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幕幕往事
去年此时，重庆出租车司机在主城区集体罢运。当时还有两位出租车司机通过博客、电邮发来求助信，盼我撰写檄文，为被压迫已久的“的哥的姐”们出口恶气。其时，我尚在重庆市渝北区当图书编辑，工作地点就在重庆武警总队旁。恰在那时，薄熙来针对罢运事件，采取毛泽东式的群众路线，与满怀怨气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围坐一起，共同沟通。
重庆人耿直，不光就出租车公司高征“板板钱”发表愤慨，还就黑车横行、加油难、交警罚款如抢劫、秘密偷拍如敲诈等诸多恶疾，都跟薄熙来讲了。席间，有一公司代表为出租车公司开脱，一开场就盛赞薄熙来、盛赞市政府，话没说几句，薄熙来当场打断：“我今天来，是想听的哥们诉说真实情况，你就不用讲了！”那人立刻闭嘴。整场会议，电视全程直播，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政府要求主城区各出租车公司对“板板钱”每辆少收50元。大多数重庆人与薄熙来长时间的荧屏接触，那可能就是第一次。
历史似有巧妙的安排。一年后，薄熙来挂帅，掀起打黑运动，在民间犹如包青天复活。而打黑的起因之一，就是某些涉黑出租车公司自认后台够硬，根本不买薄熙来的账，拒绝降低“板板钱”。薄熙来深知重庆已是鱼龙混杂、内外交困之地，遂将“展昭”王立军从东北请来，在我每日俯瞰的重庆武警总队任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在重庆市公安局任局长。王立军上任后，迅速整顿警风，追查积案，由底层到高层一一追查，既打黑，又反腐。在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典当等涉黑领域，无论虾米、大鳄，一一落网。
我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周立太也是。闻名全国的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扬名于深圳，后坐阵于重庆，在当时也曾与我就着麻辣火锅饮酒数瓶，我也从中得以认识一批跟着周立太为中国法治而奋斗的青年律师，为重庆有此等凤毛麟角为幸。一年前的周立太，尚在酒桌上与我同为“追求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而干杯；一年后，他已站在法庭被告人辩护律师的位置上，为重庆开县某涉黑团伙激烈辩护，甚至为审理程序不公而数度冲撞法官。
学者型局长王立军
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目前被拿下的最高级人物，是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前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文强。九年前，在重庆抓获大案头目张君时，文强还曾一脚踩在张君侧脸上厉吼：“你服不服？”尚有记忆的重庆人，不会忘记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重庆抢劫运钞车案，这些大案，文强皆屡建奇功，也因此在公安部被多次记一等功，在江湖上更被通称为“文二哥”。有网友模仿文强口吻发帖：“我文二哥做事，从来都不拉稀摆带……”
世事难料，重庆的打黑英雄文强，遭遇了东北的打黑英雄王立军，颇有“既生强，何生军”之慨。王立军之扬名，最突出的是在东北黑社会刘涌案中的表现。有传言说，王立军被威胁之狠，超出常态，有拿500万要他命的，有以他家室之死来威胁他的，不一而足。这个人身上最明显的是学术气，而非文强身上的江湖气。其学术的要点之一，就是刑侦的技术化。讲多少政治都没用，将案子用现代技术给我破了就算是本事。过去说，重庆破案率为50%以上，现在把积案全部摊开，发现破案率竟然仅占四分之一左右，这个发现，是王学军来到重庆后才有的发现。
从历史旧案挖新案，从万千小案挖大案，从底层案挖高层案，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十分相似。重庆人地处内陆，文化倾向较为“土著”，警察队伍也不例外，许多警察在王学军身上都可找到新鲜之处。我见过不少媒体对他的报道，整体形象已了然于胸。这样的学者型警察，这些年来我只在广东认识了一个。在这种人身上，知识积累甚多，思想来源复杂，你说你是自由主义，他比你还自由主义，你说你是思想异端，他所了解的思想异端比你所知的来源还要真实，因为你只是读到过、听到过，而他则是看到过、对话过，颇具深度，而且立体。
薄熙来的毛泽东遗风
王立军的上司，当今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更值得研究了。生于重庆酉阳的异见作家冉云飞在成都曾对我说：“重庆啊，太左了！”他说这话的证据之一，是因某次受邀重庆演讲而遭到取缔。在薄熙来未到重庆之前，我对重庆媒体的认识是“土”，按官方说法是“淳朴”。重庆40个区县，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大部分人是农民，要比敢言比不上广州，要比活跃比不上成都。许多人都在质问：重庆的知识分子都干什么去了？
薄熙来到重庆后，这种“土”变成了左，不但左，而且左得非常厉害，有一种对毛泽东式的红色文化迷恋到实不忍睹的氛围。先是全市唱红歌，后是全市看红色电影。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别的电视台播谍战、抗战影视，重庆干脆播《东方红》，直到昨晚还未结束，播的是《回民支队》，几乎要把红色老电影全播完的架式。人人都知薄熙来乃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后，他们两父子都曾因毛泽东受过冤狱之苦，但今天的薄熙来却如此迷恋毛泽东，令人不解。难道仅仅是重庆宣传部门的固执手段？
在薄熙来主政辽宁期间受过冤狱之苦的姜维平，自出狱到美国后，撰写了批判薄熙来的大量文章，我都读了，但仍是无法释疑。倒是杨恒均的一篇《我为什么不责怪崇拜毛泽东的人》给了我答案。底层推崇毛泽东，是因其强人色彩，别说黑道不敢嚣张，腐败也不敢蔓延，彼时虽专制、穷困，但底层人自认毛泽东能为他们做主，哪像今日求助无门，而且苛政遍地、腐败成风、黑道猖獗？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是绝望后的精神寄托。
薄熙来此次打黑，的确颇具毛泽东遗风，这不是常态的严打。仅从抓捕数量、涉及领域这两项就可看出，重庆打黑，已经不是纠风，而是大动筋骨的全盘手术。清朝统治定律有三，即：用贪官、反贪官、杀贪官。反贪官多体现为剪除异己，是体制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薄熙来所行之事，已入第三步，那就是杀贪官，是对整个重庆重新洗牌，亦收平民愤、得民心之效。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腐败，抓个人、枪毙就完了，而是把人民统统带动起来，搞一场几乎谁也不会反对也难以反对的运动。
打黑运动的连串效应
这是人民战争。打黑初期，重庆市公安局就曾复印二十万份《致重庆市民的一封信》，让市民踊跃举报，且有权与重庆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当面秘谈。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更广，因而举报甚众。效果一下就出来了，我发现，两三年前网络举报的对象，今天也被捕了。重庆市公安局对各举报信息分门别类，极少遗漏。民间举报纷纷，体制内也有其办法，譬如警察队伍，任何警察都必须主动交代自己及他人有无涉案，如不交代，一旦查出，后果更严。抓捕行动，一切保密，为防通风报信，有的区县警官甚至被提前控制。
这些做法，已经不是隔靴搔痒，民众也分得清什么是真打、什么是假打，这次就是真打。譬如，重庆市长寿区万顺镇东风村村民易大德，近日甚至自费十万元在《重庆商报》刊登大副广告：“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这是为何？易大德来自社会底层，他的儿子易华勇，在去年7月29日就曾被雷晓钢、张仁富等黑道人物活活砍死，另有易大德的十三名亲友受伤。重庆打黑，民众发自内心地感激之、盛赞之，一如胸中恶气全然吐出，完全可以理解。
打黑运动的网络民意，开始从重庆走向全国。有人呼吁，让薄熙来今后问鼎胡锦涛之位，让王立军任下届公安部长；有人呼吁，给重庆市公安局奋战的警察们捐款，你一千，我几万，他十万；有人呼吁，让薄熙来、王立军到广东来，到福建来，到山东来，到湖南来，到上海来……深度追问的声音也出来了。第一，在薄熙来到重庆之前，他的前任贺国强、汪洋为何对打黑无甚作为？第二，打黑是否如1957年反右运动般扩大化了，抑或是新式文革？第三，打黑对重庆经济的影响如何计算，对就业人口的出路如何计划？第四，打黑之后所获赃款、财物如何处理，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还予民众？第五，打黑有无除根，有无继续深入打下去，甚至拿下文强等辈的更高后台？第六，为何最高层的胡温及公安部，对重庆打黑不站出来积极表态？第七，能不能保证被捕者的程序正义、法治权利？第八，第九……
无论你过去如何质疑政府、批判制度，甚至还主张过多党执政、全民直选，但是在此刻，你会如其他网民一样突然发现，在最火爆的《天涯社区》，网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重庆的体制内人物如此推崇，如此称道，而且无分左中右。一场运动，趴下去的，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犯下“原罪”的先富起来的部分人；站起来的，是忍耐已久、哭诉无门甚至带着死伤记忆的重庆市民，是其它省市对薄熙来、王学军这类铁腕人物的深切呼唤。从网络铺天盖地的呐喊可以看出，重庆点亮的这一盏灯，正在逐渐照亮其它各个省市的漫漫暗夜。
打黑的目的是维持稳定
在这一片欢呼声之中，有另一种声音产生。这种声音就是：重庆打黑，从本质上讲，是为了维持政权稳定。黑社会是个普遍的世界性难题，但因其依附的制度环境有异，导致了被铲除的多与少、深与浅的差异。中国强大的国家机器，是一般黑社会难以抵抗的，黑社会能够与体制短暂共生，却难与体制永久共存。黑社会之于共产党而言，实在是渺小脆弱得很。政权稳定的后台，一是枪杆，二是媒体，两者联动，再加上利益遭受侵害的民众奋起，任你再多的马仔、再大的保护伞，照样消灭你。
中国式的黑社会，即使渗透政界，只要你越过共产党的某一底线，那么你就是死路一条，这是黑社会在中国的可怜之处。它们在这个国家扮演的角色，并非统治者，顶多是统治者某一时期的利益共同体，或某一时期的敌人。上个世纪20年代，意大利最大的一次打黑运动，就是独裁者墨索里尼针对黑手党的打击。无论西西里的黑手党多么强大，无论巴勒莫市的市长多么敢于嘲笑墨索里尼，但是他们在法西斯军队前的渺小，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墨索里尼找到莫里将军，并调集4000余名防暴人员，包围了整个西西里岛，血洗黑手党，并以军事管制的极端手段，将大批黑手党党徒投入监狱。
中国的黑社会，一般就是开赌场、搞娱乐场、卖毒品、放高利贷，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通过暴力手段垄断行业，控制经济命脉。手里所拥有的，一是不成规模的枪支弹药，二是靠不住的保护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你即使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抓到一些官方人物的把柄，给他们好处，但你始终是黑社会，你的生存方式是灰暗的，是非法的，因此你的命运只有覆灭。重庆被抓的诸多狠角色，狂惯了，既没把同行竞争者放在眼里，也没把弱势小民放在眼里，更没把薄熙来放在眼里，结果就是跟黑手党一样的命运。
何况，他们还算不上黑手党。在《刑法》里，他们甚至都不叫“黑社会组织”，仅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葛优在《大腕》里就拍过桌子：“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此次周立太也有这个辩护：他们顶多是混混，是草根状态的非法团伙，仅此而已，算什么黑社会？为了政权稳定，当局雷厉风行之事，有两种：一种是无视人民利益的，譬如镇压民间维权、打压异见良心、整肃敢言媒体；另一种是既达维持稳定之效，又兼收民间拥戴、加诸官方政绩的，譬如反腐败、打黑除恶。人民利益与当局利益确有重叠之处，这重叠之所在，当局大有可为。至于非重叠的，当局有几分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来想事做事，这条路更值得探索。
下一步是收拾打黑残局
我们这个国家，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其结果是当局与人民同时患上权力恐惧症。只因多数政治运动的来源，多是体制内的权力斗争所致，而民众不过是棋子。恐惧惯了的人，看到此类运动又得复燃，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发起者的动机何在。有网民说：你看，薄熙来有政治野心。有网民说：贺国强正在东北搜集薄熙来的底子。至于汪洋，人们看到他从重庆一把手变成广东一把手，抓了陈绍基，近日还破获了涉及湖南、广东两省的9000万元假币案。有网民说：他在展示自己的清白。有人为汪洋在重庆任职期间辩护，以2006年12月的“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汪洋演讲为例，让众人理解汪洋对民营企业原罪“要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宽容”的思维。
薄熙来、汪洋、贺国强治下的重庆，我都生活过。老实讲，我根本不关心他们三人之间在今后政治命途上的较量，诸多庙堂之事在江湖上无非仅仅是谈资。只要民众有一定的实际利益，那就是幸事。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现在生意差了，混混都躲了起来，不出来耍了。但这没关系，钱少点，可社会治安好了。”这是支持。一位民营企业老板说：“看来钱不要挣得太多，够花就行了。共产主义，就是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所挣的一切都被共产。”这是低调。但是，那占90%的重庆房地产商们，他们手上的钱过去都是通过高利贷借来的，今后向谁借？向银行借吗？银行只承认大客户，而他们都是小虾米，他们怎么办？政府要思考。
一年前，我在重庆采访一个租碟老板，目睹其拿出几百张黄碟说：“政府不会动不动就把我们抓了。你想啊，一个店至少养活三口人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200多个店，解决了600多人的就业问题，如果都关了，这600多人会不会因为失业而成为社会的乱子？政府不是给自己制造麻烦吗？”如今，打黑的确间接地把无数人打成了失业人口，譬如“巴南第二富”黎强的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打掉他，行业垄断的地位的确没有了，但是许多人也要再想办法谋生。这个民生问题的烂摊子，薄熙来必须去收拾。
打黑，其难点不在如何打击，不在如何审判，而在打击后如何治理、如何重建新局。黑社会曾经带来的虚假繁荣，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人们看到了自己可悲的生存状态，如何给出一个事实上的繁荣，给出一个人人都体验得到的繁荣，这将是重庆及其它省市都须继续“运动”的下一主题。揭开一块黑幕，发现下面尽是蛆虫，喷喷药剂，蛆虫就死了，但细看那蛆虫啃下的肥肉，如今已是千疮百孔。那些疮、那些孔的承受者，仍然是数千万的重庆人，他们应该——而且也必须——是薄熙来要去思索其前途的第一方向。
薄熙来主政辽宁时，曾有因言获罪的姜维平；如今主政重庆，我不情愿成为一位因言获罪者。类似我这样的人，其定位就是中国公民、重庆市民，这个根，在于民众利益何在，但愿这一定位与当前备受推举的薄熙来近似。如果今后薄熙来离开了重庆，而他在离开前还并没有对打黑残局有一个完整的交代，那么我会认为他仍未足够尽职。我不希望他的继任者如同他收拾他的前任者的遗留问题那样，来收拾各种积案、积困。在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重庆，实在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等待解决，说严重些，当下的重庆叫“百废待兴”。一场打黑运动的确开了个没开玩笑的头，那么以后，这盘棋还得继续负责任地下，只不过棋手会更多，棋局会更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