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是网络新潮用语，意为震悚、惊倒。近年，大陆官员不断惊曝“雷语”，不断“雷”倒大片公民。如某县委书记称：“对我抹黑就是对全县工作抹黑！”某农村基层干部真情告白：“我们做干部是为什么？不就是为钱吗？”某政府领导面对公民要求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郑州巿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雷语”登峰造极，他公开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四川泸州龙马潭区交通局长兼党委书记谢林拖欠两年停车费，物管老人讨要，局长蹦出雷语：“跟老子过不去？老子找人整死你！”有人指他酒后驾车，局长又出雷语：“我车上装有酒，酒气跑出来了，身上就有！”这位局长被撸官，遭党内“严重警告”。
这些被曝光的“官员雷语”，当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但已“雷”传寰内，至少结结实实“雷”倒笔者。没想到：建国六十年了，第三代、第四代“先锋队员”的思想觉悟不仅没有“一代更比一代高”，反而一代更比一代低，越来越远离草根，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素质还不如绝大多数普通群众。
“官员雷语”被媒体曝光后，这些“雷语”官员的反应也甚有时代特点：“唉，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多好哇！”有的拍桌子摔板凳：“某某网算什么东西！”
少数官员的“雷语”？多数官员的心理
北京《光明日报》八月二十日发表署名文章《官员为何“雷语”不断？》，一仍旧腔，将这些“雷语”官员归之为“个别”、“少数”。当然，谁都明白撰文者只能写“个别”、“少数”；谁都明白数量词所拴系的厉害关系.《光明日报》的文章“点到为止”，不敢也不能点出近在眼前的内质：少数官员的“雷语”，多数官员的心理。虽然敢於放胆一吐“雷语”的官员是少数，但怀拥相同“雷心”的官员则是大多数。没有身后这一潜在的大多数，就不会出现那些个别少数的“放雷”官员.为什么同是中国人的港澳台官员从未有这样的“雷语”？是那儿的媒体不发达不灵敏不尽职吗？
港澳台官员之所以没有这样的“雷”声，是港澳台绝大多数官员明白绝不能如此放“雷”，而且从价值观念上就根本不认同这样的“官本位”逻辑。整体社会环境的现代化民主化，根本不认可“雷语”，想放“雷”的官员当然知难而退，只能自我约束了。
大陆说起来“大破资产阶级法权”、“彻底消灭等级制”，至少高喊四十年，但大多数官员明白；等级第一、自己的乌纱帽捏在上级手中，而非下面的老百姓。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与心理逻辑，郑州规划局副局长，会如此不假思索地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么？这难道仅仅是“教育不够”、“觉悟不高”么？
《光明日报》开错药方
应该说，《光明日报》能够揭批“雷语”，指说“阴暗面”，多少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话虽说得轻，总比不说强。今日中共也意识到：“决不能仅仅把这些政府公职人员的『雷语』看作饭后谈资，它们严重地影响党群关系，影响政府形象，影响社会公信力。”
显然，这些官员之所以敢放“雷”声，在於他们认为“毫无问题”，鸣放“雷语”不仅不会吃批评，还有可能得表扬！因为自己坚决维护了“党的利益”、“县委的形象”、“说了实话”。如果他们意识到有可能“出轨”、“豁边”、“闯祸”，还会自讨苦吃吗？智商会如此低下么？
《光明日报》文章持守“劝百讽一”老传统，刚轻轻打了几下屁股，连忙赶上去揉疼──“以教育为主”。文章作者不对“雷语”官员的思想展开剖析，不去挖根探源，不从社会环境与心理形成寻找原因，矛锋一转，责怪起他们不会说话，要他们学点“交流学”：
面对媒体传播手段不断发展，特别是“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的来临，政府公职人员应当怎样谨言慎行，怎样提高直面媒体时的交流能力？这些问题已经急迫地摆到了每个人面前。
文章说这些放“雷”官员：“尚未做好面对媒体的准备”、“要提高交流能力”以免“话语平庸”。该文引用一位中央领导对下级官员的批评：“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意思是只要“学会说话”，自然就不会“放雷”了，不会闯祸了。
民主才是灵药方
当然，地球人都明白：问题出在官员，根子当然在於民主，在於没有真正选贤用能，没有堵住“雷语”官员的进身之阶.渠管未堵，污水必出。重庆城市照明管理局长冉崇华、贪污二百八十八万余元，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四年，铁窗之下说了一句贪官共同语：“权力太大、监督太弱、私欲太强”、“是制度害了我，是我害了我自己。”？
国人不仅要问：既然这些官员“私欲太强”、“没有做好面对媒体准备”，为什么不换上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换上“有准备的人”？中国那么大，找几个明白不说“雷语”且能自我约束的官员，还会有困难么？为什么贪官污吏一茬茬春风吹又生？何以野火烧不尽呢？如新近重庆公安系统二十余位处级以上干部涉黑落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最先进最优越的制度么？为什么“制度害我”？
以笔者陋见：中共目前依靠的“教育为主、监督为辅”的治吏水准，还停留在较粗放的初级阶段。因为，古代之所以是“人治”而非“法治”，并非古代甘於“人治”，以当时的社会条件与现实许可，只能行人治，只能以道德劝谕为先导，以刑罚惩戒为垫后。古人以道德治国，依靠官员自律，也不是没有一点监督，刺史、巡抚最初便是督察官员，御史等监察谏官更是各朝各代沿袭设立。
如今，弃人治就法治，舍专政趋民主，不仅仅是时代大趋势，更是社会发展之必需。民主的精髓在於通过“全民参与”使公众切实感觉到选票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不仅让每个公民切实感受到“主人”的感受，也因有了参与而提高“活跃度”。对官员来说，民主选举才会使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乌纱帽捏在谁的手里，不但不敢公开放“雷”，怕是连“雷”心都不敢私揣暗怀。民主不仅从源头上“规范”了官员，而且还从意识形态上“提高”了全体公民的政治水平。
此外，民主一方面提高社会凝聚力，一方面减少社会摩擦度，提高全社会对规则的认同度。欧美现代社会证明：社会成员对法律对规则的认识越一致，发生暴力的心理驱动就越低。社会意识形态被社会成员的接受度越高，国家合力自然越容易形成，各种社会矛盾、地区矛盾的解决也就越容易纳入非暴力轨道。
说到底，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离不开民主之轮，民主才是硬道理。缺乏刚性的民主监督，至少说明吏治水平未有实质性提高，尚未真正从人治进至法治。
二○○九年八月三十日於沪
注：
？姚晓丹、郭扶庚：《官员为何“雷语”不断》，原载《光明日报》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王昌奎、聂堂福：《“廉洁局长”背后的三百万》，载《检察风云》二○○九年第十七期，第二十九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