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我所敬重的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发表演讲，宣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为了证实上述观点，王蒙介绍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王蒙同时表示，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王蒙特别以胡适为例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胡适文集已出版很多。
这么说来，我们应当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骄傲自豪了？我们应当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雀跃欢呼了？我们应当为中国各级政府使“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感激涕零三呼万岁了？我们应当准备迎接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学家诞生了？我们应当庆贺一个伟大民族以自己独特的精神质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不，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处在最坏时期，我没有什么心思骄傲自豪，也没有什么心思雀跃欢呼，我更没有什么心思为意识形态管理的行为感激涕零三呼万岁，我不相信在这种时空中会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家，我更不相信一个精神被权力控制的民族会具有“独特的精神质地”，它也不可能因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会赞同我的上述见解，包括那些本应当成为文学受众的群体——死于矿难的工人，被权力和资本夺去土地的农民，被城管人员追打的小商小贩，女儿被“公仆”强奸的悲痛欲绝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在网络发布腐败案件信息而被逮捕的“屁民”……原因很简单：中国文学中没有他们的处境，没有他们的苦难，没有他们的心声，中国文学可鄙地背叛了这个伟大沉默的群体，两者渐行渐远，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
王蒙先生真的看不见眼前这触目惊心的文学现状吗？王蒙先生真的仅仅根据全国有上百种文学期刊、每年出版上千种长篇小说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了吗？王蒙先生真的因为出版了一些以前不允许出版的作家作品就认为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存在基础和发展条件了吗？还是上面说过的那句话：我不这样认为。
王蒙先生何等样人？历经剧烈人生沉浮的人，写作数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人，官至文化部部长的人，解密《老子》奥妙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就会说出这样一番与常识和经验相悖的话语呢？这里面一定有某种隐秘的机制和规则，使王蒙先生失却了本相，成为了让人无法理解的样子。这个机制和规则，就是我前几年在一篇文章中归纳的：“因得到而保守。”我认为“因得到而保守”是所有失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因。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式：国家花费5000万元以主宾国身份操办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部分，而王蒙先生被邀请赴德国发表演讲就是这项国际公关活动诸项议程中的一项，你能指望王蒙先生说些什么呢？王蒙先生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作家，但很多时候他更是一个生存着的普通人，普通人难免就要有普通人的算计，比如一个人被邀请参加宴会，席间此人非但不感谢主人邀请之盛情，夸赞菜肴之丰美，反而站起来对大家揭露说主人的孩子是私生子，是跟女仆私通养出来的，那不是得乱套？这样的人还叫人吗？所以王蒙先生自有说那一番话的道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责备他。
可是，天底下竟然就会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对王蒙先生的话很不以为然，在网上大加鞭挞，断言王蒙先生是“哥德派”，嘲讽中国文学目前“不是处在最好时期，而是处在最好蒙时期。”赞美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的言论……说实在的，这很让人难过。王蒙随后接受采访，回应说他所说的“最好的时候”，“说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因为它很难比较”。
显然，王蒙先生也觉得在德国说的“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那番话不那么严谨，遗憾的是，他的解释非但没有使原本的不严谨变得严谨，我反倒觉得经过这样一番解释，原本不严谨的东西变得更加不严谨起来。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真的处在最好时期吗？“时期”的好坏真的像王蒙先生所说的那样“很难比较”吗？我们直接询问王蒙先生——
一、在强大而完善的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机构管理下，被管理的文学还是不是文学？如果文学是“人的存在”（昆德拉语）的一种方式，那么，寄寓在这种文学中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在国家花费纳税人无数钱财摄制的中国内战题材影片和电视剧中，在所谓主旋律小说、主旋律戏剧、主旋律报告文学、主旋律散文、主旋律美术和主旋律雕塑中，除了一再被张扬的意识形态符号以外，还看得到人吗？还看得到人的现实存在吗？还触摸得到人的体温吗？还感觉到人的呼吸吗？还听得到人的呐喊吗？王蒙先生，如果您认为这样的中国文学是处在最好时期的文学，那么也就无异于您认为文学的观念价值不在人，而在一种超越于人而存在的超级存在——国家意志。把您的这个见解置放到世界思想史和中国三十年代作家作品所宣示的精神意义中去比照，您，一个在文学地位、个人名声、国家待遇上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学家最高点的著名作家，难道不觉得羞愧吗？谁目光高远谁视野狭窄，难道还用别人来说吗？
二、古今中外，大概没有人认为文学会脱离社会而存在，所谓人的存在恰恰是通过社会这个舞台才得以展现的。当启蒙运动思想延续，最终导致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起的时候，在文学的殿堂上，人与社会就构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支撑他们的不是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令人激动的文学不是可怜人的无病呻吟，它是社会的镜子，是世界的影像，即使是没有人物时间地点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新小说之类的实验文学，也无不因为准确地反映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感觉、人的心理和人的灵魂状态而凸显其独有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社会是文学的脐带。但是，一种强大力量动用国家机器活生生剪断了这个脐带——当不允许文学涉足某些敏感历史和现实题材领域的时候，当不允许文学对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的时候，文学也就只能像被骟割了的人一样绕开生活之美，躲到阴暗角落用变态扭曲的方式自慰以获取快感，王蒙先生，您真的认为这样的文学还是文学吗？你真的认为这样的文学是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的文学吗？
三、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尊崇“人民”二字，这两个字覆盖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事物：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武装、人民警察、人民陪审员、人民团体、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银行、人民大学、人民公社、人民粮店、人民旅社、人民浴池，人民公墓……就连我们从事的战争也叫人民战争。但是，我们的文学又将人民置于何处呢？当特权利益集团将国有企业低价专卖给自己变成私有、人民在极为苛刻条件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人民的土地（不管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被权力和资本野蛮掠夺，甚至于国家武装力量也被黑恶势力作为得心应手工具去强拆民众房屋，人民束手无策，不得不用燃烧瓶对抗乃至于焚身抗议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我们的儿童像三千多年前的奴隶一样被奴隶主用三千多年前的方式压榨血汗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政府官员腐败犹如燎原烈火在神州大地上肆虐，无数民脂民膏被权力者巧取豪夺，×××个特权家庭在世界范围内极尽奢华，而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程度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权力者与黑心矿主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连续不断制造惨绝人寰的矿难，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一具具焦炭，人民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捶胸顿足哀吟恸哭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王蒙先生，所有需要文学站立的地方，您看得到真正的文学吗？当您从屏幕上、从作品中看到古代帝王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当您从屏幕上、从作品中看到远离民众生活的杯水风波、珠光宝气、床笫翻滚、嗲声嗲气的时候，您好意思认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吗？
四、我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家协会体制，这就是国家运用强制力量把本属于人民的福祉撕扯出来一部分，用来建立一套对作家进行思想控制和使其家禽化、庸俗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套管理体制不仅仅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同时还豢养一批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所谓“专业作家”。作为政府权力延伸机构的作家协会几十年来翻腾出多少比官场丑闻还要丑恶的丑闻？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各级作家协会体制上的大小官员和既得利益者，以繁荣创作为名游玩了多少山山水水？吃喝了多少美味佳肴？与之相对应，不计其数的“专业作家”又写出了几本具有哲学高度、真实反映民众生存处境和民族心灵苦难的作品？王蒙先生，您一定听到过某省作协副主席去年汶川大地震以后的吟咏：“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此人就在参加这次法兰克福书展被国家邀请的队伍中，是您的同行者。当您以中国最有威望的作家的身份向全世界宣称“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的时候，您耳朵里难道消失了此人并不久远的声音？您难道看不到中国文学早就被控制体制剪断了翅膀？您难道就没想过即使是猛禽被剪断了翅膀也会蜕化为家禽？您难道听不到家禽们每天清晨跳到墙头为主人报晓的啼声？
五、评奖是一种选择，一种鼓励，国家评奖更是如此。一个国家把奖励和荣誉给什么人给什么作品，实际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当纳粹主义在德国横行的时候，作家茨威格的作品只能被禁毁，作家只能怀揣一颗“焦灼的心”逃亡国外；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肆虐的时候，“人类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只能被排斥，他的作品不可能被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承认。这就是说，国家，尤其是极权主义的超级国家，只能选择对国家存在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家作品给以鼓励和赞赏，这是所有此类国家文学奖产生的内在机理，换一句话说，国家奖项很多时候与文学自身的价值无关，仅仅是政治的一种自利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评奖是什么东西呢？是评奖者偷看国家脸色的作秀，是评委们揣度政治行情政治标准的游戏。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排斥在外了，而不具文学价值或者基本上不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反而站到了领奖台上。国家选择的模式在社会层面造成的后果必然表现为对某类作品的纵容和鼓励，结果，追随国家意志而背叛文学良知的所谓“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肤浅图解空洞的道德教条而与人的真实心灵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大行其道，津津有味描写帝王将相雄才伟略、才子佳人讨巧狎昵的作品大行其道……在文学遭到国家意志如此大面积扭曲的情况下，王蒙先生，您所说“处在最好时候”的中国文学究竟是指哪一类文学呢？如果您认为就是我上面谴责的那种文学，我只能认为，您错了，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六、一个体系，即使是极权主义体系中的体系，也不永远表现为健康和坚固，与物理现象一样，时间会造成其内部锈蚀乃至于发生某种程度的脱落。作家协会体制虽然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它是子系统，它有自身的存在状态和运行规则。我们暂时回避正义与否的问题，只说功效——作家协会体制的不健康运转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一个至今没有引起注意的问题，事实上，它有意无意锈蚀了国家利益，在某些部位它已经脱落了国家肌体，成为具有独立神经血液循环系统的体系（在这一点上，与国家官僚体系中大量子系统的状态相仿）。在这样的体系里，明里是国家意志在起绝对作用，而暗里却是当事者隐秘的个人动机操控着事物的流向，换一句话说，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招牌，推动事物进展的动力则具体地来源于参与者的私利。全面的社会溃败必然反映在文学和与文学相关的领域，这些地方聚集着很多智商很高的人，智商很高的人堕落起来会比一般人更为堕落，社会溃败的徵状在这里也只能表现得更为严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了视野狭窄的人聚集而成的孤芳自赏的门户，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编辑们互换作家名头和无限制追逐商业利益的工具。当几千元红包就可以让评论家对一部垃圾作品大唱赞歌的时候，缺失这几千元当然也能够使他们在真正的杰作面前装聋作哑。《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优秀作品消失于公众视野，文学批评的懦弱和躲避难辞其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似乎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文学期刊和文学读物出版机构也不再以张扬文学精神为己任，其结果只能使原本就极为瘠薄的文学园地更加荒凉和凋敝。我们回避开所谓国家意志，仅仅从文学创作生产体系这个弊端就可以看出，浅薄无聊作品之所以畅通无阻而优秀作品无人问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本应当健康的体系被严重锈蚀，它脱落了，不仅落于国家肌体，更脱落于文学消费者，文学失去了最后的尊严。王蒙先生是圈内人，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糟乱内情，知道内情而又信誓旦旦断言中国文学处在历史最好时期，我不想指责王蒙先生，我只想问您：您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七、王蒙先生，读到此您可能会讥诮我不懂文学，文学不应当如此接近政治，不应当把批判乃至于消除社会弊端的任务交给文学，文学担当不起这个重任。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很多作家的观点。这让我想到如下情形：一只狗明明看到硕鼠们把粮仓咬了一个洞，大量的粮食被盗窃，狗无动于衷，不但不去逮偷粮食的耗子，反而懒洋洋地说：“那是猫的事。”我不认为这样的狗是好狗。看一下文学史，哪一个时代的作家回避了时代尖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命题？一位记者曾经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王蒙先生，据我说知，您对拉丁美洲文学很是推崇过一阵子，您难道就没有注意到拉丁美洲作家如此深刻的文学观念吗？我想，您也一定刻骨铭心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那种像刀子一样切入现实的力量。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文学就改变了身份，成为了权力者身边的奴婢了呢？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文学就丧失了尊严，半推半就如此轻率地委身于强力了呢？无力承担时代责任的文学还是文学吗？不再把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作为精神支撑的文学还是文学吗？我认为不是了，它不能再被称之为文学了。面对满目疮痍的当代文学景观，王蒙先生，倘若您仍旧认为目前这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候”，您一定是丧失文学家的正当感觉了，我以及所有热爱您的人，为此感到——我不说痛心吧——沮丧。
八、一个人长时间营养不良身体必然羸弱。营养不良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在娘胎里就受了委屈，出生时只有四斤八两体重；一种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缺吃少穿，生存条件恶劣。两种当中任何一种都能够导致羸弱，倘若两种原因同时落到一个倒霉的人身上，这家伙可就真的惨了：个子不高，体型不壮，目光浑浊，视物不清，年纪轻轻脸上就有了皱纹，走路不长就气喘吁吁，遇到欺压者无力反抗，只能苟且偷生或者逃之夭夭……遗憾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就是这么一副可怜的形象。所谓“娘胎里受了委屈”，指的是这个群体身上先天带着中国文化的有毒基因；所谓出生以后“生存条件恶劣”，指的是他们不断被政治侵扰，失却了原本的心性，再加之像鸡那样不断看到有猴子被宰杀，血冒得咕嘟咕嘟的，被砍掉的头颅滚得到处都是，焉能不怕？当鸡惊诧地叫起来的时候，精神羸弱乃至于精神阳痿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对哲学无知，对政治学无知，对社会学无知，对心理学无知，对历史无知，对现实也无知，你能指望这样的作家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吗？羸弱必然导致创造力萎缩，这正是中国文学无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王蒙先生，如果我们都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宽泛一些范围审视，您会有何观感？您不觉得《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有意无意回避了太多太多哲学的问题吗？您难道感觉不到游移在内心深处那种对强力的恐惧吗？当生存成为苟且偷安唯一愿望的时候，所谓哲学也就远离了精神的殿堂，剩下的生存智慧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被文雅包裹着的油滑。您，一个我所尊敬的长辈作家尚且如此，我们还能期望从别人那里看到更加悦目的文学风景吗？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学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的证明吗？
九、你也许会怀疑我对您的敬重，但是，我想对您说：“敬重”是极为沉重的字眼，任何人都不会轻易使用它，使用它的人一定是对被敬重的人有深切理解的人。我敬重您的学识、修养和超群的智力。倘若您不是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段时间中，而是胡适、周作人、鲁迅、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茅盾、巴金等一大批30年代作家中的一员，您将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深地镌刻下您的精神印痕，遗憾的是，我们都是海德格尔所言“被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无法选择生活其中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我们只能依赖世界给我们的条件而生存，我们只能按照世界规定的样子出现在世界之中，结果，您的才华在青年时期就遭遇到野蛮阻击，您坎坎坷坷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即使到了晚年，您也有一个巨大的心结，无法说出内心的郁愤。您不是孤立的一个，所有以为“时间开始了”的30年代作家都铩羽而归，折返到了远离创造的道路上。国家意志就是这样野蛮剥夺了人进行思想的权利，剥夺了人进行创造的权力，而这些人都是精华，都是曾经站在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点上的人。这是一个完整的无法分割的过程，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是历史链条从过去延展而来的，过去发生的一切现在仍旧在发生。王蒙先生，您一定比我更深刻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现在仍然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完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还要说目前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好时期？为什么？
十、我也是一个作家，是用文学方式表达对世界观感的人，我曾经把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作文学理想的一部分，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结果我发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不单纯是对创作实力的认可，而是一种劳心费力的社交活动，结果我放弃了，不再为此做任何努力——放弃以后我才发现，这是正确的。一个人的文学价值只能体现在作品之中，其他一切都轻如鸿毛，读者永远是你最坚实可靠的精神支撑。退后一步说，即使你需要一百年等待你的读者，也无关紧要，因为创造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人常常因为得到而保守，当你不再索求的时候，你也就保持住了心的本相，这对于经常把自己丢失的我们来说要比一切所得都更有意义。我当然不能要求您对我们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指引，但是我请求您，别再说中国文学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了，别再说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您更深刻地知道中国文学目前的真实处境，没有一个人。
（2009-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