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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张先玲尹敏徐珏与贺卫方教授



 

 

 

 

 

 

 

 

 

六四难属丁子霖张先玲尹敏徐珏与贺卫方教授2006年12月

    在4月7日的《博讯》网站上，我读到“89年的一个孩子”写给“天安门母亲”的一封信。署名吴×。可以断定，这位男孩或女孩（姑且把她看作女孩）现居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谈论“六四”是一个禁忌，谈论“天安门母亲”同样是一个禁忌，因此她只能把这封信发到海外网站，而且还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中国人的可悲，就可悲在无论长幼老少，几乎所有人都不能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读这封信，不由得使我回想起当年北京发生学潮时的情景。那时的北京，真可谓万人空巷，无论是长幼老少，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连放学途中的小学生，都自愿列队排在马路边上给游行的大学生递茶送水。我的一位学生，本来并没有卷入学运，但他目睹了一群小学生手拉着手在大街上维持秩序的感人画面，一种羞愧感促使他毅然加入了学运的队伍。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多少功利的计算，都把声援学生看作很自然的事情。我把这种景象称为“全民的人性复归”。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当然要对89 学运做出历史的反思，但我认为，再怎么反思，也不应该否定当年运动中普通民众身上所凸现出的人性的圣洁和优美。那场运动后来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有很多人倒在了野战军的枪弹和坦克履带之下；但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戮杀人性的浩劫呢！如今，人们也还常常回忆起当年的那场运动，而且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东西，但最让人怀念的，还是上面所说的人性的圣洁和优美。这种美好的人性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然而，当我读到上面所说的那封信时，我又仿佛看到了人性中的一点亮色。写信的这个孩子在当年惨案发生时也曾经有过“痛苦的一夜”，然而，后来她被铺天盖地谎言误导了。所谓“学生及坏分子破坏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稳定”，当然纯粹是官方的说词。一个年幼的孩子很容易被谎言所迷惑，尤其是在以后的年月里，她已很难接触到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真实可信的资料。
    
    记得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我曾接到过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女中学生的电话，她说她从父亲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书名叫《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她说她看过这本书后感到很疑惑，遂多方打听到我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质问”我：“你书里说的都是真的吗？北京真的死了那么多人吗？”我耐心地告诉她：“书里写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对我说的一切负责。”她听了我的回答十分惊讶，但不再说话。我转而问她的年龄，她回答我说十八岁。推算起来，学运那年她还不到十岁。我猛然觉得，来自政府的谎言和欺骗，对于一个幼小心灵的戕害，绝不亚于机枪、坦克对于人的肉体的杀害！这从那位“89”孩子的信里我也得到了确证，她说，“如果我们的祖国无法正视她所犯下的错误，那会比犯下的错误更加深深地伤害我们的心”。
    
    多少年来，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个电话，今天，我又读到了这样一封信。由此，我意识到保存“六四”资料，还原“六四”真相，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是何等的重要。
    
    那位孩子在信的开头这样说：“所有材料未看完，我已泪洒满面，……。”接下去她又说，“近两年经过多方了解，方真正了解无辜百姓、莘莘学子，为国家一腔热血却换来如此悲惨下场。”她表示，她会慢慢的让身边的朋友家人了解当年的真相。她说起码她这一代不会忘记。这样一些话语，我想谁听了都会受到感动。
    
    她信中所说的“材料”，想必是指2005年我在香港出版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这是一本禁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但我相信，再严厉的查禁，也不可能做到彻底。这里我想提起一件往事。1994年，我的第一本书，即《六四受难者名册》在香港出版后，查禁得比今天更严厉。但是，在中国大陆，竟然先后出现了两本同名的“盗版书”。有人拿了盗版书请我签名留言，我欣然答应，因为我的书本来就是写给国内读者的。
    
    保存“六四”资料，还原“六四”真相，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这不仅仅是为了后人“以史为鉴”，更是为了重建民族之魂。在我看来，“全民的人性复归”是一个比什么都急需的重大工程。
    
    最后，我要感谢那位给“天安门母亲”写信的“89”孩子，谢谢她对“天安门母亲”的理解和安慰。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89”这个带血的年份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相信所有“89”的孩子最终都会记住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惨烈和悲壮。
    
    200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