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在一个有关香港报道中国新闻的研讨会上，多名讲者均认为，在以控制传媒为主的中国采访新闻，六十年来，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难度，近年更有控制更严的趋势，香港记者亦不例外，但随着互联网流行，以及香港传媒的自由作风，中国人的自由意识会与日俱增，中共的控制会有所减弱。

在名为「北望神州六十年：香港传媒报道中国大陆的历史回顾与前瞻」的研讨会上，在亲北京报章工作的数名讲者均指出，报章上报道的，与事实不符，以致或被以言入罪，或要离开的经验。

曾在左派机构工作，并于1970年创立政论杂志《七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的总编辑李怡指出，在权力私有制的中国，权力是一代代相传下去，在这种精英淘汰制下，任何人均会变成大怪物，不愿意制约自己的权力，若真的爱国，便应制约自己的权力，让新闻工作者揭露社会问题，予以改进，但中共现在仍是打记者，早前新疆当局打记者便是一个例子，所以他是对中共政权不抱希望，对人民和新闻自由抱持希望。

不过，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传媒提出质疑，认为政权与新闻自由不可分割，她用亲身经历指出，现在每天上班，打开电脑便会发现一大串的指令，指明有那些新闻事件不可报道，在刚过去的六十周年国庆，中宣部的要求是，不光是内容，连报章刊出的样式也要紧跟《人民日报》。

李怡回应说，他不是对政权有信心，而是对人民有信心，以现在互联网的发达，他不相信中国市民会接受连版面样式也一样的新闻。

展望前路，同是来自亲北京报章《文汇报》的刘锐绍和程翔则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刘认为，在香港报道中国新闻要按「四合院」原则，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和符合操作原则；但曾因言获罪而被判间谍罪成的程翔则认为，即使得罪权贵，有些事情还是要实话实说，揭露三鹿奶粉的记者便是一例，可见有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