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九鼎”到国庆阅兵
中国古藉中曾有“周九鼎”的传说.一直以来，人们对先秦青铜器的研究，都将之称为礼器，而古之大事是“祀与戎”，实是封建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和军事防务之双重需要。其为礼器，又同时可作为兵器库来看待，铸为礼器而又可融为兵器。如此，青铜器上面目凶悍的饕餮纹，亦可以看作是双重警示，既是兵器凶险之警示，如毒药之常用符号一样；又是反抗中央政权将遭镇压的警示。中央政权赠以青铜礼器，就既是一种嘉奖，又是一种武力的实际装备。
秦代的一统天下，在笔者看来，与兵器之转型有关，其时正是大规模的铁器时代，谁掌握了大规模的铁器之生产，谁就可能赢得天下。虽然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献证据，但秦始皇统一中原后的缴天下之兵器铸十二个铜人的举动，却是事后证明了这种可能性。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愚蠢举动，直到今天热兵器时代，极权当局还照样玩着如此把戏。且不说每年多次的收缴管制刀具之行动，就是中共六十年大庆期间，北京城某些地区连菜刀都不能作为日常商品销售。秦始皇阴魂不散啊！
自秦以来，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垄断皇朝军事力量，期间虽有统兵、管兵、练兵、用兵等局部制度上的调整，但民间不得擅自拥有武装，则是每个朝代都一样的。虽然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因外敌而例外。可清代又有一个特别，满蒙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少部武装民族统治极大人口的汉族，最终不得不依靠汉族的武装力量。这就有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型时的太平天国之乱，而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军事力量乘机而起，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力派。这大概也启发了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和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以及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及其直接论述的“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袁家军、国军、共军，按此就不仅仅是说词，而是真实的历史轨迹了。
八九之后，逢九举行的国庆阅兵，一般都是在不少军事将领获得上将军衔之后，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军权被牢牢掌握之后的一种宣示呢？
今次阅兵，有些现象比较奇特，比如七月五日新疆事件之后，关於武警部队的相关立法；再比如检阅部队者不穿特殊服装之事，其中奥妙恐怕还不能一时看出来。但有一条肯定没变，即从“周九鼎”到“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军政思想没变。
军队为私器与极权国家
与秦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同，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军队，是用国家财税养活的。也就是说，是纳税人养活了数百万军队。就这一点，军队当然是公器。按现代政治理论，国防军事力量与治安武装力量有所不同，其当听命於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即使按中国现行宪法，也应该听命於全国人大。然而，在八九血腥镇压事件中，却只见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不见全国人大的授权。莫非，全国人大已惯性地将军权授予了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只奉一党之最高领袖之命，就可以从国防力量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内治安力量，且还是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这不是纳税人“养军为患”吗？
国防军队与治安武装力量的不同之处，就在於治安武装力量是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授权，而国防力量则是法定的对外安全力量。然而，在中国，如上所述从“周九鼎”到“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纳税人的钱财，却养出了一支只属於党，只听命於党的最高领袖的军队。
因此，军队是否国家化是一项核心指标，只要军队没有国家化，这个国家必定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而不必非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划分。
八九血腥镇压后，很多人天真的认为，只要经济上越来越市场化，中国的民主自由时代就不会遥远.但事实如何呢？
笔者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群武装力量包围了一个市场，市场里的人被枪规定是自由贸易。而持枪枝的市场监察人员，时不时地用某种方式侵犯一下市场，被侵犯者却不能有任何说理的地方。如此贸易现象，可以被称为市场经济吗？枪围市场，交易时不时被侵犯，这些对市场里的人们的交易没有影响吗？枪的现实局限不正规定了“局限下取利”的经济学原理吗？这个局限不正可以推导出权贵勾结吗？毕竟所谓听命於党的枪，其实是听命於某个具体的人。一旦这个人被转化於一个具体的利益集团（这也正是毛和邓不同之处），枪围的市场，就只是权贵大肆掠夺的市场了。
军队为私器，正义、公理、良知、道德都不过是枪的装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把枪伪装成啥样，也无论用怎样的言词把枪装扮得不像枪，都不过是“周九鼎”传说的现代翻版，所不同的，现代的私枪，还借着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及强大的传播工具，把中央集权推向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