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说，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事物的演变：事物的本质中都包含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只不过随着地点的不同，好与坏发生变化而已。后极权时代的任何反政治的政治事务，都有双重政治性，一种指向维护总体性，一种指向消解。就看你如何长袖善舞，妥善应用。
反政治的政治事务，如果堕落为非政治，那就是总体性的帮凶，例如消费主义。希特勒说，我要给青年人汽车和美女，而不给他们思考的自由。如果恢复到政治性，就是消解总体性的全方位战争。这是刀尖上的舞蹈，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政治技艺。毒药与解药并在，如同圣经中说麦子与稗子一起。改革时代各种政治正确的政治事物，到了今天，同时具有善恶两种面相，互为阴阳。下面简述改革时代的三个“雌雄同体”，以资说明。
一、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过去是作为自由主义反抗总体性的咖啡伴侣出现，而现在是权贵的帮凶。在某种意义上，当“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后，利益追求变成“信仰”，经济学变成“神学”，经济学家变成“神甫”，不择手段变成进入人间天堂的“阶梯”。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载《经济学、和平和笑料》）中说，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不断受到并非空穴来风的指责，认为它已经不是科学，而成了一种信仰体系。它不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而是用来排除对政治经济集团及其经济学不利的思路。林毅夫先生对杨小凯先生的质疑，可能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说过的判断：自英格兰被资产阶级统治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再是某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对资本是有利还是有害、政治上有无害处。加尔布雷斯还说，过去被接受的经济模式，往往并不反映现实，而是用来转移一切迫切的社会问题，因为权势集团怕触动这些社会问题引起的政治后果。此时，经济模式以及经济学所起的作用乃是政治作用。
邓小平才看到了经济改革的政治性，他说是一种革命，那么是谁革谁的命？是继续解放奴隶、奴隶战胜奴隶主，还是奴隶主战胜奴隶、资本战胜劳力，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景观。“福兮祸之依，福兮祸之依”，二者都有可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互相依赖又互相争战。毛泽东时代，劳工革了资本家的命；邓小平时代，经济改革成了资本报复的机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过是对革命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反攻倒算。尽管，资本阶级的报复，现在还是一首朦胧诗，但如果任期发展下去，经济发展很可能演变为一种阶级斗争，即是资本家对人民主权的复仇。换言之，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就为资本源源不断的提供机会，或者成了帮凶。
二、工商贵族的贵族伦理
鼓吹工商贵族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其思想资源来自英国和法国。试图建立18世纪或19世纪英国贵族的中国版本的背后，确实有中国工商贵族的残忍。
英国贵族的统治权力，无疑应该得到认可。因为贵族和上层劫机为国家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贵族对英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基本上是有效的和正确的。但是对这种英国贵族的历史记忆，并不能化为当下中国对工商贵族的期待。在法国，基佐期待过工商贵族，但被其弟子托克威尔修正为法律贵族。在美国，汉密尔顿也期待过工商贵族，后来他也转向法律贵族。一个政体安排，并不是白日梦，并不是激情和渴望。你渴望劝诫中国的先富阶层如同英国贵族那样行事，但他们只会给你看到血淋淋的强盗和掠夺。
对于法国贵族来说，一旦失去了与人民的联系，就变成了专制的附庸。法国贵族建立了排他性的等级制度，而英国贵族却没有明确的界限，把自己与其他阶层区别开来。尽管，这并不能缩短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却使得阶层差别不至于讨人厌恨。法国是穷人为贵族花钱，而英国则是贵族为穷人花钱。英国的贵族，不仅享受不到税负豁免权，而且还必须为教区内的贫穷失业的人提供帮助。济贫法虽然受到经济学家的攻击，却是伟大的政治洞见。这项措施，帮助富有的贵族提高了政治威望。英国贵族在财政民生上的贡献，凸显其道德模范的地位，由此获得领导权。
而中国现在的权贵，比法国贵族还狠还黑，难道还可以期待给他们以英国贵族式的领导权吗？如果为了拯救现在权贵，就应该冲着他们作狮子吼：操你妈的！不放血就要流血。而不是斯斯文文，沐猴而冠地为权贵争取领导权。如今最大关键点，并不是权贵是不是为了中国做出贡献的问题，也不是他们是否应该成为领导贵族的问题，而是权贵已经堕落为人民公敌，是内战中的仇敌问题。
三、最后的政治权威
清朝末年，因为官僚特权集团腐败，皇帝作为君主制的核心，非但无法遏制腐败，反而君权正是腐败的源头，于是，君主制废除了。启蒙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就象君主的绝对权力一样，很容易为官僚特权集团服务，党国领导集团很容易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启蒙政党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神话君主”，不过是用集体名义来分享君主的绝对权力（启蒙政党内部又有金字塔结构，君主可以虚君立宪，党主无法立宪）。所以，党国体制也无法遏制官僚特权集团，反而是官僚特权集团的支撑。而且，由于党国体制是以集体名义来分享绝对权力，其力量比君主小多了。如果说，君主还有可能遏制官僚特权集团，那么，党国体制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从蒋经国打老虎的历史故事就可以看到。国民党因此败亡台湾，痛定思痛，搞了土改，后来转向民主立宪。在已经民主的台湾，即使国民党下台多年了，官僚特权的问题还是余音袅袅。在中国，国民党的命运是每一个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启蒙政党上的共同宿命。而且，国民党还颇为幸运，至少有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场。
民国之后的共和革命，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还要求用法治来遏制、乃至阻挡执政者蜕化为官僚特权集团。毛泽东作为民国之子，异常担心执政者蜕化为官僚特权集团，但是他拒绝使用法治方式，而是动用道德启蒙和政治运动的一体化方式。毛之后，这个问题，被意识形态争论所掩盖，但问题还在。特别是在改革共识破裂的今天，它又提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
11世纪晚期以前的基督教，在习惯法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了王权的作用，王权部分地充当了穷人和孤苦无援者的保护者，使其免受富人和权贵欺凌之责任。当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诞生之后，人民首先寄希望于君主，依赖一厢情愿的“神话君主”。只要人民还能有温饱，人民就期望利用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来遏制和校正官僚特权集团。只有当人民被逼入到生存底线之下或爆发大规模灾荒时，人民才会放弃对明君的期望，接下来的就是揭竿而起。
人民对权力，又爱又恨。即便在仇恨中，也期望呼唤出一个强大而清廉的政府。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卡尔•桑德伯格在《政府》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政府就像任何罪人一样诡秘、神秘和敏感，这些罪人背负着从远古祖先们遗传下来的各种细菌，传统和细胞的重荷。政府是只能恨的，要把政府当仇敌那样防范，这才有根本的改变。
人民的又爱又恨，要么君主，要么革命。他们相信君主和革命的救赎力量：带来一个光明无比的世界，没有第三条路。直到有一天，西方传来防范和限制政府的法治宪政福音，从来被政府压在身下痛苦呻吟的人民，才得以翻了个身子，把政府压在身下欺负——不是民不聊生而是官不聊生。慈禧太后和考察西洋五大臣说得好：立宪利君利民，独不利于官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