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伊朗公民纳赛里因为他的反政府观点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驱逐出境。按照国际惯例，驱逐出境只用于外国人，本国公民如果有罪必须依法处理。所以将本国公民驱逐出境这样的怪事放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发生在神权统治不认世俗常理的伊朗，人们只好见怪不怪了。(另一个罕见的事例是苏联当年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那也是一个不讲常理的国家。)
因为伊朗政府不再承认他是伊朗公民，所以纳赛里在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下被送到欧洲。欧洲各国移民机构试图将他送回伊朗，但被伊朗拒之门外。他一次次被送回到欧洲，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机场之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1981年，设在比利时的联合国难民暑总算给了他一个难民身份，这样他可以选择一个欧洲国家居留下来并申请成为公民。经过一段时间，他决定去英国投靠远亲，但不幸的是，1988年在巴黎乘坐地铁时他的手提箱被人偷走，其中有他的难民身份文件。这样纳赛里又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黑”人，一个游魂。
但不知在哪个关节上纳赛里很幸运，混进了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但就在要登上伦敦的班机前被拦了下来。他没有身份文件，既不能出关也不能进关，被卡在机场的一号国际终端上。隔著玻璃门，他既能看到起飞离法的班机，也能看到成群结队通过海关的各国旅客，但两处他都不能去，只能在那个窄小的空间呼吸，依赖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的施舍生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纳赛里在这个窄小的玻璃空间里就这样渡过了10年，直到1999年法国政府才给予他居留身份并允许他出国。
在那10年中纳赛里度日如年。法国政府虽然不通人情，但来往旅客、机场工作人员和形形色色的机组人员却对他充满同情。他寄身的那个终端因他而出名，很多人或是特意或是定期来看望他，给他支持，他得以结识了不少朋友。一出人生悲剧就此渐渐充满了乐观色彩和人情味。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以这个故事为素材拍摄了一部电影，题目就叫“机场终端”(Terminal)，由大牌明星汤姆 汉克斯出演主角，不过主人公和当事国的背景都换了，增加了喜剧色彩，让主人公最后和一个经常来往的空姐喜结良缘。但批判专制政权和官僚体制的基本情节不变。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导演中政治觉悟一向很高，有《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雷恩》等巨片为证。去年他退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团之举更让人刮目相看。今天看来，斯皮尔伯格不但眼光敏锐，而且富有预见。他似乎早就知道，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不讲理的专制政权，民主国家中还有不通人性的官僚制度，类似纳赛里的悲喜剧会不断地上演。
值得中国人深思的是，在有关纳赛里的讨论中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那个将他推出国门并不许他回国的专制政权其实并不是批判的对象，甚至都很少提及或出现。真正受到抨击的是将他关在机场终端进不了也出不去的玻璃空间中的那个民主国家(在现实中是法国，在电影中是美国) 的移民官僚机构。换句话说，人们都知道，那个专制政权在政治上早已不可救药，道义上也早已无人再当回事，因此不屑再谈了。
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天堂，最新证据就是现在东京成田机场有国归不得的冯正虎。和当年伊朗那个蔑视国际惯例和公理的极端神权政府很不一样，北京并没有正式驱逐冯正虎出境，只是拒绝他入境, 也没有没收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正因为如此，方方面面的热心人还在劝说或者希望北京让他回国，让这荒谬的一幕尽早结束。
不过，如果发生在纳赛里身上的不幸在冯正虎那里真的重演了，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呢？我想，第一，日本政府可能不会蹒颔愚蠢到步法国的后尘，受尽天下人的笑骂；第二，更可能的是斯皮尔伯格会重作冯妇，再拍一部“ 机场终端”的“反华影片”问鼎奥斯卡；第三，最可能的是从此批评中国的人更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