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受虐者的非人化与施虐者的非人化

   如果不是阅读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劳教人员都要先被关押在“调遣处”。为什么当局要多此一举呢？多了一个环节岂不是增加了劳教的成本？这套制度自有其设计的“合理性”：调遣处是给劳教人员“立规矩”、“学规范”的地方，如果是劳教时间较长的对象，在经过两三个月的训练并“合格”之后，再被遣送到劳教所；如果是剩余劳教时间在半年以内的和“不合格”的则在此处度过其全部的教期。

   法国思想家福柯通过对监狱制度的考察，写出了探讨权力的构造与运行的杰作《规训与惩罚》。他用“政治解剖学”的手段，将监狱史解读为“肉体史”和“精神史”两部分，他强调这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的历史”。遗憾的是，福柯不是中国人，他也没有到过中国，不知道中国的监狱制度和劳教制度的真相，更不知道中国有一个“调遣处”这样的机构。被宣布劳动教养的对象，是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而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却被国家暴力机器“合法”地剥夺人身自由并被送到比监狱更暗无天日的“调遣处”，这是生活在法治社会的福柯所无法想象的事实。我相信，以福柯的天才，若将《不虚此行》作为素材来研究，一定能写出更为精彩的《规训与惩罚》的续集来。

   作者将调遣处喻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她刚被送到调遣处，女警官的第一训话便让人不寒而栗：“从今天起，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是劳教人员！这里和拘留所、和监狱都不一样，这里是半军事化！别管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到了这里，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无论队长说什么，你的回答就是一个字‘是’，过门喊‘报告’，听到名字答‘到’。‘报告、到、是’三句话要牢牢记住！”女警官的嗓音清脆、尖利，她的话语直刺“新人”的心扉：“你们跟队长说话的时候，要距离两块砖的地方立正站好，低着头看着脚，不许看着队长眼睛。你们在外边跟别人说话，看着人家的眼睛是尊重别人；在这里你要是看着队长的眼睛就是不尊重队长，知道了吗？”在这番训话之后，在施虐者和受虐者、人与非人之间便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所炫耀的“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吗？

   我在与作者交谈时，她站起来向我示范了一下打饭的过程，让我看得傻了眼：两只手端着饭盆、在女警察面前低头、弯腰、双臂伸进放在地下的菜桶里，要伸到离菜最近的位置。这个动作跟下跪也差不多了——男队就完全就是下跪，而女队要稍稍“文明”一点。这样的位置可以使队长用勺子盛了菜之后稍微抬起来一点儿就能放到你的饭盆里。同时喊报告词：“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打饭。”打饭后，还要喊：“谢队长！”这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使得打饭的效率大大降低。那么，管理当局为什么要为此而牺牲效率呢？这个程序刻意将被劳教者置身于比乞丐还不如的位置上，它的设计者们就是要让被劳教者丧失起码的尊严感。当一个人沦落到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地步，对其实行统治就易如反掌了。

   调遣处的难友们总结出警官们的四大工作法则——“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在调遣处，野靖环因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人权，曾遭到被禁止上厕所、罚站、不给看病等惩罚，因为年龄和案件的敏感度的关系，她没有遭受到对身体的直接暴力，但是，“软暴力”时时处处在伤害着劳教人员。比如一位血压高达一百八十的老太太，被女警官强迫一遍遍地练左转、右转，这名女警官用折磨别人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野靖环感叹说，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却成为一个冷血残忍的狱卒，“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写下了五名女狱卒的真名。她在获释之后曾给她们去信，希望唤醒她们的良知。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如石沉大海。于是，她不得不公布她们的名字和职务，这也许是促使她们收敛其恶行的唯一办法：

   杨亚楠，九大队大队长；杨敏，九大队副大队长；袁源，九大队副大队长；张宏，九大队民警；李颖，九大队民警。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人的亲人有可能阅读到此书，当她们的亲人拿着这本书去质问她们的时候，她们该如何回答呢？我更相信，在未来实现民主宪政的中国，这些作恶者都会像德国电影《朗读者》中的那个女主人公一样，因其狱卒生涯而受到法庭的审判，这一审判不是为了报复，乃是为了公义。

   劳教制度将被劳教者变成非人，而劳教制度的实施者们也不自觉地非人化了。这些狱卒同样也是女儿、母亲和妻子，当她们假日去探望自己的妈妈的时候，敢告诉妈妈自己刚刚折磨了一个与妈妈同龄的老太太吗？当她们下班去幼儿园接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敢告诉女儿自己刚刚虐待了一个别的小朋友的妈妈吗？谴责某一个狱卒或警察的“坏”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无论是个人的良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教育都不足以制止她们人性的沉沦呢？野靖环从亲身经历中思考此现象发生的原因：“这些劳教警察，他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默认制度中的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把虐待、折磨劳教人员当作一种工作方式。绝大多数警察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在犯罪与作孽，或许也会有良心不安，但都会以‘执行命令’、‘为了生存’来为自己的道德过错辩护。他们越是肆无忌惮的折磨劳教人员，越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会从中获得快乐。”

   这一思考相当深刻。从被动作恶到主动作恶，是绝大多数狱卒和警察的“成长历程”。如德国思想家阿伦特所说，要成为那个“平庸的恶人”，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怜悯心”；如捷克思想家帕托什卡所说，罪恶的根源便是：“个体所扮演的角色退化为技术过程中一颗简单的齿轮，再确切一点说，便是非个人性。”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暴力的实现有“三部曲”：首先，暴力必须被认可（通过合法的命令、规范）；然后，暴力必须变成一种手段；最后，这些手段必须变得大众化（通过规章条例）。在此过程中，残忍的行为也许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工作来完成，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最高尚的美德从此变为“认同几乎所有组织内部规章制度，而不再是自己的良知”。所以，纳粹集中营中的冷血狱卒并不是人类精神的独一无二的畸变，“我们不应以为只有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会促生这些条件。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团河调遣处，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只有一步之遥。

“极权资本主义”时代的血汗工厂

   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极权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为准确的定义。比如，在城市的野蛮拆迁和农村的新圈地运动中，用推土机将所谓的“钉子户”压死，向抵制征地的农民开枪，这些杀戮将资本主义最野蛮的一面展示无遗。而确保这些野蛮行径变成现实的，是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以及那些向共产党抛媚眼的西方跨国公司。从江泽民与澳门赌王的四姨太高歌一曲，到雅虎将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中国的安全部门；从花旗银行的董事挂名写《江泽民传》，到沃尔玛一边组建党组织一边订购中国的奴隶劳工生产的廉价产品；……老祖宗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世界上居然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如同“披着羊皮的狼”的“共产党”。

   整个中国都是血汗工厂，看看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那些血汗工厂中的农民工的处境，看看山西的黑窑中那些被拐骗去的奴隶童工瘦骨嶙峋、形同鬼魅的模样，再回顾中学时候学过那篇夏衍写的《包身工》，才发现“芦柴棒”们简直像生活在天堂里。大概教育主管当局也觉得不好意思，害怕学生们立即将现实与历史作一个有趣的对比——就好像七十年代初，学生们到农村接受忆苦思甜再教育，老农民讲述当年如何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一不小心说出了真话，那不是旧社会，而是五九年——于是，他们便悄悄地将这篇经典课文从课本中撤下了。这个时代的准则是：既然有少数人要先富起来，那么更多人就得永远地穷下去。

   就连外面那些所谓的“自由民”都得充当奴隶劳工才能活命，调遣处的囚徒们又哪能闲着吃白饭呢？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中国的每一处监狱、每一个调遣处，几乎都蜕变成了劳动效率最高的血汗工厂。从来自政府财政的拨款中贪污克扣，根本填不满狱政部门管理者的贪欲，他们还有一套“亚财政”的制度，每一个囚徒都是他们的“摇钱树”——既然她们手下有这么多不用支付工钱的“剩余劳动力”，不压榨白不压榨。于是，在调遣处，写在纸面上的那些管理制度都是骗人的，实际运行的是“不劳动，不得食”的“潜规则”。

   作者在调遣处经历过两种具体劳动。一种是包装名为“花安适”的妇女用的洗液。劳教人员在饭前、便后都不许洗手，从事该项劳动之前更不会有洗手和消毒的机会。而且，艾滋病的、各种肝病的、发烧感冒的都像机器人一样在装盒。干着干着，每个人的手都成了黑的。这些产品流入市场、流入消费者手中，一般人使用时，不会有人觉得袋子是脏的，不会有人先把袋子洗一洗再使用。“就像一次性筷子一样，人们都认为是干净的。可是在给筷子包上那层纸时，劳教人员是不洗手的。”由此造成的公共卫生的危机，该由谁来负责呢？作者指出：“我痛恨‘花安适’。这些企业为了多赚钱，把劳教人员当成廉价的劳动力，他们间接的对劳教人员进行剥削。每一盒‘花安适’都沾染着劳教人员的血和泪。”

   还有一种劳动是做“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装盒。这是一种六菱形的盒子，还有一个小窗户，最后再穿上一根花绳当提手。这批“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装盒，是廊坊纸箱厂为蒙牛公司制造的，该公司把成型的工序包给调遣处。因为厂家忙着新品上市，调遣处方面估计也与厂家签订了按时完成的合约，所以强令囚徒们加班加点完成任务。作者写道：“连着干了二十多天了，每天都干十四、十五个小时，太累了。……我出狱后，只要看见‘蒙牛’商标的乳制品，心里就一阵难受。”此后，她从来不买蒙牛的产品，即使在电视上看到蒙牛的广告也立即换台。但是，有多少普通的消费者知晓此类产品的“籍贯”呢？

   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所说，许多时候纳粹让犹太人做的都是“无用功”，比如让他们将这堆石头从这里搬到那里，犹太人最终的命运是消失，而不被看作可以长久使用的劳动力；在苏联的古拉格群岛里，克格勃驱使囚犯们修建大型的基础工程，如运河、铁路、水库等，这些工程一般都属于国有企业；而在今天中国的监狱、劳教所和调遣处等部门里，囚徒则被强迫从事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的生产，他们的劳动成果亦成为支撑“大国崛起”的财富的一部分。这些产品遍及衣食住行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大量出口外销，使得在全球范围内，谁也不知道自己使用的产品是否与监狱有关。由此可见，中国的高度极权和高度“资本主义化”以及两者的融会贯通，让纳粹和苏联望尘莫及。

   受害者的力量如此弱小，受害者改变不了这套制度。但是，如果有更多像野靖环这样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点名揭露她们生产过的产品，这些证词则有可能形成压死骆驼的一根根的稻草。如果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道这些企业的秘密之后，拒绝购买其产品；如果公共形象的败坏，使得像蒙牛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下跌，那么此类公司今后必然会有所顾忌，甚至中止与监狱系统的“亲密合作”。蒙牛在二零零八年的毒奶粉事件中也是始作俑者之一，它通过投靠中粮集团，摇身一变化民营为国企，从而度过此一危机。但从野靖环的揭露来看，蒙牛的“原罪”还不仅于此，蒙牛这样的无良企业应当被公众和媒体继续“穷追猛打”。

   最近，官方的一则新闻说，现在北京的劳教人员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已经下降到了三个小时。“过去是发愁活儿干不完，现在是发愁没活儿可干。”市劳教局调遣处后勤大队的队长称，过去调遣处附近是全国最大的连片葡萄园，一千多劳教人员一年种植一万六千亩葡萄，年产八百万斤，而当下调遣处每年接纳的劳教人员没有减少，但只种植一百余亩蔬菜大棚和果树，所种的蔬菜水果也仅仅为了改善一下劳教人员的生活。市司法局一位负责人说：“司法部对全国劳教人员最新的要求是强制劳动不得超过六小时，北京的情况已经远远低于这个指标。”难道血汗工厂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疗养院？我只相信像野靖环这样的受害者亲笔写下的经历，而不相信官僚们那些天女散花般的说辞。当这些官僚有朝一日沦为囚徒的时候，他们还会如此巧言令色吗？

用真话战胜谎言

   法国学者索尔孟将他的中国札记命名为《谎言帝国》，这是对今天的中国最为精辟的概括。谎言不仅是普通的中国人的一种卑贱的生存方式，更是当权者运用得极其娴熟的一种统治术。当年，“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毛泽东，道出了中共夺取天下的秘密乃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即暴力和谎言。中共执政以来，先后制造了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惨绝人寰的运动，造成了超过六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却仍然能够维持其绝对的统治地位，直到今天，其秘密仍然是暴力和谎言，再加上金钱的收买。

   觉醒的民间社会不能以暴抗暴，也根本无力抵抗数百万听命于中共的军队与警察，六四惨剧已经是一个血的教训。但是，觉醒的民间社会可以用真话战胜谎言。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过：“无论如何，我的信仰始终如此：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只有通过在这个或那个个人身上选取的善的种子的积聚才能延续。”是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蒋彦永、高耀洁、刘晓波和野靖环那样说真话，像哈维尔那样“活在真实中”，像帕托什卡那样“不让日常生活的和谐将我们催眠”，这样才能“揭开迫使个人服从权力的面纱，从而动摇这种政治体制的根本”。那么，终有一天，中共赖以存在的谎言与暴力会失效，会像当年固若金汤的柏林墙那样轰然倒塌。这就是作为“无权者”的我们的最好的反抗方式。

   在今天的中国，靠说谎为生的人远远多于用真话去战胜谎言的人。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法制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作者为张晓欧和李军亮的、题为《打造一流的现代化文明劳教场所》的文章。这两名记者此前大约是诗人，他们的文章是以浪漫的诗句开始的：“这里，教室明亮，绿荫满园，犹如徜徉于校园。这里，内务整洁，口号嘹亮，犹如置身于军营。这里，有一群人，头顶着国徽，身穿着警服，用青春和热情撒播爱的种子，托起生命之舟。这里，就是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接着，文章对鲜为人知的调遣处做了一番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作为北京市惟一一所开展收容教育的劳教场所，其职责被形象地概括为‘收容第一站，管理第一关，教育第一课，矫治第一步。’二零零零年建处以来，处党委坚持‘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带领广大民警职工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教育矫治工作牢牢把好了第一道‘关口’。八年来，先后被评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北京市人民满意政法单位，二零零五年被司法部命名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而在野靖环笔下的那些凶神恶煞的狱卒，在这两名记者的笔下却宛如天使：“虽然劳教场所的环境是封闭的，但民警关爱、期盼的心永远向劳教人员敞开着。他们用双手点亮劳教人员心中的希望，用真情温暖劳教人员的心田。他们用火一样的工作热情和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践行首都劳教人民警察的誓言，拯救一个个失落的灵魂，帮他们走上新的人生之路。”

   天堂与地狱，在一线之间；天使与撒旦，在一念之间。当这两名记者访问调遣处并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野靖环正被关押在此、备受折磨。一年零九个月的关押，究竟有多么幸福和温暖呢？这两名大记者愿不愿意亲自尝试一下呢？哪怕跟被劳教者一起生活一天也好啊。如果他们采访到野靖环及其难友们，还能心安理得地用诗情画意的笔调描述调遣处吗？野靖环写道：“当我亲自体验劳教生活之后，才知道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不是脱一层皮，是只剩一层皮！我的体重从五十五公斤变成了四十公斤；我的腰围从七十七公分（二尺三寸）变成了五十七公分（一尺七寸）；手像鸡爪子、肋条骨像搓衣板、脸上的皱纹像一条条刻痕。腹部松弛的皮可以卷起来，晚上仰卧在床上，凹陷的肚子可以倒入一碗水。”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编造的，因为她的身体就是活生生的、谁也无法反驳的证据。那些梦想减肥而屡屡失败的大资小资们，不妨到调遣处来实现其减肥计划，必定能够获得成功。

   读到野靖环的充满血泪的文字，再看那篇“诡诈的大行诡诈”的新闻报道，我真想找到张晓欧和李军亮，前去唾其面、批其颊！他们能够在《法制日报》当记者，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定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是，教育和文化并没有成为他们说谎和造假的障碍，反倒成为他们说谎和造假的资本。这是教育失败和文化颓丧的一个信号。为了生存，人被动地干一点无耻的事情，是可以原谅的；但人若无耻到这种地步，恬不知耻地写作此类文章，就与那些施虐的狱卒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野靖环点出了那五个狱卒的名字，我也在此点出这两个记者的名字——让耻辱成为耻辱者的墓志铭吧。

   没有人愿意有这样可怕的人生经历，即便是野靖环本人也不愿；但她却以“不虚此行”作为这段特殊经历的回忆录的书名，说明她已经胜过了祥林嫂式的悲情，而将苦难转化成了捍卫自由、真实与公义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在这本书中，作者既有记录，也有反思；既有控诉，也有追问。她的写作即是一种宣告，宣告劳教制度和调遣处的“非人化”的企图的失败，宣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与尊严不可剥夺的大写的人又站了起来，正如米沃什所说：“在那儿，在我们用道德反抗世界的秩序，在我们质问这恐怖的喊叫由何而来时，我们开始了对个人身份的捍卫。”邪恶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必须每一个受害者都勇敢地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的真相，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可能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