我们却没有降低自己的热情，八九民运的经历激励我们，\”六四\”事件让我们彻底看清了中共的反民主的本质，我们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不过当时我们也仅仅限于交流，没有具体的事情要干。当然和一些老师交流还是很受启发。原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舵也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与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被称作\”天安门广场四君子\”，我的好朋友、原外高联（外地高校自治联合会）赵昕曾与他关押在一起，所以周舵比较关心赵昕，我也多次跟周舵交流。刘晓波当时住在离我很近的大钟寺北京青年公寓，很多时候他会到我这里来，谈到深夜二点钟。我还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篇政治方面的文章到全总工运学院（现在叫中国工运大学）吕嘉民、张抗抗家里去请他们指教。江棋生老师和王鲁湘老师也都有过一些交道。

1998年夏天许多地方发大水，造成了多年难遇的洪灾。中共还是老一套，调动军队来抗洪，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他们多么关心人民，江泽民远远的站在堤坝上说几句话就被宣传得多么伟大。

这时我想到，我们既然是关心人民，关心国家的前途，就应该随时体现我们的存在，表达我们的爱国之心。虽然我们受到迫害，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我们的心意。在许多人们遭受洪涝灾害时我们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该主动参与进去。我决定发起一次八九民运参与者的抗洪救灾募捐。我的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认可，考虑到许多人才出狱，没有什么收入，我们约定捐款基数定在三元人民币以上，多者不限，也可以捐粮票。这件事实际是我和北京语言学院的职工王国齐在做。王国齐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抓，关押在秦城监狱，出狱后被学校开除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实干家，具有勇气也富有经验。九二年他也成为我的同案并被判了十一年，是九二民运中被镇压者中最坚定的一个。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在短短几天就收到几百元捐款和一些粮票。我们决定把这些捐款交到红十字总会，由他们转交给灾区。之所以选择红十字会是我们考虑它名义上是民间机构，而我们是不信任什么民政局的。我和王国齐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受一些朋友的委托来捐款的，我们大多都没有工作，但一直在关心国家和人民，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收入，但是我们也要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任。我写了一封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开头就写到：\”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不仅仅是天灾\”，结束时这封信说到：\”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在洪水留下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美丽的家园\”。这些内容看似普通的慰问，但实际我们是将独裁专制比作洪灾，呼吁建立民主社会。当然这种双关语只要一点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在留捐款人姓名时，我们留下了\”秦诚\”、\”闵运\”、\”任仕\”三个名字，作为捐款人的代表，实际是\”秦城民运人士\”的谐音。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如果我们说出真实身份，他们可能就不会接受这笔捐款了。

在收到红十字会给的收据后，我们约见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BBC的麦杰思、路透社和意大利安莎社的记者，我们将捐款的收据和慰问信的复印件给了他们，并表示了我们关心灾民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将慰问信的隐含意思讲出来，表示我们一直关心百姓的疾苦，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提出民主的主张，而且也关注人民实际的生活状况。那些记者对我们的行动饶有兴趣，对我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的努力非常赞赏。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新闻发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一定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后来警察在提讯我时还专门提到\”秦城民运人士\”，说明这件事是有影响的，而且警察通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描述也将我锁定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