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的阿丹和母亲住在香河，那是个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小县，地属河北，空气并不好。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官员们既不管污染也不热衷于绿化，他们根本就不必担心有比他们更大的官会因为环境问题来刁难自己，这里只不过是一片河北省的飞地，无论多么糟糕，也碍不着常委、部长大人们的眼。因此，当遥远边疆的人们在宣传筒的影响下对“伟大首都”充满向往的同时，这里的人们对那个仅仅相隔数十公里的首都却熟视无睹，仿佛它压根也不会和自己发生关系一样。
当你看到阿丹的时候，你会认为她完全不象一位二十一世纪的女学生，而更象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女学生。在她身上很难找到那些当代学生的特质，反而更象一位八十年代的学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她象是一位古代的同龄人。无论坐立行走，她总是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并不热衷于交际，她从不发“人来疯”，有人来时便习惯性让到一边，听到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便会心地憨憨一笑，你能感觉出这不是因为乖僻，也非源于胆怯；服饰非但不追求潮流，反倒是以生活当节俭质朴为由，极力劝阻母亲想要为她添置衣物的念头。
诸如此类仿佛与时代“脱拍”的气质，在她身上比比皆是，而你却很难从她身上发现那些人们惯常思维中那些关于当代女学生的特质。因为她是一位有着非同寻常身世的女孩，虽然我更愿意相信这一切乃是出自她的禀赋，但仍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番她的身世。
阿丹出身在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庭，其父乃是当今中国累计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秦永敏先生。秦永敏先生一九五三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曾三次因持有不同政见而获罪。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一年因创办和主持民间刊物《钟声》获罪，判刑八年；第二次则在一九九三年，因主持发布《和平宪章》，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被劳教二年；第三次则因一九九八年民主党案，当时秦永敏先生在武汉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被捕后获刑十二年，至今尚未刑满。至今，他已在狱中度过了共二十一年。他是红中国民主化进程最典型亦是最刻骨铭心的见证者，他三十年的异议生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光在狱中度过，屡遭刑宪，从未屈服，其履历完全堪称奇迹。人们时常敬佩曼德拉先生漫长的牢狱生涯及其坚韧，而笔者却以为，曼德拉先生如果换到中国大陆来蹲监狱，恐怕谁也不敢保证他能挺过三年五载。
秦先生生活极其简朴，秉承着中国底层社会人民的传统特质，其对自由事业热忱之高，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他曾一边打工维持家庭生计，一边同时编辑三份民间刊物，昼夜不辞辛劳。为人粗豪古道，虽历经沧桑，仍处子一般地简单，毫无城府。甚至无需言语怂恿，便会为妻儿不惜与人动粗。因此，行下不少鲁顿之事。尽管我们的世界并非处处充满审美的目光，然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乃是一种美到极致的性情。所以遗憾的是，当一个人身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就要变成一种公共形象，承载着他的价值观。于是这种极致的性情，往往难免受人诟病。
在阿丹十九年的生命中，已经有超过十五年的时间与父亲天各一方。其间除了有十二年时间因父亲系狱之外，还有至少三年时间因其父被“监视居住”，从家里被带走软禁。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别离，更不是简单地仅仅是一种别离而已。在这种别离中，双方都要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并承受着漫长的煎熬。狱中人所受到煎熬自不必提，阿丹亦是小小年纪便饱尝人生的颠沛流离，她跟随自己的母亲无数次地搬家，甚至是无家可归。寒冬腊月挤在北方一个没有供暖的平房里，或者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如果扳起指头数的话，那么阿丹真正对自己的父亲存在印象的年头，仅仅不过是七岁和八岁时而已。儿时短暂的记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父女之间的情义，血脉那神秘而伟大的力量这对天各一方的人。我从未见过阿丹表现出过失态，只有每逢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她的父亲时，她脸上会笼罩上一层难以形容的表情，尽管非常细微，难以察觉，但你若是一旦察觉，一定终生难忘。“女孩子的心，如同月光穿过树丛”。也许那月光上结起了轻霜，那一刻她脸上就是如此。
有一天，阿丹的母亲告诉我，某次小型私人聚会上，一些朋友当着阿丹的面，提起她的父亲，说到动情处，阿丹忍不住泪流满面。是什么，能让一位内敛的女孩当着陌生人的面哭泣？每念及此，总忍不住感叹血脉那令人敬畏的力量。我的一位政治犯朋友对我说：“有很多人告诉我，他在狱中如何如何深思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不相信，因为我从来不想，我时时刻刻在想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女儿。”我们可想而知，如今仍旧身陷囹圄的秦永敏先生在想什么？他不停地给自己的女儿写诗，写信，十年过去，已经有三百多封。没有一封有过回音，但是他仍旧在不停地写，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些没有回音的信和诗，看成作他在狱中的精神支柱。十年之后，当他的女儿成年，可以独自到监狱去探望自己的父亲。阿丹从香河只身前往湖北汉阳监狱，探望她的父亲。再被要求掏空衣袋，并不谈及任何所谓“敏感话题”之后，父女二人隔着玻璃墙，以传声筒相对。那是何等情景？请不要说十年不过弹指一挥，这十年世事，几多难言之痛？
秦永敏问：“我给你的信和诗收到了吗？”阿丹答复从未收到。秦永敏血脉上涌：“怎么可能没有收到呢？”这是他在狱中十年来的精神支柱，他一定曾无数次在放风间里、在墙根下、在小号中想象过女儿读着那些信和诗的情景，女儿读着这些信和诗，如同读着一篇篇来自彼岸的音讯。或者说，那就是他想象中的彼岸。如今女儿的答复却是一封都没有收到过，怎能不教人血脉贲张？
如今我们在事后分析当局扣留这些信件和诗篇的动因，大概可以得出以下推断。秦永敏先生是目前中国大陆系狱时间最久的政治犯，凡二十年从未屈服，可谓绝无仅有。二十年来，当局已穷尽其所及，试图令他屈服皆为能遂愿。是以扣留他写给女儿的信件，向他制造亲人已将他抛弃的假象，进而摧毁他的精神支柱。抑或，这仅仅是当地监狱方面肆意剥夺系狱人员的通信权早已成为惯例、常态，是以毫无顾忌地纵权，并视之为天经地义？当然，我们没有精力去过多地分析狱方的动因，但这种毫无人性可言的事实却真实地发生了，并且，从共产党当局纸面上的法律上而言，此举完全属于非法行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四十七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
那些由一位父亲写给其女儿，表达思念之情的信和诗？莫非也成了“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如果汉阳监狱狱方认为它们是所谓“有碍改造”的？务请列出具其中有所谓“有碍改造”的证据。否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汉阳监狱方面在未曾告知这些信件收发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情况下，无端扣留这些信件，已涉嫌违反其第(九)：“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当由相关人员承担相关责任。
除非，汉阳监狱狱方认为共产党当局所颁布的纸面上的法律毋需遵守，那么，与秦永敏先生相比，汉阳监狱狱方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
四次中断之后，会面在半小时后结束。阿丹被当地警察用警车带往车站，并于路上被告知：那些信件一封也别想带走。
然后，她回到了香河，她的父亲仍然留在狱中。这对父女重又回到天各一方的相互期盼中，愿造化赐福于他们，为义受难的人，我们亏欠他们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