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甲子的年份，与此相对应，当然也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政权溃败台湾的第六十个年头。于是，相关主题的书籍纷纷出版，其中最引发轰动与争议，也赢得最大“票房”价值的书，当数旅德华裔著名作家，曾为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时的文化局长，目前正在香港执教的龙应台教授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在短短的时间里，这本书在台港和海外销售二十多万册，超过龙应台以往所有畅销书，包括最为著名的《野火集》的记录，令出版商和龙应台自己都感到惊讶。
在出席了世界最大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后，龙应台到温哥华做了中英文两场演讲，为新书作促销，由于听众人数超过预料，主办单位临时改演讲场地至可容纳千人以上的哥伦比亚大学陈氏剧场。这次温哥华之行，是龙应台三十年后的第二次重临，在她演讲前，我与她进行了一场坦诚的对话，探讨她写这本书的心路历程，也挑战她这本书跨越文学和史学（尤其是口述历史）边际所带来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龙应台对我也不陌生（不过她一直以为我住在美国），因此，她对我的尖锐问题一点也不在意，而是直率回应，尽显出她严谨却真诚甚至与她尖锐文笔颇不相称的温柔人格特性，不矫揉造作，也无咄咄逼人，给人以理性智性的愉快。
从本对话可知，有人质疑她这本书因为得到台湾国防部等单位协助（如看档案，采访部长等），是否是台湾与北京抢夺六十周年纪念话语权的“应命之作”，是要与大陆影片《建国大业》打擂台？其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在主观上，她虽然要为“失败者”立传，但她根本无意为蒋家说任何的好话。不过，她在回答我一个她认为是“直击《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一书叙述主题”的问题时，让我直感地认为把握住了，或者说解开了她酝酿十年，闭关一年，采访成百上千一九四九年经历者而写出的这本书的密码和内在主旨：那就是要解构套在她的父辈那一代人，主要是国军低中层军官（外延到200万迁台人员）身上的“妖魔化”印象。她指的这种“妖魔化”，在我的理解中包含两个方面含义：一个是普遍在大陆民众或者台湾外省第二代、第三代人眼里的，作为溃败者从大陆撤退的“凶恶的残兵败将”的形象，一个是在台湾本省人眼里的，作为权势者“来霸占台湾，欺压台湾人民的凶恶蒋家鹰犬”的形象。龙应台要让读者知道，她的父辈们在一九四九年及其以后时代历史的颠沛流离，证明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中国历史“新价值”的缔造者，国民党丢失大陆，败退台湾的“历史性逆转”，或者说“反败为胜”，不但可以让龙应台父辈们可以“脱妖”，也就势颠覆了传统的两岸“历史大叙述”。
作为书写者，龙应台是成功的，因为原来被认为是“丧家之犬”和“党国鹰犬”的那一代人，可以从屈辱尘封的“历史黑洞”里走出来，站起来，他们可以从自己后代或者敌人后代的读者眼泪里赢回“失去的尊严”，那恰恰是龙应台认为她可以为自己的父母辈所做的最好纪念；另外，从反战的角度，龙应台显然还要解构抗战之后中国内战的“价值判断”，在她的叙述里，战场上面对面血肉厮杀的“阶级对立”，原来是“自己的兄弟残杀”，因此，她呼吁国家军队机器的“每一个螺丝钉”，都要成为“有思想的螺丝钉”，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我从对话中强烈感受到，龙应台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因此，她的“历史价值解构”、“历史叙述解构”的背后，必然有“另外的价值隐藏”，这，也就是她这本《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必然要引起争议的理由所在，这本书最强的地方，也隐含了最弱的地方。这与她写这本书的“感情初衷”分不开，与这本书的文学性分不开，毕竟，“感情是最脆弱的”，文学书写不能取代历史书写，这本赢得无数眼泪的“历史写实文学作品”（龙应台自己的定位），也会为她带来无数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