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这届的主宾国是中国,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主制度的欧洲,一个专制国家作为主宾国的书展,民主与专制,言论自由与钳制言论自由,必然会形成尖锐对立的局面。笔者认为,这届书展的最大收获是中国异议作家和流亡作家的活动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而中国的言论自由是书展的核心焦点。
诚然,书展是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但作家的创作不仅仅是市场。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没有出版和人身的自由,市场的价值毫无意义。
中国异议作家和流亡海外的作家现身书展,本身就是对中国专制制度的鞭挞。戴晴、贝岭、杨炼、马建、周勍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使得这届书展意义非凡。独立中文笔会与中国笔会中心(中国作协)其实就是作家的\”两个中国\”,前者是中国作家的良心,后者是党竭力控制和操纵的,作家背负着沉重的良心压力。
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共同举办一个主题为\”文学与权力\”的讨论会,引起关注。听众将展台及过道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讨论会主持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也费了一番周折才走到主讲台前。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国异议作家、环保人士戴晴,撰写《民以何食为天》的周勍,以及旅英作家、刚刚完成新作《北京植物人》的马建。
●海外媒体对法兰克福书展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3日报道:默克尔:言论自由不是威胁是机会
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即将在10月14日到18日期间举行,今天晚间即将举行书展开幕仪式,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书展开幕式,并为开幕式剪彩。
中国是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在书展召开的前夕,有关中国言论自由与人权状况等议题再度成为德国及欧洲舆论焦点。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其博客上公开表示,她将在书展期间提及尊重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默克尔本周末在其每周公布的播客中表示,身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期待中国能掌握这一独一无二的机会,在书展上展示它丰富的文化和文学。
她表示,目前有关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有争议,她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将会清楚地表明言论自由不是威胁,而是机会,她说至少这是德国的经验。
根据报道,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柏林会晤了德国总统克勒和总理默克访,当天晚上他还与默克尔共进晚餐,但此后双方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习近平在出席法兰克福书展之后,将随后开始对其他欧洲四国的访问,这是他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之后对欧洲的首次访问。除德国外,他还将访问比利时、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德国之声10月14日转引德国报纸报道:法兰克福书展开幕看中国两个方面
德国各报普遍报导中国为主宾国的本届法兰克福书展开幕,认为书展对中国是个机遇,但需要更多勇气;德国公众可以通过接近中国改变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但也有观点认为,到法兰克福来的是客户,不是朋友。
《南德意志报》:习近平的勇气
周二,中国作为主宾国的本届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南德意志报》发表社论认为,本届书展和艾未未同时在慕尼黑举办的艺术展\”使德国人观察到真实中国的两个方面\”\”:
\”一面是现代的中国、人道主义和经过启蒙的中国,它正在人权领域艰难地奋斗向前。腐败干部建造摇摇欲坠的\’豆腐渣\’学校使四川地震时中小学生死亡人数超过了正常比例,艾未未对此没有视而不见。这位艺术家提出了疑问,为此他甚至差一点被殴打致死。他的投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弱小的、但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权运动的一部分。
\”另一面是官方的中国,它试图在国外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但一再遭到失败。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以为,经济成就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国际尊重。但他们每次准备大型活动时,总要出问题。这次书展上,出现的又是一个落后的中国,它把怀有不同想法的人排除在外。遭受这些失败的原因是北京实行无法实现的战略:它既要继续逮捕和殴打异议人士,同时又想得到外国的青睐。后一个中国要借用前一个中国的形象兜售自己,这不可能成功。
\”但这个官方的中国也有进步。尽管开始时在法兰克福遭到了挫败,但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仍然前来书展,这完全需要勇气。如果他现在有更大的勇气,对一位中国流亡作家做出和解的姿态,他就确实值得人们尊敬了。土耳其总统居尔曾在书展上与流亡作家帕穆克握手就给习近平做出了榜样。\”
《莱比锡人民报》:挑战与机遇
《莱比锡人民报》也认为有多种不同形象的中国,\”中国作为主宾国出现在书展对德国是一个挑战\”,德国公众可以通过接近中国改变自己对中国的看法:
\”有哲学家老子和孔子的中国;有批评政权的人士,他们在流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副主席习近平与默克尔总理共同为书展揭幕。即使异议人士与官方代表团几乎不会相会,当他们毕竟第一次走上这样规模的国际对话平台。这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机遇,它也为其他人提供了第一手的知识。\’以接近促变化\’是当今的格言,但变化不应仅仅是别人的变化。\”
《中德意志报》:到法兰克福来的是客户
《中德意志报》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和新闻自由,但人们又希望热烈地欢迎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大劈叉必然要导致关系紧张\”:
\”书展前就发生了许多可笑的事件:先发出邀请,接着取消邀请,最后又收回取消。这样的做法并无特别之处,因为法兰克福书展首先是市场,不是谈道德的场所,应该明确认识这一点,以免因自己请来的客人而激动。到法兰克福来的是客户,不是朋友。\”
▲德国之声10月14日报道:默克尔:中国做主宾国很好–书展不应有禁忌话题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于周二晚间拉开帷幕,在书展开幕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本届书展的主宾国中国敢于直面批评性议题。周二晚间,默克尔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表示,在相关的讨论中不应,也不能有禁忌话题。这位德国总理还指出,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体裁比文学更能体现言论自由。与此同时,默克尔还呼吁法兰克福–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的参观者们,坦率面对中国,对中国报以极大的好奇心。
本届法兰克福书展在严肃的气氛中拉开帷幕。所有德方发言人都在讲话中发出了平等对话,尊重言论自由的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本届书展开幕式上表示,中国作为主宾国是件很好的事情,参加书展开幕的除中国作家以外,还有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默克尔呼吁法兰克福书展–这一世界最大规模图书博览会的参观者,对本届书展主宾国中国报以极大的好奇心,但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应面对人们的批评,\”中国自然为登上法兰克福书展舞台做了充分的准备,此次是有备而来,书展期间人们将表达的所思所想,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应允许人们畅所欲言。我相信,讨论中将没有禁忌话题,也不应该存有禁区。因为它是言论自由的核心,没有一种文化体裁能够比文学-纯文学、诗歌和抒情诗等更能体现言论自由,女士们,先生们。\”
在前东德长大的德国总理回想起图书中所蕴藏的\”巨大的自由潜力\”。正因为图书与其他财富不同,有其特殊性,所以联邦政府坚持图书的固定价格和适当的增值税。也正因为人们不能限制书籍的多样性,取消书籍,所以德国总理承诺,为在世界范围内保护网络版权付出努力,\”鉴于图书业目前承受的压力,我们希望确保图书的多样性和印刷图书的正常供应。我们的出版社和书业协会也必须在数字化媒体领域占据固定席位。\”
德国图书交易协会主席霍奈菲尔德将数字化视为图书业面对的核心挑战。他指出,问题在于,人们如何用数字化图书赚钱。当然,目前,图书业和出版社靠印刷图书谋取利润-截止今年10月,德国图书出版业营业额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点8个百分点。霍奈菲尔德说:\”这不仅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在结构发生转变的时刻,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已愈发受到数字化通讯手段的影响。显而易见,图书占有稳定的席位。图书世界和数字化世界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书商推出了40多万种新的数目。本周三,书展为专业人士开放,周六和周日对普通读者群体开放。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14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文化与观点的碰撞
为期六天的2009法兰克福书展周二(13日)晚在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书展在中共建政60周年之际首次邀请中国作主宾国,给北京一个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机会,为此中国派出庞大展团参展。
但作为书展的主办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致词时强调中国有义务对公民开放言论自由,并敦促中国必须在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表现出应有的责任感。
她说,\”本次书展的讨论活动不能,也不会有任何禁忌。这是言论自由的基础。\”
默克尔还列举20年前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文学,特别是具有社会批评性的文学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
她说:\”书籍可以创造一种不同的东西,对独裁制度是一种威胁,而对民主则是一种加强。\”
默克尔指出,中国参加本次书展时应该完全意识到它不仅会听到赞美之词,也会听到批评的声音。
创作自由
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书展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加强文化交流 促进世界和平》的演讲,避而不谈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反而强调对文明多样性的包容。
他说,\”文化的交流既需要理解和尊重,也需要超越偏见和误解。\”
习近平还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本台在德国的特约记者史明说,中国官方在书展开幕式上的发言很低调,与此前中方代表团要把本次书展办成一个文化奥运的大张旗鼓的做派成鲜明对照。
在书展开幕前举办的一次题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研讨会上,中国代表团为抗议主办方临时邀请戴晴和贝岭两位中国异见作家上台讲话而退席。
政治对抗
在那次事件之后,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龙说,我们中国人来法兰克福书展不是听你们讲民主课的,中国人听外国人讲民主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此言一出引起德国舆论一片哗然,铺天盖地地批评中国不尊重人权和言论自由,而且能找到的中国异见作家全找了。
史明认为,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中国官方在书展上坚持对抗态度的话,就很有可能把文化对抗演变成一种政治对抗。
他说,这不符合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此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媒体峰会上讲话时也比较软化,他没有生硬地要求西方媒体要尊重中国,而是希望它们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并且保证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自由。
史明说,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讲话都传递出一个与以往中国宣传舆论阵地上的调子不大一样的声音。
独立声音
法兰克福书展展示的中国古典书籍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法兰克福书展为官方的中国,也为普通的写作的人、异议作家和独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平台。
她说,独立中文笔会里面的很多独立作家经常会受到骚扰和监视,而且现在有五位会员被关在监狱里面,这包括著名异见作家刘晓波。
就在习近平在发言時,有在场人士高举纸牌示威,质询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在哪里。
廖天琪说,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时说他代表13亿中国人民前来参加书展,但他并不能代表很多其他中国人民,特别是从事文学工作,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的声音。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声音是不能被听见的,他们写的东西是不能被出版的。
本次书展总裁布斯开幕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令我们着迷,但也令我们困惑。我们接受这种挑战。\”
他还说,\”你可以喜爱中国,惧怕中国,或批评中国,但不能忽视中国。\”
布斯还说,书展不是奥运会,不能受到监控。但他也说,书展的作用不是政治性的,它应该是倾听不同文化的舞台和论坛。
那么,无论是代表官方的,还是代表个人的中国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能否真正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呢?
▲苹果日报10月14日报道:书展总监谴责中国限制言论
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昨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在开幕前,书展主办单位强烈谴责中国违反人权、限制言论及出版自由。
五团体申请示威
虽然中国被选为今年书展的主题,但在书展开幕前的记者会,书展总监布斯(Juergen Boos)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中国:\”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人权及限制思想和出版自由。\”
谴责一番后,布斯就选中国为今年主题解画。他说,外界可以批评中国,可以害怕中国,但不能忽视中国,对话可促使中国转变,而书展本身\”不是联合国\”,\”我们可以讲述冲突,但我们不能在这里解决问题。\”
德国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协会会长霍讷菲尔德( Gottfried Honnefelder)也称,希望透过这次书展,推动中国当局让中国作家、出版商,进行创作、出版的自由。出席书展的异见诗人贝岭则说,希望让参观书展的民众,除听到官方作者声音外,也能了解中国的地下文学、地下诗歌。
这次书展被外界视为中国争取思想领域发言权、打造新形象的舞台,当局派出近千人的代表团、设立面积 2,500平方米的展馆、举办超过 500个不同的研讨会及讲座。可是,德国媒体在书展开幕前夕,焦点却是中国如何审查出版物。
德国《世界报》一篇评论文章将中国与东德相比,表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历史故事不能再重演\”,质疑中国作为书展主宾国的合理性。书展开幕前,德国警方接到最少五个团体,在书展期间示威的申请,当中包括支持西藏人士。为应付随时出现的示威,警方已加强保安。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15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开幕 德总理等讲话强调言论自由
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德国总理默克尔与黑森州州长考赫出席开幕式,并在讲话中强调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对抗专制中的作用。
第六十一届书展在十三号星期二傍晚开幕,在习近平发表开幕演说时,观众席上有人高举写着:\”刘晓波在哪里?\”的纸张。(09年10月13日法新社照片)
第六十一届书展在十三号星期二傍晚开幕,在习近平发表开幕演说时,观众席上有人高举写着:\”谭作人在哪里?\”的纸张。(09年10月13日法新社照片)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博览会之一。第六十一届书展在十三号星期二傍晚开幕。大约七千多家出版社、十万多本书籍参展。由于今年书展主宾国是中国,并且由于中国在书展准备期间,就想把在国内对于异议人士及言论的控制打压带到法兰克福书展,因此本次书展引起德国和欧洲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为了这次书展派出了五十多位作家,六百多位艺术家参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参加了开幕式。德国总理默克尔、黑森州州长考赫、法兰克福市长罗特女士出席了开幕式。考赫州长在致辞中强调说,选择中国作为主宾国带来的挑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认真诚实地对待它带来的紧张不安。认真指的是要了解对方的意见,诚实则指的不要对对方隐瞒你的观点。但是,支持为思想言论自由的斗争是到处有效的。
默克尔总理在讲话中强调说,中国登上法兰克福书展的舞台当然完全清楚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批评声音。我在这里可以保证,在这里的讨论绝对没有任何禁忌。默克尔总理在讲话中还回忆了她所经历的东德的情况,强调了书籍对于走向未来和决定现实的重要性,以及在东德的公民运动中,对于柏林墙倒塌的巨大作用。她说,我们同样知道书籍的影响,它帮助人们更深刻的反思,推动独立的思想,它触动专制,批评专制,在不同的方面挑战专制,在不同的方面彰显民主。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则强调对话和互相尊重。
法兰克福书展总负责人博斯先生在讲话中,以及在媒体的采访中明确地说,当然书展和一个推行极权主义的国家打交道,并且坐在一起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组织、准备,我们可以保证在法兰克福书展一定有言论自由,让各种意见得到发表。
▲德国之声10月15日报道: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两个中国\”
10月14日,本年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正式开始。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40万展商在这个全世界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图书秀\”上展示自己最新的作品和出版理念。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在布置精美华丽的主题馆尽展中国悠久的文化史和近年来文化市场的飞速发展。就在主宾国官方代表团100多位作家代表中国展现\”软实力\”的同时,一些对北京政府持批评意见的所谓异议作家也通过他们的方式展现中国的另一面。德国之声记者综述如下。
10月14日早上10点整,在法兰克福书展论坛一展厅是本届书展主宾国中国主办的一场研讨活动,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德国蒂森基金会共同主办,讨论主题为\”全球一体化中文学的独创性和融合性\”。主持和参与讨论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北大德语系的资深教授、中国作家以及德国汉学专家、作家和蒂森基金会的代表。一个小时的讨论内容主要围绕如何通过翻译文学作品,促进不同国家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即使深受另一种文化文学的影响,也同样不妨碍保持本国文学独创性等。也许是因为探讨的话题过于专业,因此台下旁听研讨的人远不如展馆里参观和拍照留念的人多。讨论没有过半,已有不少听众退席。
14日上午11点,在3号展厅一个不足20平米的展台前已经聚满了德国媒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书展访客。这个展台就是德国笔会PEN的展台。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共同举办一个主题为\”文学与权力\”的讨论会。由于听众将展台及过道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讨论会主持人、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女士也费了一番周折才走到主讲台前。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国异议作家、环保人士戴晴,撰写《民以何食为天》的周勍,以及旅英作家、刚刚完成新作《北京植物人》的马建。
戴晴在讲话时开门见山地说:\”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表达原本我想在我的故乡北京表达的话。开幕式上习近平说代表13亿中国人参加书展,我并不觉得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被他代表了,因为我们的书被禁止,我们出国受到限制。而习近平在讲话时只字不提中国的新闻管制,只字不提中国的书号还是由国家发放,只字不提被大家要求了多年的迟迟没有出台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也只字不提赫尔塔·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穆勒在作品中反专制。我倒觉得,穆勒代表我们的地方更多一些。\”
正在德国为新书搜集素材的作家周勍更是明确指出:\”现在在中国分成了\’你们\’和\’我们\’,你要是不属于\’我们\’这派,那你就享受不了许多优厚的待遇,受不到重视和保护。\”
周勍还讲述了他因为创作《民以何食为天》而在北京遭不明身份人士殴打受重伤,在警察局报案时,警察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作协的么?\”在得知周勍不是作协成员也不是任何官员时,警察说:\”那就没办法了,你不是我们的人。\”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在讨论会结束后表示:\”看到今天展台前挤了这么多媒体,我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因为这表示德国公众非常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主宾国财大气粗,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德国公众界也希望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被中国官方代表的声音。\”
廖天琪同时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身份,明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廖天琪说,刘晓波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没有任何受到惩罚的理由。
法兰克福书展才开始第一天就似乎形成了两个中国展览阵营,双方都表现的自信而且有备而来。当然,所谓\”两个中国\”在此指的只是中国的两个或多个方面,并非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和台湾。但是,两岸议题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也确实有所体现。为了体现\”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参展方特别设立了\”台湾地区图书\”展台,并且在每一本书上,(即使是科普性读物、装潢设计类书籍也不例外),贴上了一个醒目的绿色标签,上面注明:\”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的立场和词句一律不予承认。\”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16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禁书不能展 北京打压台湾做法引起不满
被誉为世界出版界的奥运会,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图书贸易平台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周三开幕,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组织三百多家出版社参展。据了解,参加此届书展的中国大陆作家包括铁凝、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100多位,在为期四天的书展上,中国政府共筹备了九场活动,包括中外出版高层论坛、中外经济学家论坛、华文出版论坛等等。
开幕仪式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都出席。四位德方代表致词时均提及中国处理言论自由的问题。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报导,主持开幕的习近平未如预期般遭遇大规模示威;原来立场强硬的默克尔( Angela Merkel)更没有像先前所传那样,向习近平当面提出人权等议题,她只是呼吁中国要容许政治、经济及言论自由。默克尔表示:言论自由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近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份量大幅提升,因此,在政治与经济自由及言论自由等方面,中国亦应承担其国际责任。\”对此,北京学者焦国标表示,越来越多国家在经济上受到压力,因而对中国的态度不敢过于强硬,\”我觉得是一种趋势,而且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下去的话,没有什么社会经济的危机的话,那国际上在人权、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层面上对中国的压力可能会减小。\”
原本收到主办单位邀请到法兰克福参加图书博览会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却在早前受到中国政府安全部门的阻挠,而无法到德国参加这项活动。香港明报周四的报导说,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贝岭表示,中国文化界自我审查情况仍然严重,窒碍作家的创作及写作。有作品参展的中国藏族女作家唯色则因得不到护照,无法前往。
浙江杭州网上作家昝爱宗星期三在网上发表一篇题为\”请教在法兰克福的新闻署长柳斌杰\”的文章,表示中国虽然是大国,但作家们的出版自由却被政府\”集中代表\”了,因为许多作者的作品无法出现在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例如他所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在出版后,很快被中宣部及新闻出版总署列入所谓\”禁书目录\”,至今已长达十年之久。作家余杰的图书《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被禁也长达十年之久,新闻总署却至今不敢公开承认当年禁书,今天更不敢解禁。昝爱宗向本台表示:\”你是个新闻署长,你过来开会,你光展示江泽民的书,你不展示禁书,这不是虚假的吗?就说你不够公正。柳斌杰正好在法兰克福,借这个机会发表篇文章,等于向他表示抗议,因为我们出不去,出境也出不了,如果有记者能够见到柳斌杰,最好跟他当面说,禁书那么多你怎么没有展示?是不是展示的都是说你们好话的东西?\”
苹果日报的报导还说这次书展两岸均派出代表团出席,然而中国馆遭批评占台湾便宜。北京当局不但在中国展馆中辟出部份地方展出台湾图书,还在每本书贴上\”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立场和内容的词句一律不予承认\”,至于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余光中则被列为所谓\”中国当代重要作家\”。
对此,在大陆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林表示抗议,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愚蠢的表现,刚好让大家看到他们表演得很拙劣,大家看了都很失望,北京方面这么做反而引来更大的反感。\”
▲德国之声10月16日转引德语媒体报道:默克尔的铁蒺藜和花久志的中国人来了
《南德意志报》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日报》著名记者花久志为首、包括三名中国自由记者在内的八人小组与书展合作,在网页上开辟了名为\”中国人来了\”的专栏。
《南德意志报》:默克尔给了中国棉纸包裹的一包铁蒺藜
本届法兰克福书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主与专制、新闻出版自由与钳制言论两种思想交锋的战场。有媒体指出,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成员与德国观众鼓掌的不同明显反映了理念的差异。《南德意志报》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的讲话听起来也许像外交辞令,实际上它递给中国代表团的是用棉纸包裹着一包铁蒺藜。默克尔说,\’在独裁统治下,书籍被焚毁、被查禁\’。她回忆起自己过去在东德如何渴望书籍、对当时大多为\’官方\’的书籍多么失望的往事。这样的历史性比较使人一目了然。
\”中国没有私营出版社,国家仍然是分配出版书号的唯一统治者,这也正是中国的正式出版物中很少有自由激进文学的原因。中国代表团中最著名文学家莫言的登台既引人注目,也使人颓然。与听命的地方小干部一样,他反复倒腾那几句有关开放、交流、各国人民如何如何等毫无思想内容的句子。
\”默克尔谈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事件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脸色像混凝土一样板结起来。在中国,一提到柏林墙和1989年,每个人都会想到那一年的另一件大事:\’天安门大屠杀\’。在中国正式讨论中,它是最大的禁忌话题。
\”德国总理友好地微笑着说:\’书籍能反映出差别,所以它对独裁政权构成了威胁,具有伟大的自由潜力。\’她要求参观书展的人与中国人进行毫无保留的谈话。那我们就去中国馆吧!看看今后几天在那里能听到什么说法。\”
《日报》:中国人来了专栏
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以德国《日报》著名记者花久志为首、包括三名中国自由记者在内的八人小组与书展合作,在网页上开辟了名为\”中国人来了\”的专栏。花久志的首篇文章谈到开辟这一专栏的动机和《日报》的主张:
\”《日报》主张无条件的言论自由,主张激烈争论,如果有必要,也主张公开挑战。在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今年书展上,它主张的这一切可能得不到实现。但我们认为,在与中国对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失败和挫折。哲学家哈伯马斯说,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巨人\’。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强大,这就使得对话变得更为困难。
\”但是除了对话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既与共产党精英、也与异议人士对话,同时倾听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国广大公众的声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界、文学界和新闻界最重要任务之一。《日报》认为,它能承担这一任务,所以接受了书展的建议,组成一个自己的德中编辑团组,从新闻的角度,独立追踪本届书展。此前,中国和德国记者从未以这样的形式共同登上互联网媒体。\”
▲德国之声10月16日报道:书展推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文集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俞可平撰写、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与秦晖、于建嵘等10位中国学者的文章,一同被译成德语、并收录在德国伯尔基金会新近出版的文集里。这本书旨在向德国公众介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为题的一场热烈的新书推介讨论会,于10月15日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举行。
由伯尔基金会出版的这本文集收录了徐友渔、崔卫平、秦晖、傅国涌、李昌平、贺卫方、于建嵘、展江、胡鞍钢、刘军宁和俞可平这11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近文章。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教授黑伯勒、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参加了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的相关讨论会。
\”没有要求彻底推翻整个制度\”
黑伯勒教授表示,这本文集展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该走怎样的道路,有着多样而不同的看法。黑伯勒教授说,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由国家实行的改革进程缓慢十分不满,但是,他们绝没有因此而要求彻底推翻现存的整个制度。
黑伯勒教授同时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所发挥的提醒当权者矫正错误路线的作用,以及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57年的运动以百花齐放为口号,呼吁知识分子对党、政府和国家的错误进行纠正。然而,这一呼吁发出后仅数周就掀起了反右运动,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受到无情的惩罚。这场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折断了脊梁。他们沉默下来。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才开始有所转变。\”
\”当局想试一下,没有互联网行不行\”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收录在文集的文章是关于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但在讨论会上,秦晖教授也对主持人和观众提出的诸多其它问题给予了精彩的回答。在问及互联网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时,秦晖教授表示,在\”邓玉姣案\”等事件中互联网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当局对互联网的管制也更为严厉。他提到他所参加的9月份法兰克福中国讨论会的风波,以及那之后他所撰写的一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相关文章。秦晖教授说,中国国庆加大互联网管制期间,他的这篇文章在网上受到普遍封锁,但国庆后文章又能看到了。除了特殊时期之外,他还提及互联网封锁的特殊地区,比如7·5事件之后的新疆。秦晖说:\”据我所知,新疆不久前就曾试验过全部取消互联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暂时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当局还是想试一下,如果没有互联网行不行。一旦需要的话,是不是取消也无所谓。\”
\”法制的核心在于政府守法\”
在问及中国法制存在的问题时,秦晖指出,核心在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守法。为什么强调政府守法呢?秦晖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法有着独特的观念,法家强调的是,老百姓要守规矩,国家要制定非常详细的法律,来规范老百姓的行为,当然也用来规范各级官吏的行为,但最高领导人的行为是没有人去规范的。但这样一个法制造成的后果是:只有从上到下的管制,没有从下到上的制衡。
秦晖教授说:\”中国这几十年一直有一个现象,就是只要一谈到法制,往往就被解释为要管好老百姓。我们经常有一个说法,叫几部门联合执法。比如说,在城里头发现了几个农民工盖的棚子,也就是Slum(贫民区),马上会出动一大堆什么公安、工商、城建哪,通常的说法叫\’五部门联合执\’,然后就把这些老百姓都给赶走了,把他们的房子拆掉,或一把火烧掉。这个也叫作法制,但在我们看来,却恰恰是一种破坏法制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谈到法制的时候,公民权利是一定要注意的。否则的话,谈法却往往是破坏法。\”
\”民主从来都不是选举圣人的\”
讨论会上还有德国观众提出如何看待台湾民主的问题,秦晖教授表示,他认为,台湾是华人社会实现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因此当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秦晖教授说,以前很多人都说华人由于文化等各种原因,是不能搞这一套的,或者如果要搞,代价一定非常之沉重。
秦晖教授认为,恰恰对这种说法,台湾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例证。他说,后来陈水扁被抓,人们又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你看,民主还选出来了个贪污犯!可是我们都知道,民主从来都不是选举圣人的。民主的要义就是制约统治者,统治者犯了罪,要抓起来。我觉得台湾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尤其觉得震撼的是,即使在陈水扁还在位的时期,他作为总统当然有豁免权,总统在位时你是不能起诉他的,这也是法律的规定,但是他的家人,在他在位期间,就已经被起诉了,甚至被抓起来了。这个在大陆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想象的。然后说,陈水扁贪污,要他把所有的发票拿出来,一张一张核对。我心想我们中国大陆,你别说总统了,就连生产队长,你能去查他的发票吗?当然不是说他的上级了,而是一般老百姓。\”
秦晖教授说,现在中国对于民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多元化的正常现象。有的人经常谈及台湾民主的所谓\”乱象\”。但秦教授认为,横向比较,与亚洲乃至欧洲国家相比, 如果说民主化过程中有些混乱的话,台湾其实是很少的。
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
中国社科院农村问题学者于建嵘介绍了他在文集中重点阐述的中国社会\”刚性稳定\”这一概念。他表示,中国目前每年发生约9万起群体性社会事件,这些事件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工人、农民维权,这类抗议的特点是要钱不要政权。于建嵘说,这类抗争约占所有群体事件的80%,而且是\”以法抗争\”,不会突破法律底线。第二类是所谓的\”泄愤事件\”,于建嵘举了瓮安和石首的例子,人们倾泻其怨愤和不满情绪。他认为,泄愤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也不会影响中国社会的根本稳定。第三类是有组织的犯罪。
于建嵘表示,在中国政府强大的管制力量之下,中国社会处在一种\”刚性稳定\”的状况下,\”这种刚性稳定有着巨大的风险。但到目前为止,我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对这个社会的控制能力还是存在的。就是说,只要改革,只要改革我们的司法制度,只要确定我们的基本权利,通过司法改革,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发生一些转变的。\”
同样题目的讨论会还将于10月19日在柏林再度举行,除秦晖、于建嵘两位学者之外,中国媒体学者展江按计划也将出席届时的讨论。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16日报道:《大纪元时报》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多项活动
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由于主宾国是中国,因此关于言论自由,中国独立于极权主义政府的知识界、出版界、流亡文学等情况引起了德国以及欧洲社会文化界的强烈关注。记者获悉,在本次书展,德国人权国际和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联合在书展推出了一个平行于中国官方的活动,为此,记者采访了德文大纪元的编辑郑志红女士。
\”《大纪元》经过九年的发展成为除了在共产党政府控制的中国以外,在世界上一个最大的独立中文媒体。它在四十多个国家发行。很多读者都知道,《大纪元》是一个代表不同声音,特别是代表不同阶层的中国民众的声音的平台。这次法兰克福书展因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展,所以《大纪元》想利用这个机会,提供给中国独立的作家、诗人、还有独立的出版人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机会谈出他们对于中国的体制的认识,以及冲破中国新闻出版封锁的曲折故事。\”
关于此次大纪元时报与德国人权国际合作推出的系列活动,郑志红女士介绍说,\”基于这个考虑,《大纪元》请了一些在德国、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流亡居住的作家、诗人、出版人。活动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报告讨论会的形式,另外一种是在我们《大纪元》的展位上直接和读者对话,或者作书评、朗诵。我们的活动从书展的第一天十四号开始,到最后一天,即十八号星期天结束。我们每一天都有安排,或者在展位,或者是讨论会。\”
据记者了解,在十四号到十八号五天中,共安排了十六场报告讨论、朗诵、读者见面会等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有来自英国的著名作家马建,瑞典的万之,来自美国的诗人贝岭,德国的阿海,著名学者王容芬、吴文忻、周勍、还学文等。二零零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流亡德国的罗马尼亚女作家米勒女士,将于十五号下午四点,特别到《大纪元》报的摊位,会见读者,以表示她对中国异议作家,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支持。
▲德国之声10月16日报道:中国在书展上如何展现自己
法兰克福书展自1976年起设立了主宾国项目。每年书展上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国家,重点介绍它的文学和文化。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中国。书展开幕前就已经发生了中方代表团不允许异议人士参加论坛会议的争执。现在这场争执虽然已经平息,但是围绕作为主宾国中国的讨论仍然十分激烈。中国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是怎么展现自己的呢。
中国对于自己的数千年文明史感到骄傲,对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感到自豪。中国馆许多展柜里摆放的物品,都形象地传递着中国文字发展过程的信息:从刻有文字的甲骨,石头和竹简, 到纸和书的出现,最后是数码时代–使用电脑和移动阅读器材时代的到来。
中国展厅中央的设计和布置由艺术家李继伟完成。只见一张巨大的宣纸悬浮在展厅的半空,地板上造了一汪湖水,投影灯在水面上投下了一滴浓墨。湖水四周立着写有中国文字的木桩。这种现代的表达方式将古老的中国一下子推到了人们的眼前 。李继伟说:\”我希望人们看到的中国文化不仅仅是红灯笼。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中国人也懂得现代艺术。\”
展会期间常常听到中国人说起\”和谐\”这个词。和谐意味着包容对立和矛盾。然而环顾四周看到的却只有排斥。墙上照片上的作家,显然都是获得中方组委会认可的人。而代表批评声音的作家,比如阎连科或者是廖亦武都未被允许参加此次书展,他们的照片当然也没有出现。书展负责人博斯认为,尽管如此,书展期间仍然会举行各种对话,\”我相信,一部分对话会在某些角落里进行。不会在大庭广众的目光下进行,因为双方的立场差异太大。但不管怎样,对话的机会已经有了,比如我就知道,台湾作家和大陆中国的作家在这里进行了交流。我希望从中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成果。\”
歌德学院中国地区负责人阿克曼,希望展会期间出现激烈的思想碰撞。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的看法是,德国人不要轻易对中国下结论:\”西方目前对中国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而且非常表面化。如果在对话中提出批评,那么我希望双方互相提出批评,而不是仅对其中的一方提出批评。\”
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将总共举办450多场关于中国的活动。 其中的一半由中国组委会组织, 另一半由独立机构和出版社组织,它们也邀请了作家杨炼。杨炼已经在伦敦流亡生活了多年。 他说,他仍然是中国作家。对中方组委会,也就是中国的最高新闻检查机构,他并没有寄予多少期望,\”这个机构只关心意识形态。它关心的是如何让宣传机器继续运转,而根本不是对人负责的决策机构。这个新闻检查机构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它是最难以合作的伙伴。\”
但是杨炼坚信,中国会继续开放。他说,中国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府总有一天会接受这一点,\”不论它想不想接受,它必须接受。虽然它想控制,但是控制不了。\”
▲德国之声10月17日报道:高行健与杨炼:\”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行健出席本次法兰克福书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据德语媒体报道,2004年在巴黎举行的法国书展中,法方出资邀请了40位中国作家出席展会,却没有邀请就生活在巴黎的这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报道因此评论说,书展过后,有谁还能记得那40位忠于政府路线的作家呢?反倒是,这位诺奖得主在书展上的发言,可能会记录在作家的文学履历中而留传后世。因此,这次高行健出席法兰克福书展,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
10月16日,高行健与旅居伦敦的诗人杨炼受德国学术与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参加了书展上一场以\”在两种文化中生活与写作–交界处的家园\”为主题的讨论会。
讨论会的开放式会场位于法兰克福书展国际展区。会场座无虚席,许多人站在四周、甚至席地而坐,倾听高行健与杨炼的这场发言与讨论会。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也纷纷对准了两位嘉宾。尤其是中国自由记者与作家戴晴从观众席走上讲台,与高行健拥抱时,更是让台下的记者们一阵猛拍。书展组织方彼得·里普肯也在讨论会前发表致辞。
作家给自己设限是荒谬的
高行健说,他主要的作品应该说都是在离开中国以后完成的,虽然有像《灵山》这本书是82年就开始写作。但在当时写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发表、出版都遇到阻碍。高行健说,除了官方允许发表的限度以外,作家自己还会自己设限,自律。但尽管有这个自律,他在中国时的一些作品仍然被禁止。他笑着说,所以他觉得这个自律也是很荒谬的事情,没有必要再作自律。
高行健说,《灵山》之所以是他写得比较尽兴的作品,就因为他在中国开始写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这本书在他有生之年能得以发表。后来,他接受德国一个基金会的邀请,在欧洲休创作假继续《灵山》的写作,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要出版发表。
作家只是一个脆弱的个人,但他是一个创造者
\”在政治面前、在社会面前,作家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改变政治。我认为,个人面对这些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作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对只有纸和笔的时候,如果他内心自由的话,创作就从他的笔下开始。这个创作可以不顾及一切的阻力,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高行健举例说,诗人但丁流亡法国后写作了《神曲》,剧作家哥尔多尼离开了美好的威尼斯流亡,创作出经典作品。而今天提起意大利文学,谁也不能绕开哥尔多尼和但丁。高行健说,母语,祖国语言,正是这些孤单的个人,孤单的作家,在历史的长河里创造的。
\”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高行健说,无边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思想的自由是存在的。在任何时代,且不要说在一个极权政治下,或者在某种政治压迫、社会、宗教约束下,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当今的民主社会里,人也并没有充分的自由。他笑着说,市场就不给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高行健还特别指出,政治正确就像是一个紧箍咒,它约束人的思想。可作家却是这么一种独特的人,他存在的条件就是思想的绝对自由。但是:\”思想的绝对自由,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确认的价值观。思想绝对自由的背后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来讲最广泛的价值观就是:真实。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真实的问题,他所面对的回答是不是真实地回答。以这种真实,以作者是不是真诚地把问题摆出来,还是唬弄他的读者,包括唬弄他自己。所以真诚是作家的伦理,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文学与商业化
高行健还谈到对文学商业化的看法。他本人同时还是一位画家,并且\”以画养文\”。他说:\”如果把写作当成职业,用这个来吃饭,我想最好放弃这种写作(笑)。我自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还写,首先就是想到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来谋生。从事这样的写作,我把它叫做冷的文学。因为它跟市场不联系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内心的需要。\”
高行健笑说,书展是一个书市,他并不反对卖书,也不反对畅销书、商业推广,因为书籍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即文化消费的层次。
外在的控制与内心的禁止
诗人杨炼在发言中赞同高行健\”作家不应自我设限\”的说法:\”如果说,作家要粉碎一种外在的控制,外在的禁止,首先要粉碎自己内心的控制和禁止。要争取内心的自由。\”
杨炼说,流亡使作家获得了自我、语言和文学的自决。同时,在文化的交界处,作家能够获得中文与外文的双重滋养。在问及,诗歌这样一种文学体裁,是否是可译的,杨炼说:\”诗歌是一棵有根之树。我的诗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我希望它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的另外一棵树。也就是说,我的译者在翻译我的诗的时候,他不是只翻译表面的词汇,他要穿透词汇,把这些词汇变成一个里程,找到原来的树根在哪里。然后用同样有能量的语言,在译文里把它表达出来。\”
杨炼还强调诗歌、文学的纯粹性。他举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例子:\”中国古代诗歌为什么精彩?不只是因为杜甫早就把我的流亡写尽了,而且还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有那种极端、极端完美的形式。那么,虽然我们不能用古典诗歌的形式写诗,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美学的标准。我们在自己个人的意义上,还要向那个方向生长和发展。最终达到一种纯度。\”
讨论会结束后,许多观众拿着两位作家和诗人不同语言版本的书作,请两位嘉宾签名。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孩对杨炼说,您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作品。
16日晚间,两位作家还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一场作品朗诵会。
▲美国之音(VOA)10月17日报道:中国言论自由问题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焦点
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星期六正式对一般民众开放。中国作为今年的主宾国,在书展中以大量的出版品和文化活动,展现出它在经济之外的软实力。不过在书展前和书展期间,有关中国言论自由的问题,却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表示对作为书展主宾国的重视,中国的官方负责机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去年花费了5百万人民币将10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同时还为书展成立主题馆,也组织了500多场文化艺术活动。
出席书展的,包括20多位知名的中国作家如王蒙、莫言和余华等,以及100多家出版商,1000多名艺术家、出版人员和专家。
*习近平:书展为认识中国窗口*
此外,中国官方还派出了庞大的官方代表团,并且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的开幕式上致词。
习近平说,参加书展为中国认识各国文化提供了契机,也为世界各国近距离观察中华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
*默克尔:中国应开放言论自由*
在开幕式上致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中国近年来在政治和经济的实力上已大为提高,因此在政治、经济和言论自由等各方面,也应当承担其国际责任。
她还以自己在从前的东德成长的背景说,书籍可以成为人类和文化的桥梁,它为冷战的结束起到极大的作用。
*书展邀中国官员和异议作家参加讨论*
这个全球出版界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书展活动,不但在决定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时就引发了德国舆论界的争议,同时它试图为拆除中国当局和异议人士间的一座墙所作的努力,似乎也踢到了铁板。
在上个月末书展的一项名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的讨论会,邀请了中国代表和异议作家戴晴及贝岭发言。
戴晴上台发言时引发中方抗议,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会场,使得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场面十分尴尬。代表团在戴晴和贝岭发言后才回到会场。
主办单位在此前曾经由于中国的压力,在邀请戴晴和贝岭出席讨论会后又撤回邀请,事件引发德国舆论的批评和关注。
*中国代表团对受冷淡感到不平*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说,邀请异议人士出席书展是对中国政府的不尊重,中国对此无法接受。
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一名发言人则对受到德国舆论界带有敌意的冷淡对待感到不平。他说,他们为准备书展付出许多心血,但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法兰克福书展对于全球的出版业有极大的影响,每年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份额大约展全球总量的75%,对于下一个年度出版的新书具有极大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
今年的书展将在星期天结束,估计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将近7000个摊位参加这次为期5天的书展,其中包括了20多个来自台湾的展示区,参观人数大约在30万左右。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17日报道:流亡异议人士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呼吁言论自由
由于法兰克福书展今年主宾国的题目是中国,中国派遣了一个几千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展。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也在德国的\”人权国际\”等组织协助下,在《大纪元时报》的安排下,在书展上与中国政府的官方活动平行推出了各种活动。十五号,记者获悉,流亡欧洲的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张英先生,也特别从荷兰赶到法兰克福参加活动,以表示对于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关心。为此,记者在法兰克福采访了张英主席。
\”法兰克福图书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所以我们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也适当的参与有关的活动。我们主要是这样,有五六个代表从欧洲各地先后赶到法兰克福,主要是表达我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切,特别是呼吁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并且以维护人权为主题展开一些活动。\”
关于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书展期间的具体活动,张英主席介绍说:\”主要是,第一,昨天我发表了一封给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敦促中共开放言禁、网禁、报禁、党禁。第二,我本人在法兰克福会见一些著名的异议作家,贝岭等老朋友。第三,是借这个机会跟在德国的维吾尔族世界大会总部的负责人再次做见面一个沟通,以便促进汉维两大族的和解、团结。所以除了和一些著名的异议作家在书展大厅站台以外,十八号将有一个和世界维吾尔族大会的主席热比娅、秘书长多力坤等人的专门的对话座谈。\”
张英主席说,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思想是:\”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要是敦促执政的中共最高当局,开放言禁、报禁、网禁、党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7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人士与异见作家不相往来
法兰克福书展进行到第三天,中国官方人士与中国异见作家虽在同一个展览中心活动,却不相往来,更没有同台讨论的思想碰撞。
中国异见作家戴晴表示,没有任何人,包括组织者,创造机会,让官方中国与民间作家在一个舞台上对话。中国新闻出版署介绍中国的出版制度时,她在会上从头到尾举手要求提问,却没有获准。戴晴认为,如此强大的官方中国,这样做法,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此外,10月16日 德国书展主办方还邀请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旅法华人作家高行健和旅英诗人杨炼,漫谈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写作体会。高行健表示,作家创作,首先需要内心的自由,不能有外在的约束或自我约束。杨炼表示,到西方创作,增加了一个反省自己语言和文化的距离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8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热比娅露面 莫言\”爽约\”
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17日意外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馆。热比娅亲切向在场人士问候,逗留约10分钟后离去,过程平和没有发生冲突。
台湾中央社报道指出,热比娅17日一早抵达书展现场,主办单位特地为她安排导览和安全人员,一路陪她参观最早为她出版自传的德国Heyne出版社和中文《大纪元时报》的摊位。热比娅随后走进中国馆,现场不少认出她的人露出惊讶和愤怒的表情,不过也有人想找她拍照。热比娅亲切向在场人士问候,翻阅几本书后离去,过程平和。
热比娅从2005年起在美国华盛顿过着流亡生活,此次是应国际人权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邀请访问德国。她今天(18日)将在书展的展馆内举行记者会,同时发表演讲和参加研讨会。
德国之声电台说,周五热比娅参观访问了设在波恩的德国之声。
莫言无法参加德国电视台的中国时政讨论
本台特派法兰克福记者古丽报道 德国公营3SAP电视台为配合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周六晚间22点播出讨论中国时政的专题节目。据悉,这个节目是在10月14日录制的。德方原本邀请中国作家莫言和旅居德国的女作家罗令源与两位德国作家出席讨论。但在节目录制前的两个多小时突然传来消息说,莫言拒绝出席,理由是他需要参加中国官方安排的活动。德方临时邀请中国代表团其他作家也没成功。最后,不得不邀请旅英作家马健代替莫言参加讨论。
莫言突然变卦,拒绝参加德国电视台的讨论节目,外界猜测其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
法兰克福书展周六接近尾声,中国官方的活动包括王蒙主讲的\”中国当代文学生活\”以及晚间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余华小说《兄弟》和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朗诵会。
由\”德国笔会\”邀请的中国独立作家所进行的演讲,则有\”劳改中的生与死\”(吴宏达主讲)、中国当局如何用\”书号制度\”来钳制言论(周勍主讲)以及长期的假大空宣传对中华语言的污染(陈迈平主讲)。
周六法兰克福书展人山人海,特别是德语书籍展厅拥挤不堪。中国的展厅则相对清净。书展上,成群结队的青年人,身穿怪异戏剧服装,头戴各色各样的假发,有如一场嘉年华表演。
此外,在法兰克福的寒风中,中国武术队在书展中心内部露天广场舞狮子,法轮功学员则在大门外面集体练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8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落幕
本台特派记者古丽从书展现场发来报道说,法兰克福书展周日结束。在周六的参观高峰之后,周日上午参观人流明显减少。流亡海外的西藏团体在书展中心广场搭起展棚,并且载歌载舞,引来不少人观看。
周日下午三点半,书展举行主宾国交接仪式,由本届主宾国,中国与下届主宾国,阿根廷进行交接。
周日中午,德国笔会举行声援中国狱中作家的讨论会。邀请中国独立笔会会长廖天麒主持。在书展期间,德国笔会的展台,不断播放有关中国狱中作家和记者的录像,并向人们发放印有中国作家刘晓波及其他狱中作家照片和名称的手提袋。
大赦国际,也在书展中心的走廊上,贴出反对钳制言论的招贴画,画面是一个被胶布封住嘴的人像。
周日,中国官方的文学活动包括:李洱为他的作品《花腔》举行作品见面会,杨红樱谈儿童文学与社会关怀,顾彬介绍3000年中国文学史。
德国权威报纸《世界报》说,在本次法兰克福书展中,一边是官方的中国,另一边是反对派。不出所料,大碰撞没有发生。该报还说,中国人是在当局的言论钳制下来到法兰克福的。并说,邀请中国异见作家的德国笔会展台却不太起眼。
自法兰克福书展开幕以来,多次发生与中国作者的采访被临时取消的事件,多家德国媒体对此提出质疑。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反映,数天来,尝试采访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确实多次遭到推辞。
就此,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官方代表团否认限制其成员接受采访。负责代表团媒体事务的公关公司WBCO的专家弗朗克·沃尔施泰因周五表示,有人担心,若无最高层的许可,中国代表团成员不得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这种忧虑部分是来自错误解读,部分是来自偏见。他称,\”没有言论禁令\”,而且,也不需要申请许可。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19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闭幕 贝岭和戴睛被临时取消发言
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闭幕。书展公司对于展览会结果表示满意,但是是否应该选择中国作为主宾国的争论依然在继续。原计划在闭幕式发言的贝岭和戴晴,临时被取消了发言。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自德国报道。
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于十八号,即星期日下午四点半闭幕。今年的参观者比去年减少九千人,有二十九万人,但是成交额高于去年。书展公司对于今年书展的结果感到满意。然而关于是否应该选择中国作为主宾国的问题在德国社会引起的批评和讨论依然在继续。在闭幕式后,记者获悉,原来要在闭幕式上作简短发言的异议人士诗人贝岭和记者戴晴女士临时被取消。为此,记者十八号晚上十一点采访了贝岭先生。\”我在这次来参加正式的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法兰克福书展副主席代表主席写来邀请信,信中谈到我大概会被邀请在闭幕式上做一个简短的致辞。这个简短的致辞,昨天晚上我在仍然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的情况下,打了个电话给书展国际部主任彼德·利普根。他告诉我,他不负责这件事情,你应该打电话问书展副主席,也就是克劳迪小姐。可是在我还没有打电话给克罗迪小姐的时候,也就是在上午接近中午的时候,我收到利普根的电话,他告诉我书展方收到德国外交部的通知,不再请我做闭幕的致辞。他说这是外交部的决定。\”
关于戴晴女士的情况,贝岭先生介绍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我是被预先通知了,不要我致辞了。那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我本人并不知道。我虽然在今天被告知,但是至少我的精神准备好一些,另外一位也被邀请做闭幕致辞的戴晴女士,她是在闭幕式开始之前,也就是在下午四点半开始前,四点十五分的时候,也接获利普根通知,说没有计划请她来做书展的闭幕致辞。对她来说这是更突然的事情,至少我的精神准备更好一些。\”
对于其中的原因,贝岭先生说,\”这个中间的曲折和原因,我相信只有书展和外交部知道。既然书展说是外交部的指示,那显然是外交部的决定。原因是什么,我也无从判断。\”关于这个事件在德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贝岭先生说,\”就我所知,德国媒体明天会对这个事情做追踪报道,法兰克福评论报,还有明镜在线,关于这个事情都采访了我和戴晴。\”
▲德国之声10月19日转引德国媒体报道:报道:法兰克福书展在\”平静与乏味\”中落幕
周日,本届法兰克福书展落下了帷幕。《日报》认为,本届书展十分平静,平静得令人感到乏味。
《日报》在文章中写道:\”在法兰克福,我们一点了解不到一个正常的、活跃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中国。书展展现了两个极端:一面是官方的中国,另一面是异议人士的观点。而对有关中国多数人职业和个人生活的题材,连尝试讨论一次的可能都没有。对犯罪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决斗,人们知道得很多,但书展忘记了中间的声音和中间的世界。在这场争执中,没有相互接近、没有和解、没有辩证法,没有形成第三方或第四方。
到过北京或上海的人都无法忽视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巨大世界,这个世界遵循并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规则,而西方来客通常对此知之甚少。在这个庞大的世界,自信的西方人一下子感到自己很渺小。所以,对中国的冷漠也来自于西方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对待这个话题,我们不应谴责,而应作为问题来讨论,这样才能开辟新的通道。
法兰克福书展再次表明,如果把艺术从属于\’文化交流\’或者\’为人权而斗争\’,那么广义上就等于使它为外交服务,也就会一事无成,各种色彩的观众也会对此失去兴趣。\”
《南德意志报》就法兰克福书展发表的署名文章也认为,分析当今中国时,不应只看到国内官方压制和国外异议人士反抗的两个极端。在这两者之间,有需要关注的广阔天地:
\”在中国内部,并非没有批评性的讨论。周四的笔会活动结束后,伯尔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国学者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标题下讨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经济历史学家秦晖就谈到了他有关农民困境的作品,谈到党的干部夺走农民土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却无法获得在城市户口。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于建嵘的报告探索了动乱和所谓\’自发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原因。
秦晖和于建嵘是中国大学中国家聘用的科学家,但他们调查报告的声调既尖锐又明确。秦把没有集会权的民主称为\’不自由的伪民主\’,于的报告激烈攻击肆无忌惮的腐败干部,对农民、工人和城市居民的愤怒表示理解。他说,这些人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秦和于二人可以不受阻碍地从事研究,他们前往有关地区,进行采访,可以发表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只能在专业出版物上发表,研究领域之外的人看不到。于建嵘说:我可以研究一切问题,可以做报告,可以去哈佛大学,但普通的中国人对这些研究一无所知,媒体也不敢谈论这些调查研究的话题。\”
●专访和分析
▲德国之声10月14日专访诗人杨炼:充满问号的中国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世界会发生碰撞。一方面,作为本届书展主宾国的中国带来了自己的作家队伍,这些作家都是事先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中国作家,华裔作家主动来到会场。对于他们的到来,中国官方并不感到高兴。比如中国知名诗人杨炼就是其中的一位。杨炼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官方排斥,如今生活在英国,不久前,杨炼在回国期间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采访。
杨炼随身带着自己的新作–一本杂文集。该书已被译成德语,是法兰克福书展上的参展图书之一。但它能否出现在中国展台的书架上,人们不得而知。尽管杨炼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恰恰是在自己的家乡,杨炼因其批判性,甚至是直白的政治诗作而受到有关当局的排斥。\”我对诗歌创作有着最高的要求,也尝试着在创作过程中满足这些要求–但我的政治经历和流亡作家的经历是难以否认的,它们影响着我,自然会体现在我的创作之中。\”
如今的杨炼已54岁。1955年,他在瑞士出生,父亲是中国的一位外交官。当一家人返回中国后,杨炼上山下乡,接受农民教育。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做法非常普遍。所有知识分子都受到歧视。在农村生活结束后,杨炼参加了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开始创作诗歌。当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时,杨炼正在新西兰。他决定放弃中国国籍,\”我断然决定加入新西兰国籍。在天安门血案发生后,我不愿继续作为中国体制内的一员。我不愿做中国公民。\”
直到今天,杨炼依旧坚持自己的这一立场,\”我喜欢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不无讽刺的是,中文已成为我陌生的母语。\”
如今,杨炼在伦敦生活和工作。直到今天,杨炼有关谴责天安门广场血案的诗作在中国受到禁止,其网页也被封闭。尽管如此,杨炼经常回国。一是因为年迈的父亲尚在,杨炼希望尽可能多地陪伴父亲;另外,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令杨炼感到非常着迷。在经济政策放宽,艺术界繁荣发展的同时,中国官方却对文学创作依旧实行严格的审查措施,\”中国自身存在着很多矛盾。中国是一个有许多问号的国度。所有的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那里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很多力量,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影响。中国象一只船,政府是舵手,试图驾船航行,不让它倾覆,但船却一再受到波浪的冲击,在波浪中起伏不定。\”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如果中国官方代表团遇上异议作家的话,也会掀起轩然大波。比如杨炼就是其中的一位。对此杨炼已有心理准备。他希望,歧见不应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对中国感兴趣,在书展期间为人们介绍 中国的方方面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让作家畅所欲言,交流自己对文学、对创作手法和对世界的看法。已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的杨炼深知,被打入另册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在中国生活,就会有人叫我们地下诗人。生活在国外,又会被人称为流亡作家。人们已给文学家戴了一顶帽子。今天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是流亡作家。一定不错。书就不必看了,政治正确是最重要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诗作的真正意义会因此而丧失。\”
▲德国之声10月15日专访:书展专访台湾作家龙应台
10月13日晚,2009年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正式开幕。今年的书展主宾国是中国。此前因一些中国异议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相关活动受阻,使得中国方面及书展主办方受到德语媒体普遍批评。默克尔总理在书展开幕式致词中强调了文学创作要保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则表示,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用\”教诲\”的方式,而是对话和交流来进行交往和了解。刚出版《1949大江大海》的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书展开幕式后接受了德国之声专访。
德国之声: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请您先谈一谈对刚刚代表发言的感受。
龙应台:你看得出来,今天所有的德国讲者都是有备而来。有一个背景,是因为之前法兰克福书展已经出现言论自由的问题,还有有些作家被拒绝在外的整个事件。很明显,今天代表德国所发言的几位,在前面事件的阴影之下,一定要交代一下不可。刚刚出版协会的主席讲得非常好。他相当深刻地讲到言论自由对文化的发展,对国家整体国力的发展占怎样核心的地位。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默克尔总理自己。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别的德国人还可以比较抽象地讲言论自由对于思想自由以及创作自由是多么重要,但默克尔总理本身是从东德共产党制度之下长大的人。整个的集权制度,以及当时如何为集权制度辩护,这些她都走过。她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讲,所以我觉得她的发言十分关键和重要。她也不喊高调,她只是讲到,记得以前在东德制度下生活是多么渴望西方的朋友寄书给她。完全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讲,我觉得特别动人。
今天几位中方讲话的人中,我其实期待莫言可以在被允许的状况之下还能够讲出非常精辟的东西来。因为莫言的讲话是非常棒的,在朋友聚会时都很期待他讲话,而且他非常幽默,也非常的深入。今天我倒是觉得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自己最精辟最深刻的那一面。铁凝,我是第一次听她讲话,我比较惊讶,非常的官方,不管是内容还是语言表现的方法。不管怎样,她是个作家,即使是作协主席,我都以为她会讲出内容更深刻的东西,所以今天铁凝的说话让我觉得有点惊讶。
德国之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中国作09年的主宾国。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国作为主宾国,吸引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吸引全世界的关注,那您觉得中方在之前有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压力?
龙应台:我认为,中国过去这十年来,已经在国际和外交的事务上变得比较纯熟了,不是蒙着来的。我也相信他们知道今天的开幕大典上会有这样一个场面。前面地主国的每一个人都在谈思想自由的问题,所以当习近平出来之前,我心里其实在期待,他要怎样回应这个问题。他确实也回应了,可是他的回应基本上就是说,中国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人权的概念是不同的,那这个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悲伤的是,中国很鲜明地有一个大国崛起的姿态,13亿的大国,但是在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场面,书展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言论的自由到极致的展览,就是每一个国家在展览给你看,因为我们国家的创意自由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的创作就灿烂到什么程度。我今天心里比较难受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中国是我的母国,你看得出,今天在中国出来讲话的那一面都非常的闷、非常的放不开来、非常的压抑。这么大的国家,这样的压抑,我觉得今天有点难受。就是说,你也可以面对面的碰撞,如果国情不同,因而对于言论自由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你说出来吧!你好好说吧!当前面的地主国的每一个人都那么重地讲这件事,然后你轻飘飘地飘过去,让人难受。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在谈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民主这种话题的时候,爱说自己有特别的国情或者是文化根源。从文化渊源而言,台湾与中国大陆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怎么解释台湾可以成功地施行民主制度呢?
龙应台:台湾其实有点像默克尔自己从东德那个制度中长出来的,凡是走过集权体制的人其实对于自由有更深刻的体认。作为台湾人,我们也曾经在那样的体制中生活过。在我这个年代的台湾人长大的过程中,听到的永远都是说,国情不同。这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为自己辩护的说法。所以台湾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说,不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借口,说中国的传统的土壤文化是这样的,因此自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或自由是没有问题的,它问题多得不得了,跌跌撞撞而且犯很多错误。但跌跌撞撞,都是必要的过程。
德国之声:我想谈一下您最近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您还要求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60年国庆庆典上道歉或表态。他没有道歉,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您的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了。
龙应台:当初那个报道其实是错的,我并不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政6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应当道歉。我其实说的是,中国在庆祝60周年的同时,两边的领导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不只是庆功,也同时可以对\”万骨枯\”,就是对于60年前巨大的内战的灾难中,对那时所牺牲的人民有一个哀悼,主要是讲这个。两边包括马英九和胡锦涛,都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对那些内战时牺牲的人说一声对不起。内战其实比前面的抗战可能还更残酷。
我自己的书,其实并没有被禁,因为简体字版还没有出现,书要出现的时候才能被禁。只是在台湾和大陆版出现了后,在网络上禁止被报道和谈论,很多网页都被删除了。我也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是因为十月一日国庆的庆典。现在十一国庆已经过了,我希望《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可以很快地出现。
德国之声:刚才几位发言的人,包括默克尔总理也讲,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但书也是商业的产物,尤其是电子书籍的出现。那么一个作家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描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其实也要考虑到商业这方面,就是说,如果我的书如果写了卖不出去或者是不能被出版,那我作为职业作家的生计怎么办?您觉得,怎么能够在如今这种商业化的世界或气氛中还能够保持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其实我倒是觉得商业和好的文学作品,不见得一定是矛盾的东西。我一点都不会瞧不起某些畅销的小说,因为你要写出真正畅销的小说还不容易。并不是说,好的文学就一定不畅销,畅销的文学就一定不好。另外,文学本来就是商业,文化本身也是产业。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里,我觉得各种作家都存在。有些作家知道怎样掌握市场。如果有本事写畅销小说,没有理由要求他不要为了市场而写,一定要为理想而写。如果写得好,为什么不可以为市场而写?另外有一些作家不太在乎市场,主要把文学当作,怎么样用他的文字和文字的艺术把他心里所想的、所追求的东西最精粹地表达出来。是这一类型的作家,那他就去追寻,就不太在乎市场。有时候会有一种结合,作家用他最精粹的语言表达他最深刻的思想以及最微妙的情感。当这个东西出来又畅销,当然是最好的。否则的话,我不觉得应该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商业是不好的,或者畅销一定是坏的,作家要维持理想的话就会不独立,不见得。
德国之声:最新的年轻一代的所谓80后,甚至现在出现90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涉及政治的地方很少,当然跟他们的年龄可能有关。我有一个德国同事,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转问您:这能不能证明中国几十年来的这种新闻管制,没有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管制初见成效了呢?
龙应台:这是有的。我看到的是一个钟摆,往另外一个方向,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也就是说,当国家对你非常压迫的时候,新闻管制非常严重的时候,你渴望自由。这个时候你所渴望的自由,是想尽办法去摆脱这个国家对你的控制。这个时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其实就变成一种虚无。就是说,你对于谈社会责任或者谈使命感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丢脸的事情、绝对不流行的事情。你会往那个方向走,会发展到一个程度,谈国家是最糟糕的事情,国家是最不值得一谈的东西,或者社会责任是最低级的东西,会往另外一个极端走。但其实这是一个钟摆的不是最健康的摆法。如果说这个社会里的比例就是不去思考社会责任,把使命感这种观念变成一个很脏的字眼,那么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是没有愿景的,是没有方向的。事实上,它会引向另外一种灾难跟极端。因为一个社会健康的发展,一定是有某一个比例的人,总是看得远一点,对社会总是觉得有责任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社会责任感,可是社会里要有一个方向,总有人决定这个社会的方向。如果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
德国之声:龙女士,您也是作为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的嘉宾参加活动,您对今年由中国作为主宾国的国际书展有什么期望或展望?
龙应台:我其实蛮高兴,中国作为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因为中国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社会里,本身不是一块铁板。里面有非常保守的力量,也有非常希望突破、而且有非常大的对于创意的能量的追求。同时存在各种矛盾的力量,彼此在一种博弈的状态里。像德国的书展把它当成主题国的时候,是给了中国整体社会更大的、跟国际进行第一手接触的机会。这种机会越多,视野和胸怀就会越宽广,那种狭窄的人的声音在社会里面相对会慢慢变少。对于中国能够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活动,我是觉得参加得越多越好。而且国际社会除了给中国种种道德压力之外也可以给它很多的鼓励。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10月15日报道:廖亦武:答巴西《环球日报》记者提问
作者:廖亦武等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点击数:79 更新时间:2009-10-15
1. You have not been allow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go to the Frankurt Book Fair. What exactly happened? Were you given any explanation or justification?
请说明你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地方公安不许你出境的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他们如何向你解释他们的决定?
答:近两个月,我曾3次与管理我的警察谈判,强调这是一次商业和文化活动,可他们仍然明确表态,我不能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及相关活动。本地警方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因为我的名字还没有从一张很老很老的名单上拿下来。并且我的近期作品也不符合他们的胃口,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LYW: These past 2 months I\’ve negotiated with the police administering me 3 times, emphasizing that this is a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yet they still emphatically state that I cannot go to Germany to attend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and associated activities. The local police say this is a decision made above them, because my name has not yet been taken off a very old list. Moreover, my recent literary work does not suit their tastes and damages the image of a socialist nation.
2.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are fordbidden to leave China. How many times has it happened? 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 Is the man who arrested you in 1989 still working in the Customs of your province?
这已不是你初次被禁止离开中国了。同类事件发生过多少次?你出过国吗?1989年逮捕你的人是不是至今仍在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工作?
答:我曾经9次申请护照,被拒;第10次,成功了,但没有警方特许,还不能出国。这次是第12次被拒出境。20年前逮捕我的专案组中的书记员,叫卓树民,眼下是出入境管理局的科长,我每次与他打交道,都有屈辱感,我们的关系还是警察与囚犯的关系。
LYW: I\’ve applied for and been refused a passport 9 times; I was successful the 10th time, but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from the police I cannot leave the country. This is the 12th time I\’ve not been allowed to leave the country. Zhuo Shu-min, the secretary of the special case squad that arrested me 20 years ago, is at this time the head of the Border Exit-Entry Department, and every time I deal with him, I feel humiliated, as our relationship is still that of policeman and prisoner.
3.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is another step for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trying to show a new image of itself to the world. But, as it happened during the Olympics last year, the event ends up exposing many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a country that wants to open itself to the world, but it won\’t let a writer go abroa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do you believe they can be solved?
中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是为了进一步向全世界显示自己的新形象。但与去年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情况一样,整个事件反而暴露出当代中国的诸多矛盾:中国是想向世界展示自己,但却不让一个作家出国。你如何认识这些矛盾,你认为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答:中国有句成语: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共产党是这样,共产党圈养的那些去法兰克福露脸的作家们也这样。这就是铁蹄下的中国国情。不幸的是,这个党太有钱了,许多西方人看在钱的份上,也加入了\”文化奥运\”的合唱。这些矛盾,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中国人在这些矛盾中,只会变得更加无耻。
LYW: There is a saying in China: Be a prostitute, and attempt to establish a good reput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is like this, and the authors who were rai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are appearing in Frankfurt are also like this. This is the state of China under the iron hooves [of the CCP]. The unfortunate thing is this Party has too much money and so many westerners are impressed by money, in addition to taking part in the chorus of\”cultural Olympics\”。 These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resolved in the short-term. Amid these contradictions, people of China can only become more shameless.
4. With all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with freedom of speech yet to be solved, is it correct to honor China in the Book Fair?
在这些矛盾和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况下,在书展上赞誉中国,这是正确的吗?
答:商人赞誉中国,可以理解,他们想掏腰包;政客赞誉中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常常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西方的记者和作家如果不想集体堕落,就不能赞誉中国。
LYW: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business men and women praise China, they want pick [China\’s] pocket;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politicians praise China, as they frequently speak blind words while their eyes are open. But if the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of the West do not want to degenerate collectively, they cannot praise China.
5. You write about common people, about peasants and workers and vagabonds. Why do you think your work is so threatening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你写的是普通人,是农民、工人、流浪汉,请谈一谈为什么你的作品会对中共当局造成如此的威胁?
答:我的作品妨碍了他们对老百姓洗脑。我是个体见证者,而他们要么是记忆伪造者,要么是遗忘症患者。可怕的是,众多中国文化人由于得了他们的好处,主动参加了这场辉煌的伪造或遗忘游戏。比如张艺谋,率众导演了北京奥运,比如陈凯歌,率众制作了《建国大业》,比如莫言,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选手。在这场持久的角力中,我和我的地下文学同道们,处于劣势。
LYW: My works hinder their brainwashing of the common people. I\’m an individual witness, and they\’re falsifiers of memory or amnesiacs. What\’s frightening is that as a result of gaining benefits from them [CCP],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ose who work in culture in China participate in this game of falsification and amnesia of their own initiative. For example, Zhang Yi-mou was the director-in-chief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Chen Kai-ge produced [the film]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and Mo Yan is a selected competitor in seeding extreme nationalism. In this enduring contest of strength, me and my fellow writers of underground literature are in a bad situation.
6. What are\”People without a residential permit\”(Hei-ren-hei-hu) andwhy are they called\”the silent majority\”in China? You consider yourself one of them: how has this condition influenced your life and your writing?
什么是\”黑人黑户\”?为什么他们被称为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你认为你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吗?这一处境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和你的作品?
答:黑人黑户,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和家庭,也包括大量在城市里居无定所的打工仔。他们经常被查《暂住证》,被莫名其妙地带到派出所,被莫名其妙地遣送回原籍。比如我出狱后住在成都,我从小就生活在成都,可我的户口却在另一个城市涪陵,于是警察常常以此为理由,查户口,抄家,将我带走,命令我几个月就办一次《暂住证》。所以我也属于我作品中的一员。\”沉默的大多数\”也包括我自己。不过,最近我有发言权了,因为不能去德国,我被采访了几十次。
LYW:\”People without a residential permit\”refers to those people without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ithout residence permits, including all those workers in cities without fixed abodes. They are constantly checked for\”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s\”, are carted off police stations for unknown reasons, and are similarly returned to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birth. For example, I lived in Chengdu after my release from prison and I\’d lived in Chengdu since I was a child, but I was registered as a resident of Fu-ling, another city, so the police often use this as a reason to inspect my residence permit, search my home, take me into custody, and order me to get a\”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And so I am also one of the characters in my literary works. I am included among\”the silent majority\”。 However, recently I\’ve had the right to speak out…as a result of not being able to go to Germany; I\’ve been interviewed dozens of times.
7. You have been jailed for years and subject to torture and confinement. ! And yet you say that prison has been one of your\”teachers\”in life. What has prison taught you?
你曾入狱多年,备受折磨与囚禁。你说监狱是你生活中的教师之一。监狱教给你了什么?
答:将中国政客和中国作家写过的历史扔进茅坑。从头开始,见证,见证,见证,然后才是文学。
LYW: Throw the history written by China\’s politicians and writers into the latrine pit.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witness, witness, witness, then there\’s literature.
8. You have often said that all your enemies are your teachers. Can your work teach something to the enemy too?
你常说你的敌人都是你的教师。那你的作品也教给你的敌人什么东西了没有?
答: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算教给了他们一点东西。人可能被监禁,思想和文化是不可能被监禁的。所以独立自由的写作比什么都重要。
LYW: It could be said that I\’ve taught them a little something over this Frankfurt Book Fair. A person may be imprisoned, but thought and culture cannot be. So, independent and free writ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
9. You were arrested for writing a poem about the massacre of Tiananmen. Did you take part in those protests? 20 years later, how does China deal with the memories of those events? And how has the country changed in these 20 years regarding personal lberties and freedom of speech?
你因写作天安门大屠杀的诗歌而被捕。你是否也参加了那次抗议活动?20十年过去了,中国如何应对六四事件的记忆?20年来,这个国家在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有什么变化?
答:我早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参加任何群众运动。但是那夜开枪了,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法控制我对杀人者的恐惧和愤怒。所以我写诗朗诵坐牢。活该。如今,看看他们怎么对待我,对待我的朋友刘晓波,对待大量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就知道他们怎么对待这段记忆了。
至于言论自由,因为互联网,因为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有些变化。
LYW: In my youth I was an anarchist, and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collective movement. But what choice did I have that night when guns started firing, I could not control my terror and hatred of those doing the killing. So I write a poem, recorded a reading, and went to prison. Deservedly so. Today, see how they treat me, how they treat my friend Liu Xiao-bo, how they treat most of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of June 4th, and you see how they treat this memory.
10. What would you say in Frankfurt if you had been allowed to go?
如果你被允许出席法兰克福书展,你会发表什么讲述?
答:我会吹箫和朗诵,还会扯开喉咙吼些中国民间的苦调子,这些土味十足的东西,都被绝大多数出席书展的官方作家强数倍。也许他们一见这么个野人来,就会集体退场,那没办法,我们同专制极其奴才的根本差异,是审美上的。
LYW: I would play the flute and recite poetry, and I would rip loose a few bitter folk songs of China. These richly locally-flavored things are better by far than anything produc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officially sanctioned writers appearing at the book fair. Possibly as soon as they\’d see such a wild man [as me], they\’d collectively withdraw…but there\’s nothing that can be done about that, our basic difference with the despots and their flunkies is in the area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德国之声10月15日专访:绿党欧洲议员谈书展与中国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芭芭拉?罗赫比勒女士对书展主办方进行了批评。这位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的前任秘书长在接受德意志电台文化频道采访时批评说,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没有弄清楚,是在同谁进行对话。在邀请中国异议作家的问题上左右反复的做法很不明智。鉴于2008年奥运会的经验,书展主办方在事前就应当做好接受中方批评的准备。
记者:罗赫比勒女士,中国在此次法兰克福书展的主题是\”传统与创新\”,您对此怎么看?
罗赫比勒:首先,这个主题听上去很不错,但没有什么说服力。在中国存在一种侵犯人权的传统,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一社会弊端还缺乏创新。中国政府不说他们并没有侵犯人权,他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也邀请了联合国反酷刑特派专员,并声称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完全废除。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迈出坚定的步伐,真正解决问题。例如:关于死刑的问题,我们和国际社会建议中国放宽量刑尺度。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做了什么呢?2007年中国作出决定,他们将对死刑判决进行复核。这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并没有什么创新。
记者:您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究竟了解多少?容易获取信息吗?
罗赫比勒:其实获取信息的情况还不错。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维权人士,致力于维护自己以及他人的权利。在中国一直存在维护宗教自由的问题,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受到折磨与虐待。在一些西方企业的支持下,中国存在着严格的审查制度。中国人不能从互联网上获取所有信息,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去年奥运会期间以及奥运会前期,我们看到,虽然存在这些审查措施,人们仍然能够获取信息,并转化为政治诉求。
记者:最近\”记者无疆界\”也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数字长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不可摧。我们真的能够获得什么具体的信息吗?
罗赫比勒:是的,有很多可以获得信息的不同渠道。一些中国人在绕开限制这方面很有创造力,但是同时存在很高的风险。但信息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此。有时得到的信息不确切,例如:最新的有关死刑的确切数据就被当成是国家机密。但如果每年中国有数千人被处以死刑,这就已经能够说明所存在的弊病,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并不重要。
记者: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于尔根?博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应当评论中国,而是要同它对话。他反驳了针对书展主办方向主宾国卑躬屈膝的指责。您认为对话是正确的方法么?
罗赫比勒:我认为,寻求对话是正确的办法。只是我回想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的做法时,必须要说,他们似乎没有弄清楚对话伙伴究竟是谁。我认为,人们必须有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必须要事先明确,谁是主宾国,到底具体期望得到什么,我们能够允许什么程度的批评。但这不是总能够行得通,或者是想要回避冲突,我在这里就要提到去年的奥运会。当时我们看到,国际奥委会在交付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只是得到了\”情况会得到改善\”的模糊承诺,但是之后人权状况同样没能得到改善。因此我认为,先拒绝,再邀请,这是一种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必须从一开始就同中国政府进行关键的对话。
记者:您提到了法兰克福书展的讨论会,中国异议作家先是受到邀请,然后被拒绝,之后再度受邀出席。您作为欧洲议员,同中国的接触中有什么经验?
罗赫比勒:现在欧盟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对话,有不同的目标。例如,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包括:对抗气候变化、促进中国的人权、支持中国转变为开放社会等,这都是很好的着眼点。今年5月份在中欧峰会上达成了协定。这也同样是对话,但具备了能够衡量是否得到改善的标准。我们签署了关于清洁能源科学与技术的协定,这是积极的方面。但同时,如果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支持修建大坝,我们也必须要予以批评。
▲德国之声10月15日专访:中国异见作家们看书展
中国是本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围绕中国的活动有500多场。但是,在书展正式开幕后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官方的代表和所谓的中国异见作家各聚一处,相互之间缺少交流。在一场有关书籍能否推动社会变革的讨论会上,中国异见作家戴晴,旅居美国的作家贝岭,生活在德国的记者史明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记者与正在书展进行采访的苗子作了电话连线。
主持人:苗子,你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第一天进行了一场讨论会,关于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你能介绍一下这次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么?
苗子:这场讨论会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主持人是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达扬。讨论的最开始,达扬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诗人或文学是否可以代表社会良心。
美国和台湾的诗人贝岭表示,诗人并不需要天然地承担社会良心。但一方面,诗人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而且诗人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因此对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的历史事件有非常快的反应。而且如果在文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的创作会比小说等等反应更快。另一方面,诗人和诗人的创作又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我们知道在书展之前的法兰克福讨论会发生过的一次风波,会上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提出质疑,贝岭和当时的另一位异议作家戴晴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贝岭就明确地表示他只是发出他自己的声音、个人的声音,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要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意见。
主持人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而且中国今年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人数大概有千人以上,而且其中很多是作家和出版社的代表。这么庞大的代表团是否就能说明中国的文学是处于一个非常繁荣的状况?
异议作家戴晴就表示,人多不一定就能反映繁荣,因为我们要看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写的是什么作品,他们是否生活在民间,是否能够代表民众的声音,而且他们是否有过被当局监禁的经历。戴晴同时回顾了中国最近这二三十年文学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性的声音在发出。人们首次可以谈及爱情、亲情,以前这种关于感情的东西都是很少被提及的。
另外,到80年代后期,报告文学盛行。但是在六四之后,按照戴晴的话说,报告文学是全军覆没,她大概介绍了一下这样的发展历程。戴晴还表示,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商业化还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像《上海宝贝》等等这样的文学似乎繁盛过一段。但是她认为,这种繁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在等待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震撼灵魂的文字的出现。但是戴晴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她认为许多历史事实现在仍然没有被公开。如果我们要根据这些历史事实来有一些文学作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等待这些历史事实的公布,然后我们才能期待有真正这样震撼人的文学的出现。
主持人: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场讨论会围绕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答案是\”是\”,但是中国文学现在是还没有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人们正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苗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尤其在中国社会当代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商业化的趋势,还有当局的一些管制措施。参加讨论的代表也都表示,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的是高官厚禄,假如你按照当局的路线来写作。另一方面,如果你写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可能会受到打压。这样的话,作家本身如果真的想写一些这种文字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戴晴表示,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真正震撼灵魂的文学作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非常严酷的条件。她说,这些作品并不是没有出世,而是在抽屉里,在电脑里,在人们的心里。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创造这样的作品,只不过他们一时没有发表出来,并不能说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没有真正的这样能够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够震撼人的内心和灵魂的作品出现。
主持人:中国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地位宣扬中国的文化,达到宣扬中国软实力的目的。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苗子:生活在德国的自由作家和记者史明就表示,尽管中国期望通过书展达到宣传中国的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样的目的,但是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可能与这种期待恰恰相反。因为从中国作为主宾国这次展示的文学来看,就可以看到,其实展出的许多作品,包括小说都非常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小说。在报告文学方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陈桂棣写的《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书并不是中国官方推出的作品。相反,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王兆山,德国媒体也有报道,他在汶川地震之后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江城子》。但是其中写道\”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等等,可能大家也比较了解。像这样的诗作在中国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哗然。在德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很难想象,这样的代表,或者说他曾经写过的这种诗作,能够起到宣传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文化积极的作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7日报道:社会学家王蓉芬谈法兰克福书展
在本次《当今世界》节目中,我们请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博士 王蓉芬女士谈法兰克福书展。王蓉芬说,德国舆论对中国被邀请做主宾国反响很大。本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塔-米勒表示,不应当让一个坚持独裁制度的国家做主宾国,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对于德国支持中国当主宾国的声音,王蓉芬说,这些人中有的要跟中国做生意,有的要翻译中国的书,有版权问题,还有汉学家担心自己如果反对,会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不能去中国,意味自己的汉学职业死掉一半。
王蓉芬还说,德国笔会邀请的中国异见作家非常不受北京喜欢。大家都是中国人,却两头说不上话,成了\”两个中国\”。还有6厅里有个台湾大展台,中国展厅里又有一个\”台湾\”,这两个台湾也对不上。
王蓉芬还说,在本次法兰克福书展,一些中国大出版社的摊位很小,但孔子学院却占了一大片地方。孔子学院在德国无孔不入,宣传中国文化和\”党的方针政策\”,又象当年毛泽东拿钱搞世界革命那一套。
对于中国当局通过法兰克福书展大举进入世界文化舞台,王蓉芬说,突击翻译1000本书籍,副主席习近平把已经卸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的两本书送给德国总理,这样的做法显示中国在文化方面跟世界挂钩还差太远。
王蓉芬表示,德国人不担心中国当局向他们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为专制根本冲不垮西方的民主自由。但西方人对孔子却是尊重的,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孔子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几大支柱。
▲美国之音(VOA)10月18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落幕中国流亡作家谈印象
为期五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星期天落下帷幕。有关本届书展的主宾国中国的各种话题还在继续。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特意发表讲话,支持独立新闻媒体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幕式期间回忆往事的片段在流亡作家当中也激起共鸣。
*感叹新兴媒体冲击出版业*
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兼作家贝岭从书展现场接受采访时说,他10年前也曾到过法兰克福书展,相比之下,传统的出版业和印刷业今不如昔,受到因特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非常明显。
贝岭不无感叹地说:\”跟10年前我来参加书展相比,我觉得书的衰退很明显、出版业的衰退很明显;出版社也没有以前那么有钱,来宾也没有以前那么多。\”
贝岭说,尽管出版业整体上的衰退很明显,但是由于人们对中国的广泛兴趣,这次书展还是受到各界相当的关注。
*据称新闻出版署下令零接触*
对这位流亡诗人和作家来说,未能和来自中国的同行随心交流,让他感到非常遗憾。
贝岭说:\”据说中国新闻出版署的政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跟我们这些人、所有的流亡作家、异议作家采取的是\’零接触\’的政策;不许在任何一个公共平台上跟他们一起对话、谈话。\”
贝岭说,尽管如此,他在非正式场合碰到一些中国作家,大家彼此打个招呼、互致问候,时间不长,但是短短的接触也让这位流亡海外多年的作家和诗人心中感到温暖。
*米勒支持流亡作家*
这次书展期间,他所经历的难以忘怀的是和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女作家米勒的会面和交谈。
星期五下午,米勒来到大纪元时报摊位上对众多记者发表了讲话,并且还和贝岭交谈。
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公布,很多人、包括职业作家,都感到诧异,因为她的作品远远说不上是广为流传。贝岭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我对她的熟悉度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她得奖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就是对流亡文学、移民作家,描述在专制社会下人的那种不幸,那种敏感,这是我感觉到非常强烈的。\”
贝岭讲述了对米勒的印象:\”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女子,这让我非常吃惊;你感到这么娇小的一个女子,但是她身上可以产生那么巨大的文学能量、一个人用笔来对抗一个国家的那种力量,那是让我感觉非常强烈的。\”
米勒告诉贝岭说,如果我得的这个奖能够对你们、对流亡作家有任何一点帮助,我也就觉得很欣慰了。
*默克尔讲话激起共鸣*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次书展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特意提到了她年青时在东德的经历,说她那时候最为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在西德的亲戚能够把书寄到她在东德的家。
当时在现场听默克尔演讲的贝岭说:\”她说很多家里人或者是朋友都希望拿到罐头、肉类这些平常在东德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寄过来书,所以当她手上有书的时候,她觉得那是那个时候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
彼得.伟德豪斯(Peter Weidhaas)曾经长期担任法兰克福书展的总监。星期天,他在书展现场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次书展很值得,能够听到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有心人能够在书展期间了解到很多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的报道和评论
▲廖天琪:谁代表中国人?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里的插曲–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之一)
本周末在法兰克福举办的书展前期的暖身研讨会上,发生了预期的戏剧性事件。9月12日这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讨论会,德方举办单位邀请中国官方的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学者、教授,以及政府官员。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北京的作家戴晴。戴女士多年来就因反对三峡工程和维护环保和关注维权而受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力。另外一位受邀的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人贝岭。然而在会前数天,中国政府得知有这两位\”异议人士\”参会,就向德方施压,表示\”三类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异议作家、异议分子不能跟中国的代表们平起平坐。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德方不照办,事情就吹了。
笔者于周二跟北京的戴晴女士通电话,她让笔者跟德方项目负责人说明,她至今未收到正式邀请,因为德方邀请书(故意?)发到新闻出版总署去了,没有发给她个人,所以她无法去申请入德签证。笔者跟德方负责人多次联系后,明白了德方受到压力,其中有好几道坎儿,因而他们略施小计。好在德国笔会立即跟驻京的使馆沟通,戴晴女士很快得到签证并且直赴机场。一错再错的德方负责人竟然已经让汉莎航空公司将她的机票取消了,戴女士立即当场购买了新的机票,迳直飞抵法兰克福。于此同时,贝岭也从波士顿抵达。这些波折和幕后乾坤都被国际媒体追踪报道,德国书展的最高负责人博思先生被逼上梁山,只能在12日的研讨会上,将两位备受瞩目的\”异议作家\”安排在前面发言。
由于中国官方施压,干预德方东道主的事弄得满城风雨,这两天的会议热闹空前,而扮演主角的中国官方代表团也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作出了极为精彩的\”退场\”、\”返场\”的表演。首先在开幕词中,法兰克福市长基民党的罗特女士申明书展的精神在于言论自由,东道主邀请了客人,就不得没有担当,收到压力就收回请柬。她还赞扬戴晴和贝岭两位排除困难来参加会议。中国官方的代表脸色铁青,如坐针毯。使馆参赞赵彬和前大使梅兆荣在发言时都进行反击,认为德方对宾主国的中国代表不尊重。
当戴晴上台发言时,中国代表团的多数成员都站起来,退出会场。一时场面混乱,有点失控。戴晴和贝岭的发言其实都很温和,他们对\”祖国\”同行们的表现感到遗憾。于是在两位的发言完毕,以及德方的劝说和道歉(市长开幕词中的\”倾向性\”)之后,中国代表团又重返会场。梅兆荣这位外交官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外交形象,他不仅对戴晴的提问拒而不答,并且指出戴女士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知道他说这样毫无意义的话的用意何在。异议分子在中国本来就因为没有生存的空间而少之又少,戴晴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沉默大众,她代表的是一种追求言论和写作自由的勇气。
代表团的一位社科院的\”学者\”的发言,为自己的身份做了最好的注解。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听众对这位仁兄的学识没有受到多大的\”教诲\”,但是对于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地位却十分领教了。
这一场题目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的讨论会,本来是中国学者们表现一个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融合的良机,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人在两百年来的现代化的阵痛里的感受,他们的痛苦、失败、成功和骄傲。然而这么一批中共的官员和官方学者作家,就像大象踏进瓷器店一样,踩碎了人们美好的期待和希望。法兰克福书展的宗旨是弘扬思想、文化、出版、言论的自由,经过几年的磋商,终于下了决心邀请中国为宾主国,其用心良苦,人们以为这样做能促进提升中国的写作和出版自由,就像去年世运会在北京举行,西方以为能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不是缘木求鱼么?
书展的正式时间是10月14日至18日,届时德国笔会将和独立中文笔会每天举办一场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对话,劳改基金会也将设有摊位,台湾、香港都有展馆,西藏人和维吾尔人也将展出他们的图书。不知道那时候宾主国的中国还会拿出怎样的手段来面对这些\”异类\”,我们且拭目以待。
▲廖天琪:还好歌德救了他们–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之二)
法兰克福第61届的书展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出版界和文学界人士对于在开幕式上的几位发言人的讲话都印象深刻。首先令人感到很新鲜的是,这里不讲究\”排座次\”,开幕式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的主席贺内菲尔德教授(G.Honnefelder),他举出有60年传统的书展,虽然经过第三帝国时期的摧残,但是\”言论自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人权\”的事实并未改变。他并提出书展前两位中国作家(戴晴、贝岭)一度被取消了邀请是很不应该的。这时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只有加起来约300多位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和工作人员面无表情,也无反应。
书展主席博斯在他的发言中强调言论和思想的自由。黑森州州长科赫竟然在发言中提到西藏,说跟拥有特殊的文化和语言的西藏进行交流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法兰克福女市长罗斯这次虽然不再刺激中国代表,但是也认为思想遨游、文字飞扬是人类骄傲的文化传统。
轮到中国的作家莫言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发言,他们都紧紧抱着德国文豪歌德不放,大做文章,莫言把曹雪芹跟歌德比,铁凝先从美丽的金秋谈起,夸奖德国是伟大的民族,说只有物质不够,人类还需要精神食粮, 举了一些德国的作家的名字。到了副总理习近平时,他再度提了文豪歌德,说他自己代表中国政府和13亿中国人表示感谢能来参展。同时指出中国的出版业吸取外来的格局,目前是个发展开放、百花齐放的景观。中国人13亿人饭吃饱了,但是他们的文化权益也应当得到保障。
德国总理莫克尔女士是最后一个发言人,她先赞美两位女作家,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和书商奖的卡特琳娜穆勒(Katrin Muellere),她认为虽然进入电子时代,但是书的地位不能被取代,一书在手,浮想联翩。她有点羞涩地说,以前她在当时的东德,往往要求西德的亲友不要只寄食品包裹给她,她也要求他们寄点东德买不到的书籍,这类口吐真情,道出自己\”越界\”的行为,出自一位国家最高元首,令人感到她的淳朴和寓意深远。
在爵士乐队的快节奏的音符中,开幕式落幕,中德两方的政府首长和文化人的发言,两相比较之下,十分令人回味。
▲廖天琪:3号馆与6号馆, \”我们\”与\”你们\”–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三)
今天书展正式开始, 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书商和出版商分别在8个面积庞大的展馆中展出他们的出版物。从周二到周五只开放给出版专业的人士,到了周末,普通参观者才能进入。当然这个规则并不严格,很多爱书的读者也有办法进来,因为这为期五天的书展期间,有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演讲、座谈、论坛、讨论、表演,这些节目或是在各个出版社的摊位上举行,或是在室内或室外的特定舞台或平台上推出。
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今年有庞大的阵容,不仅派出了100多名\”最著名\”(莫言所言)的作家,并且出动几十家出版社,展出了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中国展馆设在6号馆底层,所占面积很大,展馆从西到东一共两溜的空间,一家家出版社挨个儿一字排开,书籍单调乏味地排在书架上,缺乏变化,没有像其他国家展台那样,在醒目的地方陈列一些能触动观者的情与思的照片和图画。巨大的空间浪费在打出大而无当、缺乏灵气的梅花的影像上。总体说来,中国展馆虽然光鲜,但是缺乏艺术品味和美感,人文气质和深度也付之厥如。满世界都赞美中国文化悠久,传统深厚,但是如果你想到中国馆去体会古老中国文化的底蕴,大概会若有所失。虽然似乎应当有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在场,但是参观者却很难碰上,也许他们都对德国大文豪歌德感兴趣,去参观他的故居去了,因此暂时缺席。
倒是台湾的展台占地不大,却布置得亮丽而温馨,一切都是敞开的,不分成小的间隔,同时几位抢眼的作家如龙应台、张大春、陈玉慧、杨照等都在场,跟参观者谈话,并由张大春当众挥毫表演书法。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也都围在这个展台,跟他们喜欢的作家谈天。
本届德国的媒体和公众界特别关心主宾国的正式代表之外的异议作家。戴晴可谓本次的风云人物。她在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第一场名为\”文学与权力的关系\”的座谈会上侃侃而谈,她说昨天中国副总理在开幕式上说,他代表13亿中国人来参加书展,但是她有个感觉,自己和很多体制外的作家不能被习近平先生所代表。而且所谓中国的出版业是\”百花齐放\”的景观也恕难认同,中国的书号被国家控制、审查制度严厉、很多作家的书没有办法出版,这可都是事实。
周勍说,在中国从事写作的人,被分成\”我们\”和\”你们\”,你如果属于官方的\”我们\”, 那就春风得意,一路绿灯;要是属于对立面的\”你们\”, 那轻则处处碰壁,重则有力虹、刘晓波的例子。马建说,我们在这3号馆小小一块地方座谈,挤得记者们和听众们拉长脖子、接肩摩踵,但是\”他们\”在6号馆,宽敞华丽,这个对比就说明了问题,国家大手笔拿出钱来宣传文化、文学,但是你只能听他要你听的。文学要\”真\”,不能\”欺骗\”,不能被\”收买\”。
德国笔会的秘书长维斯勒提出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经历了极权专制的灾难,对于国家权力特别警惕,不过有时候这也并不是\”黑\”与\”白\”这样可以简单区分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他的提法,认为灰色地带还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作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还能\”伤痕\”一番,但是如今许多\”反思\”和\”恢复记忆\”的工作都属于禁区。
有记者问到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情况,维斯勒提出德国政府还是作得不够,他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正面回答如何营救刘晓波。廖天琪说美国众议院于10月1日以421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决议案敦促政府,要求无罪释放刘晓波,此案将送至参议院讨论,并很可能于近期通过,届时奥巴马总统将被迫表态。美国议会的作法,德国议会可以借鉴。
除了这场讨论会外,今天还有五、六场跟中国议题有关的讨论会,不仅有中国官方代表,也有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参加,还有德国的汉学学者和居住在德国的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华人,节目琳琅满目,令人分身乏术。不论是直接参加讨论的人还是旁听的观众,真正感觉这是一个激荡脑力、触动思绪和情感的文化享宴。
▲廖天琪:文学与社会记忆–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之四)
\”写作是寂寞的职业\”,自从因特网和个人博克流行后,这句话就要打折扣了。至少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让很多作家飘飘然升上九重天,在数天展期内,他们是媒体众星拱月的宠儿、是掌声和溢美之词的聚焦。今天走过\”蓝沙发\”论坛时,上面坐着电视主持人正在和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斯特对谈,后者说:\”虽然很多人反对让对民主观念跟我们不同的中国作为主宾国,但是跟他们展开对话和交流,是必须并且有益的。\”笔者并不同意,苦于座谈会不接受提问。刚好这时看到电视二台的文化主播布鲁格先生站在场外聆听,于是走过去对他说,这样的国际文化活动积极助长了中国政府在民间的威风,如此对话只是跟官方代表打交道而已,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廖亦武被禁止出国参加书展。布先生先回答说,他知道廖的案例,德国报界有所报道,但是他依然认为书展不仅为中国政府提供了舞台,也同样为异议作家和知识分子造就了良好的表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还提了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说完他就被请上台去继续下一轮的座谈。
布先生说得不错,这次书展的确为异议作家如戴晴和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周勍、马建、杨炼、贝岭等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他们不仅表述自己的观点,也为一切国内不能出国的的同行们表达了心声、述说了国内写作人的精神和物质上遭遇的困境。将发自亲身体会和切肤之痛的经验娓娓道来,沉痛、深切而感人。
本次书展上的\”明星\”和\”英雄\”不是庞大的国家代表团里的那些拥有印刷精美的作品的专业作家,而是自费旅行、仆仆风尘从几大洲感过来的独立作家。他们没有固定\”薪水\”,完全靠自己的版税和获得的国际文学奖金赖以为生。在今天10月15日早上德国笔会和中文笔会的以\”文学和社会记忆\”为题的座谈会上,以口述历史为专长的周勍说了一个故事。\”我跟一个农民谈天,问他三年大饥荒他们村是怎样的情况,他说,你指三年自然灾害吗,那是到1963结束的,不,其实是到1982年结束的, 从这一年咱村里才能吃饱哩。\”\”那些年有水灾、旱涝或蝗灾吗?\”\”没有。\”\”那为什么说自然灾害?\”\”是上面叫说的呀。\”一村村人死光,有些地方死绝了,还有什么记忆可保存?
马建说,他的《北京植物人》描写一个在六四中弹的青年人,十年被活埋在自己的肉躯里,一旦醒来,发觉原来政治化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商业广场,他自己没有当活死人,而是别人如今都成了行尸走肉了。马建的话如同震耳欲聋的钟撞,几十个围绕着座谈会的听众刹那之间,呆呆站立,没有反应过来,沉默,沉痛。
戴晴说,中国政府把代表暴力、谎言、扭曲事实的五十年代的\”收租院\”故事的雕塑竟然搬到了书展来,这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骗了她的纯真,从17岁到30岁之间,她自己\”出身成分\”好,所以信任共产党,甚至赤胆忠心愿意缩短自己的生命来延长毛主席的寿数,直到有一天顿悟,幻想破灭。
人权活动家吴弘达提出《黑色文库》这个海外出版的政治犯系列,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政权受害者的个人记忆,这是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他也讲了一个五十年代中期的故事,那一年有那么几天,全国几亿人停产停工,只干一件事:\”打麻雀\”,除害虫。当时有个同学问:\”我们国家干净了,但是如果有麻雀从缅甸飞进来怎么办?\”结果此人为此被打成右派,发放劳改。
德国的社会学家克尔特教授作了很好的比喻,专制政府认为人的脑子像海绵,可以经过挤压,把里面的水分拧干,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哪怕再短暂时期内,因为某些原因,不允许有集体记忆,但是个人记忆也还是存在的。德国因为有纳粹和东德极权的经验,对于这个议题有特殊的认识和感受。
德国笔会的史明先生作为主持人兼翻译,从容地主导讨论,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触及到问题的深度和跨学科的广度。社会记忆是什么?6号馆中国官方的巨大展馆里面,有没有一本关于\”六四\”的书?关于反右或是关于文革的书?社会记忆只是民间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吗?是有良心的个人或小部分有偏执狂的癖好吗?克尔特教授认为这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润滑剂,缺了它文明的跨越是不可能的。
马建、贝岭、杨炼、周勍和戴晴这几天都在赶场,参加新闻发布会和专题研讨。周勍下午跟伊朗作家和德国作家的对谈会上,被观众轮番提问,回答关于刘晓波、力虹状况和中国出版业的情况,一时讨论气氛热烈,欲罢不能。
下午有一个高潮节目,诺贝尔文学奖本届得主,原籍罗马尼亚,但是移民后长期居住德国,并以德语写作的赫塔穆勒女士,应法轮功机关报大纪元时报的邀请,出席他们的展台,并应答问题。穆勒女士本人经历了专制制度的压制,她的小说也多以此为题材,有一本是关于\”劳改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对中国官方压制自由写作并打压异见和宗教分子进行了批评,并对一切受国家权力压迫的人表示同情和道义声援,这就是为什么她出现在大纪元展台上的原因。
▲廖天琪:韦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误解?–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五)
德国笔会理事会里有一位中国籍的理事史明先生,他负责这次书展期间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合作项目。在书展之前,他就跟张裕和廖天琪联系接洽合作事宜,并一同设计了几场很能吸引人的讨论会。德国笔会这次倾力相助独立笔会,租了一个宽约六米的展位,摊位上挂着视频,全程播放独立中文笔会制作的笔会简介光碟、印制了印有刘晓波头像的书包,免费赠送参观者,还有许多介绍笔会狱中作家的资料传单。当我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时,得到的是谦逊的回答:\”这是我们能够为中国大陆的写作同事们所能尽到的最起码的心意\”,很令人感动。
10月16日今天这场讨论会的主题是\”韦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德式误解\”。参加讨论的是韦伯专家王容芬博士和汉学家施密特格林策教授(H。 Schmidt-Glintzer)以及德国笔会会长斯塔色先生(J. Strasser)。史明以优雅流畅的德语担任主持人。他首先宣布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李建红(小乔)于昨日由瑞典返回中国,途经香港时,被扣留在海关,并且并告知必须于17日之前离开香港。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迫害作家的例子。在场的记者们作了记录,因为这些天来,他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几位异议作家大胆的批评言论会给自己造成如何的的后果。
提出基督教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端并兴盛的坚固基石的韦伯,曾经指出儒教、道教盛行的中国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王容芬一上来就否定了这一点,她举出了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受儒教影响的地区,照样资本主义发达。施密特教授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适合中国,韦伯的理论是在战争阴影下的产物,他认为自由应当有限度,否则会失控。中国政府就是用宪法来约束这种危险。他还说中国人民有宗教自由,全国各地许多教会,只要能在宗教局登记注册,人们就能去教会,而教会信众很多,其中不乏有钱人。这位教授代表的是西方社会里的\”抬轿\”典型,专门为中国官方捧场,以稳固自己进出中国享有特权的地位。他们向德国社会传达的是片面和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斯塔色先生身上有着欧洲六八世代\”造反学生\”的烙印,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韦伯的理论是否能够适用,哪怕是借鉴,都不愿下任何定论。他说西方花了两百年才步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如今要在二十年内成就这种转换,如何让人来做固定的评价?的确,当前中国曼彻斯特式的资本主义令所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失算。
中国官方主办的多是由代表团成员所参与的纯文学性的讲座或朗读,如莫言、苏童、陈染、绵绵、铁凝、安妮宝贝、阿来、东西、余华、徐则臣、李洱、刘震云等。而在其他德方组织的会场上,则有平行的十数场、内容丰富、变化多端,涉及中国经济、文学、社会领域的讨论会。总之,节目繁多,参观者疲于奔命,笔者挂一漏万,在此只能点到为止。
▲廖天琪:身陷围城兼危城的中国作家–法兰克福书展系列(六)
今天10月17日是书展对普通参观者开放的日子,一大早几个大展馆就挤得水泄不通。昨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独立中文笔会、国际笔会理事诗人杨炼有一场关于作家的社会功能和义务的精彩对话,许多人还津津乐道。今晨周勍的关于中国新闻出版行业内幕的演讲,虽然场地小,但还是吸引了不少听众。书号的买卖让中国出版界充满了非法性和诡吊,这种情况在别的地区和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利用人潮汹涌的契机,几位人权、民运机构的人士费、潘、钱、彭、小高、小何、小李几位先生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举着\”释放狱中作家\”\”廖亦武应享有出国权\”\”释放杨天水\”\”释放刘晓波\”\”孙宝强系狱廿年\”等牌子穿插游走于各个展馆,受到不同的\”礼遇\”。在主宾过所在的6号馆,是别过身子、冷淡的同胞们和对我们谩骂的愤青,在其他的展馆中,我们却受到掌声和鼓励,有观众让路、拍照、录像或过来跟我们攀谈或打气。
由于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李剑虹(小乔)目前情况下落还不明朗,似乎尚滞留在中港边界, 明天预定的一场专门谈论独立中文笔会的座谈会上,廖天琪和戴晴将会把大陆会员的生存和写作困境介绍给听众,有些勇敢的会员只是行使了自己言论自由和写作的权利,就不断受到骚扰、恐吓,中国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围城也是危城, 信息发达的时代,政府还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进行思想和资讯的禁锢,不仅是与民为敌,也是与自己党的利益和国家的稳定为敌。
61届的法兰克福书展10月18日闭幕,这是一场跨越地域、语言和文化界线的精神盛宴,让自由的思想、神奇的文字语言和奔腾飞跃的想象力互相冲撞、激励,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由于因缘际会,独立中文笔会这次积极参与了这个国际文化节,将大陆独立作家的心声传达到西方的公众界,\”刘晓波\”、\”零八宪章\”、\”系狱作家\”、\”审查制度\”对西方人都不再是陌生的概念。中国民间和独立知识分子的勇气赢得了外界的赞赏,为写作而付出自由代价的作家重新拾回了这个民族所失去的尊严。我们感谢他们的牺牲,也将继续为争取他们的自由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