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 2009-11-13
（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的第三部分。）
十月革命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列宁的执政党及时地把它的名字正式改成了“俄国共产党”，也及时地把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普遍解放的基本原则塞进了历史垃圾箱。
1922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四个政治实体（当时都是主权国家）被组成一个大板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英文全名是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对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全名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可以看到，大体上相似，稍有些不同。Union有工会、联合的意思，而United相比之下更强调统一、整体。所以，“苏联”这个正式名称，更彰显它是由多个主权国家自愿组成的联邦，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从法理上说，比“美利坚合众国”各州之间的关系更松散。美国宪法并没有给组成它的各州以“分离权”，而苏联的第一部宪法（1924年1月24日通过）明确规定，所有的各创始国都有权主动脱离苏联，恢复它们原来独立国家的地位。
这是一个曾经讨论了很久的话题：为什么那时候列宁要保留这个恼人的“分离权”在苏联宪法里？苏联成立前后的那几年，列宁最关心的政治大事就是民族关系。在苏联成立前夕，那个原来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一亿四千万人口中，非俄罗斯人占46%；列宁要使正在筹建中的“苏维埃联盟”有吸引力，宣传上就把“分离权”突出地放在那儿，强调各民族政治实体的结盟是自愿的，和以前“各民族的监狱沙皇俄国”不一样。列宁十月革命以前流亡西欧时，认真研究过位于欧洲中心地带多民族组合的“奥地利 – 匈牙利帝国（1867-1918）”的状况，得出结论：“少数民族像固执的驴子，你拿皮鞭抽打它没啥用处，不如拿一把胡罗卜摆在它鼻子前面，引着它往你希望的方向走”（Clarkson, A History of Russia, p.636）。
列宁的想法和斯大林是有差别的，不是根本的差别，但程度上有显著差别。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少数民族，但却对沙皇俄国专制集权高度认同，超过很多俄罗斯人，列宁后来也分析了这一情况。斯大林很不赞成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提议把几个民族共和国干脆合并进“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说民族自决权不应该成为我们“实行专政权利的障碍”（《斯大林著作选》，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第5卷第269-270页）——斯大林的这个话把他的底牌露了出来了。列宁则反复强调各个民族共和国的权利平等，俄罗斯共和国不能凌驾于其它民族共和国之上，不应该把一切大权高度集中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此很反感，经过列宁的说服，才勉强口头上接受了列宁的主张（Robert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pp.252-253）。
那个年代，列宁与一帮同志们争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民族自治权究竟体现在哪里？有些人说它应该体现在个人性质的文化生活方面，比如说我是阿塞拜疆人，在俄罗斯的任何一块土地上，作为一个阿塞拜疆人，我将保持包括我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等等的本民族文化传统，自治权就体现在这里，也就是说自治权不是通过领土界线来解决的。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个人性质的、民族文化的自治权在俄罗斯行不通，还是要划定民族区域自治。
列宁曾生活在西欧，他说，“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只是在整个国家结构和国家管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的条件下，才有的那种同民族和平十分近似的局面”，那样才可能实行个人性质的、民族文化的自治权，比如列宁曾在流放时住过的瑞士（《列宁全集》第19卷第240-241页）。但列宁却相信，国际化大潮流正在高速催生一种超越传统民族文化的新的同质文化。在这一点上列宁显得太天真，以为民族的文化特性包括宗教是迅速消逝的秋风落叶，不用重视。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对苏联多民族的联盟非常忧心，怕关系处理得不好又回到沙皇俄国时所有民族都憎恨的“监狱”状态，大家互相仇恨，一有机会就拔刀相向。他在身边部分同志的所作所为上，已经看到一些不祥之兆。
中央政府里，斯大林担任的是民族事务委员会首脑。在沙皇俄国瓦解过程中，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大部分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新政权刚成立后 1918-1919年的局势最混乱，四分五裂。这时斯大林挺能“解决麻烦”，他手段残暴，经常派人下去大批枪毙人。比如，1918年6-7月，斯大林被派到地方上去解决粮食问题，他向列宁保证说：请放心，我们的手不会发抖。不论是我们自己人，还是其他人，我们都不会吝惜（Ronald Hingley, Joseph Stalin: Man and Legend, p.117; Isaac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pp. 196-197）。每天夜里，斯大林让士兵们把卡车发动着，用马达声响掩盖毙人的枪声和被毙人的惨叫声（Edvard Radzinsky, Stalin; 新华出版社译本第154-156页）。列宁在这一阶段觉得斯大林做事太猛，但基本上还能把事情搞定。他称斯大林是：“那个厨师只会配制辛辣的菜”，不会做别的（L. Trotsky, Stalin, p. 357）。
然而最后，他俩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还是发生了严重冲突，它成为列宁想撤换斯大林作为党总书记的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是斯大林对重病中的列宁及其夫人态度粗暴。这场冲突涉及到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是天生的反抗者，斯大林的性格就是最典型的，天不怕地不怕，不在乎人家的生命，也不在乎自己的生命。1922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提出来，要作为“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的成员，而不是作为高加索联邦的一部分。苏联行政架构的第一级是“联盟”，第二级是“加盟共和国”（Union Republic），然后是“自治共和国”（Autonomous Republic），其中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还有小的自治共和国，再下面还有“自治州”。
斯大林认为，如果格鲁吉亚不是作为高加索联邦的一部分一道加入联盟，而是单独加入，就多了一个具有“分离权”的区域。格鲁吉亚共产党不同意，斯大林非常恼火，派了自己小时候的铁哥们奥尔忠尼奇泽（G. K. Ordzhonikidze）去处理。格鲁吉亚人奥尔忠尼奇泽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回到老家就对当地共产党进行清洗。但格鲁吉亚还是不断抗议，于是列宁和其他中央领导就要调查。这时列宁从第一次中风中稍微恢复了，意识到在他重病期间斯大林变得越来越专制，很多信息对他封锁。政治局委员李可夫（A. Rykov）向列宁汇报，说他在格鲁吉亚奥尔忠尼奇泽的屋里，看见老奥正在和格鲁吉亚党中央领导人穆季瓦尼（Budu Mdivani）讲话。两人争起来，老奥打了对方一记耳光。列宁一听就火了，认为这家伙的行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因为就是在旧时代，沙皇身边的高级官员到下面去也不能公开动手打下属。（列宁想象不到，斯大林1937年肃反运动中把穆季瓦尼、李可夫抓起来，严刑拷打后枪毙，老婆小孩全坐牢）。列宁指示国家安全局首脑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波兰裔）到格鲁吉亚去调查，但后者试图为肇事人开脱。因为老奥是斯大林派下去的，列宁就说他们都染上了官场的“恶习和偏见”。特别是批评斯大林“按其基本天性来说，他是一个恶棍和压迫者”。他还指出，像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因为他们不是俄罗斯族，在沙皇时代，有些非俄罗斯族人为了升官和得到更大利益，表现得比俄罗斯人更加大俄罗斯主义，“总是要把事情做过头”（《列宁选集》，莫斯科版第36卷第605-610页）。列宁的这种心理分析挺入骨。
1923年3月初，列宁用他最后的一点精力，要在中央高层把斯大林处理民族事务的方式作清算，进而调整他的位置。然而几天以后，列宁第二次中风，再也没有恢复到工作状态。发生了严重冲突的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再也没有会面。斯大林没有像其他领导人那样，去看望垂危中的列宁。很多年后披露的资料显示，安排在列宁身边的秘书把列宁走向死亡的消息向斯大林全数密报（Radzinsky, Stalin; 新华中译本第210-213页）。老“教皇”已经无力回天了，新主人即将清理他的全盘遗产，包括他的多用“胡罗卜”少用“皮鞭”的民族关系政策。斯大林朝 “菜”里放进越来越凶的辣椒的惊心动魄过程，乃是我们下篇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