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1958年6月16日，大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雄辩地论证：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
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对此事我已在旧作《“文人无行”论》中说过了：
“如今回首往事，老芦仍得佩服小芦当年的机智，成功地当了一个无行之中有大行的革命同志，在‘想作帮凶而不可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帮凶’的人中保住了一个艰难的超脱状态。比起那个美国回去的大物理学家来，小芦简直有够上天堂的资格。
根据李锐的回忆，‘大跃进’战鼓惊天、红旗遍地之时，一日他入宫陛见，见万岁爷龙颜大悦，为亩产过万欢欣鼓舞。李实在忍不住，问曰：主席怎么能相信这种事？上不答，只是静静地示以当天的《人民日报》，上面登了咱们那个大物理学家的文章，题目是《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注：据Salisbury：The New Emperors）。
这篇划时代巨著在《争鸣》杂志上介绍过。据说咱们的科学家根据光合作用的原理，算出了一亩地能吸收多少光能，而这些能量又能转化为多少葡萄糖的化学能，它又能折合成多少斤粮食，所以，‘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与郭老算‘万竿竹’的简单算学不同，这里涉及的高深计算老芦是一窍不通。只是恍惚听人说粮食不光含葡萄糖，好像还有些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什么的。大师不提这些东西，大概跟郭老不提杜少东家饿死的事是一个原则，不是浅学之辈可以擅窥堂奥的。
不过，事实证明大师的计算是过于保守了，后来的生产斗争实践证明连亩产四十万斤都是可能的。尽管如此，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篇科学论文有过如此深远的历史现实意义：一篇短短的文章转化成了几千万死尸。几年前，美国的一家学术机构把大师请了去，授给他什么学术奖，老芦总疑心他们弄错了发奖机构和名目──应该是联合国奖励他为节制人口做出的巨大贡献才对呀！的确，和当年德国科学家发明的那种原始的毒气室比起来，大师的论文效率高到无法计算。
众所周知，伟大领袖当年在那个培养‘猢狲王’的学堂里，自然科学门门是零分。据李志绥大夫回忆，万岁爷对‘小高炉’还是心存怀疑的。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如果土高炉可以炼钢铁，西方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建大工厂？他们又不是傻子，是不是？’如果那位备受我党信任的大科学家挺身而出，去告诉万岁爷他日思夜想寻找的答案，那场大灾难说不定就会避免了。与彭德怀不同，大师并不会构成对万岁爷的威胁，万一批了逆鳞，顶多也就是变成马寅初。何况我党正靠他搞飞弹，这种厄运不大可能降临到他头上。就算他不这么干，最起码也可以闭住嘴。一个物理学家，没人用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就农业问题表态。
然而他偏偏就是开口了，而且以他全国第一洋权威的身份，一开口就石破天惊，地动山摇，用‘光合作用’、‘能量转换’那些洋名词和艰深的算学，一下子就镇住了、俘虏了、说服了土老冒万岁爷，让犯颜直谏的李锐作声不得！”
这篇文章引用的是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其实不够准确。后来我看到李锐自己的回忆，说那是田家英告诉他的。田曾向伟大领袖进谏道：您也是农民的儿子，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粮？毛答道，这是大科学家钱学森证明了的，随即出示了那张报纸，田为之语塞——他的朴素常识岂是大科学家光环的对手？
后来某位浑人“叶酸酸”出来为大师辩护，说大师的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有道理，“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我于是使用初二物理知识告诉他那是什么笑话：
“最搞笑的还是那‘亩产160万斤蔬菜’。已经有网友算了出来：如果能达到这指标，则每平方米的土地就得生长出2400斤的蔬菜来，也就是1.2吨！
要进一步看出其中荒唐，只需初二的数理知识就绰绰有余：
假定这蔬菜的平均高度是0.8米。现在在这高为0.8米、底面积为１平方米的空间中（即0.8立方米的空间），长了1.2吨的蔬菜。假定这蔬菜占据了该空间的十分之一，那么该蔬菜的实际体积就是0.08立方米。体积为0.08立方米的蔬菜重1.2吨，则比重为15。Therefore，该蔬菜的比重不但远大于铁、铜，甚至比水银还重，只比黄金稍微轻一点，当真是‘金枝玉叶’。
必须指出，上面的假定都绝对是‘宽大处理’。例如假定蔬菜平均高度达0.8米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高指标，而蔬菜的实际体积占据了那空间的1/10更绝对是往高处估，实际上能占1/50就算不错了。因为植物必须呼吸才能生长，如果密不透风，马上就腐烂了，这应该是下过乡的同志都知道的常识。
即使如此宽大处理，算出来的蔬菜比重还是高得惊人，只怕这种蔬菜吃进肚子去，立马就要坠断肠子，跟吞金自杀也差不大离。
什么是痞子治国？这就是最典型的痞子治国！痞子最仇视的就是文化教养，就是理性、知识、礼貌这些文明进化的象征。这种蠢事、烂事不出在‘旧’社会而出在‘新’社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实行过痞子党奉为国策凡30年的反智主义与反文明主义。在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暗无天日的社会中，知识和才能成了罪恶，文明礼貌成了‘虚伪’，而‘大老粗’竟然成了贵族头衔式的光荣称号。这才使得全民文明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都堕落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并不是中国人生来就是粗卤无知愚蠢的痞子，是党的亲切教育把咱们变成了这个‘鸟’样子。”
就算钱大师隔行如隔山，从未听说过氨基酸、蛋白质与维生素，把生物系统完全当成了热机，难道这位据说一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连初二物理教的比重计算都不懂，要制造出比重为15的蔬菜来？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为钱大师辩护，说他当时“压力很大”，这就奇怪了。上文不是说了么？一个物理学家，没人用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就农业问题表态。难道连实事求是地说声：我是物理学家，不懂生物科学都做不到？
另一位网人黄章晋先生则如是说：
“不过，奇怪的是，今天竟然有评论家论证，毛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无论钱是否喝了迷魂汤，伟大领袖居然受钱学森蒙蔽，持这种主张的人，不是缺乏起码的智力，就是全无心肝。”
看来我不是缺乏起码的智力，就是全无心肝了。因为若要不相信李锐的证词，那就只能用阴谋论来解释毛的大跃进，我觉得既无证据也说不过去：毛若不相信土高炉能炼钢，一亩地就是能产万斤粮，那又何必去瞎折腾？还何必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在巡视各地时多次向各省领导提出这个问题？还何必郑重其事地考虑给农民放一年的假？那能算什么阴谋？能借此搞倒谁？难道最终受害的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崇高威望？整个烂事只能有一种解释：pure idiocy, nothing else。
第二件事：在文革中向国防科委传达伟大领袖“要考虑从石头里制造粮食”的最新指示。钱在传达时还由衷表露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不可测的智慧的无限倾慕，说什么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看问题就是与众不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云云。
看到这传达时，小芦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当下惊诧莫名：这位据说百年才出一位的大科学家敢情连初中化学知识都不具备，连岩石的基本组分是二氧化硅，与有机化合物毫不搭界都不知道？如果要让硅转化为碳或氮，那就是原子反应而非化学反应了，今日的物理学还没这种能耐。难道一个物理学大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持这种主张的人，不是缺乏起码的智力，就是全无心肝。”我还真不知道为了大师的死后声名，到底该为他挑哪个选项。
第三件事我也在旧作《“文人无行”论》中抨击过了：
“后来天安门‘平暴’，尘埃尚未落定，又是这位大师第一个出来表态坚决拥护，甚至还抢在各级党政机关之前。这次镇压法轮功，老芦实在盼望政府擒贼先擒王，与其辑拿李洪志，不如先去把这个一直在带头鼓吹‘特异功能’的始作俑者打入天牢，送往秦城，以平民愤，而快人心。
跟大师比起来，我们现在那些拍政府马屁的英雄（雌）实在算不了什么。本来，无论是法轮功也好，宋永毅也好，用咱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去痛击，端的是‘雷公打豆腐’，受害人连招架之功都无从谈起，胜之不武，根本就用不着志士们去为这场绝对一边倒的‘较量’喝彩助阵。可惜我们的万里孤臣们就是爱‘国’成狂，不豪迈一番似乎对不住自己，如同有盗窃癖的人，非要‘为艺术而艺术’，为偷盗而作贼。‘整人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就算换不来上级的恩宠，能整倒一个是一个。只要别人能下地狱，自己进不了天堂也是美滋滋的。所以哪怕化名也要去网上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一番。
不久前看到《多维网》上的文章，说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是空前的堕落，对镇压法轮功这种粗暴践踏法治的行为，好的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坏的为虎作伥，摇旗呐喊，全都不是玩意儿。其实，堕落是谈不上的。1957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哪一毫秒高尚过？政府的每次残民运动，有哪一次知识分子没有大打出手？那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中，填词谱曲、作文赋诗、歌颂‘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又是些什么人？拍马屁、当帮凶从来就是咱们士子的千年传统。如今长江后浪推前浪，出个把研究生投书《人民日报》揭发老师又算什么？只要中国存在一天，这种事绝了迹反倒会成咄咄怪事！”
这件事同样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大屠杀后，我党内部明显出现了分裂。Radio Beijing 播送了新闻报道，告诉世界“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killed”（大意如此，并非原话。据说吴学谦的儿子骑自行车去上班，目睹大屠杀发生，备受震撼，到了电台后当即写出了那份广播稿。《人民被日报•海外版》上登出了《北京这一夜》，使用春秋笔法委婉地谴责了大屠杀，说什么“西长安街一带响起了枪声”“X点X分，戒严部队突入广场”（并非原话，记忆而已，但最后一句话我牢牢记得是原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说的什么意思。中央电视台的两位播音员在播送《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时身着丧服，语调沉痛，跟念悼词也差不多。香港左报《大公报》与《文汇报》齐齐造反，长篇累牍地谴责大屠杀。迹象在在表明，大屠杀给我党上下带来的休克式震荡实在强烈，以致连党内有点起码良知的人都无法忍受了。
那段时间的政局也显得特别诡谲，笼罩在无法穿透的尘埃里。除了国务院发言人和戒严部队政委张工出来开了个记者招待会之外，党政领导人迟迟没露面，以致“政变”“兵变”的谣传在西方媒体上大为流行，连老布什总统都在电视上说：“We do not know who is running that country.”当时甚至谣传38军与28军打起来了。我记得直到西方情报机构出来辟谣，说其实参加“镇暴”的有多家部队，军队牢牢地控制在党的手里，没有发生兵变可能，这些谣传才算消散了。
最令我惊奇的是，尘埃尚未落定，局势非常暧昧诡谲之时，这位百年才出一位的大科学家就第一个站了出来，以政协常委的身份，在《人民被日报•海外版》上慷慨陈词，欢呼党中央英明镇暴，痛斥方励之祸国殃民，还说方的许多理论是错的，云云。
大师这一壮举，令我这熟悉他的德行的同志仍然跌破了眼镜：当时党的深重分裂连盲人都看得见。谁都不知道到底最后哪一派能最终胜出，大屠杀当作何种定性。各级党政机关都在等着看，还没有哪家出来发效忠电（我牢牢记得那是在大师表态相当一段时间后才发生的事）。您就是天生的积极分子，也不该比各省诸侯还积极吧？大师到底是哪儿来的远见，认定强硬派一定会胜出？万一在这种大事上投错了机，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事实证明大师就是比旁人站得高，看得远。赢家会是谁，他老人家一点都没看错，果断及时地押准了宝。
只是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那么做到底有何必要：论个人声名富贵，大师已经是无以复加了，有无那番丑恶做作都无从增减之。因此，这根本不是可以用功利动机来解释的，看来只能用不整人害人良心便不得安宁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奇特爱好来解释。因为以坑害同类向权势者献媚取宠已经成了大师沛然莫之能御的强烈冲动，甚至成了体现自己存在价值的第一需要，所以即使那些无耻做法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大师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去干出来。哪怕时光到了89年，他还忘记不了揭发方励之的“伪科学”（只是我至今无幸看到大师的学术论证），把某个科学家的政治立场和他的学术成就联系在一起。作为科学家，这大概是大师留给祖国科学事业的最后一个贡献吧。
我不懂物理，更不知道大师究竟为中国的导弹、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何等伟大贡献，因为官方媒介从未具体介绍过他的成就，或许他确实是人类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大科学家。但上述三件事中，大师只要干出一件来，就足可以让他在冥间加入发明毒气室、用战俘作活体解剖、冰冻实验的纳粹科学家们的行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