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2008年12月9日，303名国内各界人士发布了《零八宪章》，倡导进行一场“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的“公民运动”，其目的是使中国摆脱中共当局的独裁极权统治，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即实现社会公民化、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等四大转型目标。
这场“公民运动”的意义，正如《零八宪章》月刊发表的《以公民运动践行〈零八宪章〉》所言：“公民运动以‘公民’这一伟大而庄严的名称，融合党内、党外民主力量，以现代公民的理念界坚守宪法与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完成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变革的观念升华，为中国未来的社会演变，奠定了文明而理性的基础。一个伟大而文明公民社会必将在《零八宪章》和公民运动的催生下而诞生。”
实际上，这场“公民运动”从一开始即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加打压，如起草人刘晓波先被秘密关押，后被正式逮捕，直到目前依然没有获释；而其他303名签署者也纷纷被中共当局约谈、“喝茶”，有的签署者甚至被抄家。不仅如此，在《零八宪章》发布仅仅16天时，中共当局就利用网络黑客将这一运动的签名邮箱进行破坏。
虽然如此，中共当局却依然未能彻底阻挡这场不同凡响的“公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这场运动开始仅仅一个星期，其签署者就已经超过5000。到一个月时，其签署者就超过了7000。而到如今，即《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之际，其签署者就已经超过了10000。这些签署者不分草根与精英，不分左派与右派，不分体制内与体制外，不分海内与海外，确实真正实现了“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
而为了推动这场“公民运动”，民主中国（www.minzhuzhongguo.org）、维权网（www.crd-net.org）、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等网站纷纷建立了“零八宪章运动”的专题。不仅如此，《零八宪章》的组织者还于2009年4月开通了“零八宪章网站”（www.2008xianzhang.info）以及“宪章论坛”（www.taolun.info），后来又在2009年6月出版了《零八宪章》月刊，作为推动这场“公民运动”的平台。而在2009年5月，两本有关《零八宪章》的书籍出版：一本是李晓蓉、张祖桦主编、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另一本是中国信息中心编辑、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在这些平台的支持下，这场“公民运动”产生了声势浩大的影响。如果在谷歌（www.google.com）搜索“零八宪章”，可以获得约601，000条结果，而搜索“08宪章”又可以获得约1，080，000条结果。
虽然《零八宪章》倡导进行“公民运动”，然而有关《零八宪章》与“公民运动”的文章却比较少。就笔者目前搜索所得而言，仅仅找到前面提到的《以公民运动践行〈零八宪章〉》，以及张祖桦的《〈零八宪章〉与中国公民运动的勃兴》与冯正虎的《护宪维权的中国公民运动》三篇文章。
不过，《零八宪章》所倡导的这场“公民运动”，让我想起了梁启超所倡导的“国民运动”。虽然梁启超称为“国民运动”，实质上就是“公民运动”，值得借鉴。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回到国内。此时距离他发表《新民说》，倡导“新民”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甚至建立的“民国”也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然而，有了“新民”以及“新制度”，却还没有“新政府”、“新国家”。对此，梁叹息说：“民国十年以来，政治没有上轨道”。于是，他于1920年9月10日，在《东方》杂志发表《国民自卫之第一义》，开始倡导“国民运动”。
什么是“国民运动”呢？在《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中，梁启超给出了“国民运动”的定义。“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
依此定义，梁首先列出了“非国民运动”：“一、凡以个人权利之观念为动机，如现在官僚所谓运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与国家公共目的无关故。二、运动土匪运动军队为无意识之骚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并无何等理想故。三、向当局要人上条陈或为参谋议者，无论其动机是否忠于国家，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非与多数人协同动作故。四、党派间之纵横捭阖，此迎彼拒，无论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不公开故。五，一时感情的冲动旋起旋灭者，虽其动机关于政治，仍不得遂称为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无继续性故，不求贯彻故。”
那么，国民运动有什么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
在梁看来，五四运动是外交的国民运动，而外交的国民运动不能解决真正问题，只有内政的国民运动才能解决真正问题，所以应该从外交方面转到内政方面。为此，在《外交欤内政欤》中，他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
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消极的运动，是主张“不要做某件事”。积极的运动，是主张“必要做某件事”。例如消极的说：“当政府的人不许卖国。”这句话谁能说他错呢？但须要进一步说：“要做某件事某件事才算不卖国。”如其不然，那不卖国的主张，恐怕成了一句空泛的废话。
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国民运动是表示我们国民要要求那几桩事，当局的人，能办这几件事的便要他，不能的便撵他。他是张三还是李四，我们却没有闲工夫来管。”
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在专制淫威之下，国民运动带些秘密性质，或亦为事理所不能免，“但我以为秘密总是罪恶，虽以极光明的人，多做几回秘密行动，也会渐渐变坏。……所以我主张万事要公开，始终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赤裸裸的把社会黑暗方面，都尽情暴露出来，连我们自己的缺点也暴露了，一切暴露之后，自然会有办法。”
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在租界里当志士，发几封“快邮代电”，唱的调子比天还高，那本意是否取巧出风头，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已是隔着一层。在租界大喊大叫，总贯彻不到内地人的耳朵，而且冒险牺牲的精神减少，说话的效力也减少了。所以真正的国民运动，非离去租界到内地不可。
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国民运动的问题，要为“全民的”，然后能得多数人同情，增大他的效力。学校经费为什么无着，因为不能履行预算。为什么不能履行预算，因为学校预算都被别的人吃去了。“既是拼着牺牲学校里几个月光阴，为什么不把题目放大，鼓运起国民监督财政运动或其他运动？像学样罢课这类事情，我是最不赞成的，我希望他从此不再发现；但若到不得已而发现的时候，我望他总要把问题放大些才好。”
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凡要拐几个弯的问题，断不能做国民运动的主题。排满革命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满洲人抢掉了我祖宗的江山”，个个都了解了。五四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日本人欺负中国”，个个都了解了。能够唱得起的国民运动，总是要这一类的问题。等到将来多数人政治知识渐充，政治兴味渐浓，那么，稍为复杂的问题，也说得进了。
第七，要分段落。政治问题甚多，不能同时并举。既拿一个问题做主题，就专从这个问题下全力，好像攻要塞一般，攻破这个炮台再攻那个炮台，总要在某一个定期内，将某一个问题向国民耳朵边聒噪不休，叫人人心目中都认识这问题的价值。把一个问题闹出个段落，再闹第二个。
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运动专以学生为主体，只是学生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运动专以商界或劳工界为主体，只是商界或劳工界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国民运动纵然不能办到“全民的”，总须设法令他近于“全民的”。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但若专靠知识阶级做主体，却反于国民运动的精神了。
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我并不是劝许多人抛弃了他本来职业去做个‘国民运动家’，只要隔些时便大家鼓起精神去做他一下。有人骂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这句话我就不甘服，人类感情热烈的高潮，原只有五分钟，难道外国人又会过五分钟以外吗？只要你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再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那么几十几百个五分钟，力量却再大不过了。”
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天下事本要带着“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精神去做，个人生活如此，何况国家大事；若件件打过算盘千妥万当本利还元才去做，那么，只好一事不做了。诸葛孔明说的“成败利纯非所逆睹”，真是人类生活安心立命的不二法门。试看欧美人近一百多年国民运动事业，哪一件不是经几十年几十次的失败才能做成。“所以我们当着手运动之先，便要先把‘失败’两个字批在自己预算册上头，只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做去。”
那么，内政的国民运动的“第一义”是什么？梁说：“国民自卫之第一义？曰：国民制宪。何谓国民制宪？曰：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此时，民国已经成立十年了，然而作为国家基石之《宪法》却迟迟未能颁布，实在每一个关心民国前途之人苦痛，也让梁启超苦痛。于是，为了“《宪法》早一日出现，吾民总可以早得一分之保障”，他发起这个“国民制宪运动”。
也许，“国民制宪运动”发起，可能与他在清末发动的“立宪运动”有关。他在《外交欤内政欤》说：“中国国民运动的起原，算是前清末年才有点影子。当时所谓立宪运动，革命运动，都是诉诸一般民众，合起来对付满洲政府。初时用文字宣传，后来渐渐做规模较大的国会请愿，最后因铁路国有问题，做一回极猛烈的运动，便成了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
他发起这个运动，还可能直接与五四运动有关。他后来在《外交欤内政欤》中高度评价了“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称其为“国民运动的标本”。他认为，“‘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这是我希望的第四种效果。”
也正是希望的“别种国民运动”，他发起了“国民制宪运动”。随后，他又发表《主张国民制宪之理由》，强调“国民制宪运动”之意义，“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
接着，梁启超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1921年“双十节”，在北京召开了国民裁军运动大会，梁赞之为“民国成立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他指出，“这回运动，算是‘五四’以后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因为（一）‘五四’性质，纯属对外的；此次却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二）‘五四’全以学生为主体，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
面对国内几百万军队相互厮杀，战火连绵不断，和平遥遥无期这种情况，梁启超说，“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简单的，莫如裁兵或废兵这个大问题，我们应该齐集在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国民运动。”他呼吁成立一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协同动作，探究、宣传废兵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举行“一次或数次公开的联合的大运动”，即“示威运动”，以达到逐步消除“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之分野的目的。
无论是“国民制宪运动”还是“国民废兵运动”，都失败了。其原因在于，“中国做政治活动的人——无论何党何派——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的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者运动这个军阀打那军阀，打倒一个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者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结果，那能倒军阀的人，立刻便变成了新军阀。闹来闹去，总离不了这一套。”这是他发起“国民运动”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然而，梁启超认为，国民运动总是成功的，即使失败也算成功。他说：“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他又说：“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
实际上，他之所以发起国民运动，目的在于使国民大觉悟大努力地去管政治。“倘若国民不愿意管政治，或是不能管政治，或是不会管政治，那么，这种国民只好像牛马一般，套上个笼头听人处分。”而管政治，既是作为“新民”之国民的权利，也是其所应尽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