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视角和立场各不相同，我相信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会同意这样一个判断：2009标志著一个大时代的结束，而这也就意味著2010将成为中国从新出发的起点。对这一时代转换最有戏剧性的隐喻，就是六十周年大庆方阵在最后时刻的调整。虽然无人敢阻止胡锦涛无耻地安排一个簇拥自己巨幅画像的方阵，他却不得不在后面增加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而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像征。这样一个方阵也许意味著胡锦涛无法阻挡又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
21世纪的中国必然会迎来又一个革命时代吗？基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血腥记忆，我和许多人一样，极不情愿得出肯定的答案。但中国的现实，包括上周中共对刘晓波的无耻审判，却让我不得不更倾向于相信，一切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必须对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到来作准备。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既非必然，也不是能够被煽动起来的，而是向民治民享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政治权威的全面流失和崩塌。她还指出，以“自由立国”，也就是以宪政为目标的现代革命，并不一定就能带来自由，发生革命的国家反而可能比没有革命的国家更不自由。
为什么20世纪已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暴烈革命的中国，21世纪又难免要发生革命呢？这恰恰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宪政立国的使命，反而摧毁了支持自由以及支持任何稳定政治结构的文化传统，甚至摧毁了支撑文明的“生态底座”。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王立雄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当前中国失去了文化结构与生态底座，社会唯系于政权整合，政权如立足流沙，没有多重整合机制支撑的稳固基础，离灾难只一步之遥”。
21世纪中国若果真出现大动乱，胡锦涛应负最直接的历史责任。邓小平固然难辞其咎，因为他的六四镇压导致政治改革彻底流产，但毕竟他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为挽救改革作了最后的挣扎。江泽民纵容贪腐，罪孽深重，但他执行了邓小平坚持对外开放的遗嘱，为中国的内部变革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正因如此，胡锦涛自己也承认，当他上台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战略机遇期”。但胡锦涛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完全糟蹋了。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已经清楚地提示胡温，提升9亿农民的基本权利，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但胡温避重就轻，畏难取巧，不顾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疯狂追求建立在农民工血汗工资基础之上的外向型增长，加剧了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失衡。更严重的是，这一轮高速增长，彻底撕裂了中国社会，不仅加深了城乡户口的身份鸿沟，而且把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铸就了一个极不公平而又难以调整的利益格局。
尽管如此，胡温仍执迷不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决策中，再次向权贵和投机资本输送利益来刺激经济，以至2009年中国资产泡沫再起，民怨沸腾。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胡温当政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中国社会向民治民享转型的困难，中国正加速朝著社会秩序全面瓦解的方向滑坠。知名学者孙立平最近已公开提出“重建社会”的口号。
正是在空前巨大的内外压力下，胡温终于决定，从2010年开始实行有助消除农民身份歧视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允许农民工携带社会保险跨省迁徙，这一改革连同户口管制的放松，意味著当局不得不允许农民凭借劳动来获得市民身份，而此前，多数农民工在城里被榨干血汗后，只能回乡种地。这些迟来的改革如同开启一道蓄水已久的大坝，会全面冲击多年来二元化的城乡治理，在中国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这场社会革命能避免一场政治革命吗？我以为不能。正如王立雄所指出的，中共已经不可能主动改革政治，因此它的政治权威只会被这场社会革命进一步消解，从而诱发政治革命。
对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21世纪的中国革命会不会重蹈上世纪的覆辙，造成巨大的灾难却达不到“自由立国”的目的？从中国精英对历史和上一次革命反思的深度来看，现在还很难做出乐观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