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中共中央在它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提出了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这个设想还没有实施，就被1989年的对学生运动的暴力镇压粉碎了，在随后开展的清查运动里，体制内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是，民间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祈望和诉求。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击退了反改革派以“反和平演变”为旗帜的复辟叫嚣，改革话题重新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以致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里，也不得不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此后举行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政治报告，都列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都提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无一例外。但同时也不忘加上一些限制词，如：“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十四大）；“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五大）；“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六大）；“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近二十年来，这些限制词都成了反改革派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有力武器。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议和对抗，时隐时现，绵延不绝。
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对抗，在2009年达到新的高潮。这个对抗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民间对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的热烈呼求，特别集中地体现为《零八宪章》所提出的6条理念和19项基本主张；另一方面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权贵集团和毛左派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批判。从去年开始，权贵集团伙同毛左派，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或发动御用文人，或自己赤膊上阵，声嘶力竭地批判普世价值。而且调门越来越高；至于对《零八宪章》，他们只是狠批其中的内容，包括自由、人权、民主、平等、宪政等价值理念，和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联邦共和国等基本主张，却绝口不提“零八宪章”这几个字。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出现的这个奇异的一致，反映了这些气壮如牛、既有权又贵显的当权者，其实心里虚怯得很。他们封锁所有媒体，不许透露《零八宪章》的任何信息，生怕老百姓受到《零八宪章》的影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零八宪章》对权贵集团所构成的威胁，和它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真理性和强大的感染力。
其实，《零八宪章》不过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描绘了一幅蓝图，一个可供讨论的改革方案。当局本应该以这个文本为基础，发动朝野官民，展开广泛的讨论，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保证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以来，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承诺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如果真心实意要实行这四项民主，就没有理由反对《零八宪章》，因为《零八宪章》就是这四项民主的更为彻底、更为完备的发展。《零八宪章》的一些基本主张，是实现四项民主过程中或实现之后的合乎规律的进展。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我国目前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不及格的社会主义”。怎样达到“及格的社会主义”呢？明白事理的共产党员大概都会记得这样一句名言：“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怎样“经过民主主义”？《零八宪章》就是一个答案。实现《零八宪章》的基本主张，就意味着“经过民主主义”，意味着为“及格的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非常简单，为什么现在当权者反而把《零八宪章》看做洪水猛兽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零八宪章》所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触犯了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十多年来，这个集团利用他们手中的不受限制、不被监督的权力，掠夺国家资财，侵害民众利益，获取巨量的不义之财。改革政治体制，就必然会铲除他们这个赖以劫夺财富的基础，强迫他们吐出非法到手的既得利益，因此，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这就是他们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2009年的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2009年5月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是权贵集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总汇，几乎集中了反对政治改革的全部陈词滥调。中宣部为发行此书，专门给给各省市自自治区的党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发出通知，要他们“组织好对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宣讲”，还特别提出：“各高校要把《六个”为什么“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辅助材料，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根据中宣部的指令，全国报刊媒体群起宣传，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喧声，一时铺天盖地，甚嚣尘上。
权贵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如此大张旗鼓地讨伐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不但针对民间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民主的呼声，而且也是为了打击高层内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力量。就在去年年底，大概《零八宪章》发布的前后，网络上出现了对所谓“赵紫阳集团”的批判，甚至不点名地攻讦所谓“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提出《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把根源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而导致的许多不良现象，都归罪于最高领导机构的改革派。对普世价值的批判，也有不少是含沙射影地中伤改革派的。
这些迹象表明，在国家领导高层的内部，不同改革观、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和对立，已经呈现出公开化、表面化、尖锐化的趋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这个危机，由于“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的成立而加深。从这两个新党的一些文告的用语和口气可以看出，它们是由在共产党内有着多年经历的共产党员起草的，这些共产党员另立新党，表明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分裂。
去年成立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上海为基地。它在去年5月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12月26日印发《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今年3月22日发布《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十大声明》，都印成传单，在上海等大城市散发，并送到互联网上传布。这些传单公然宣告：“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中共（毛泽东主义）和中国执政党的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去年5月4日的声明）他们宣告“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由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造反先锋队”，“所谓‘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传单批判邓小平和《零八宪章》，号召人们建立“革命造反学生会”、“革命造反工会”、“革命造反农会”，“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投身到誓死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里来吧！”宣称“中国人民反复辟大革命一定胜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告全国人民书）“中国共产党修正主义叛徒统治集团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是战胜中国共产党修正主义叛徒统治集团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十大声明）这些公开发布的文献说明，这个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完全是典型的文革余孽。
中国工人（共产）党是在今年7月23日到8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宣告成立的。据网上公布的大会公报显示，参加这次在北京举行的大会代表有56人，代表着37个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小组，11.2万党员。大会推举毛泽东为终身名誉主席，选出由18名中央委员和5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7名执行委员、3名常务委员。宋宝铃、齐志平、方禹分别被选为顾问、主席、副主席。他们先后向大会做了筹备工作报告、政治报告和《关于制定中国工人（共产）党章程的报告》。政治报告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协力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报告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两党制”。大会公报表示，要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一纲一中心两基本点”：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公报还谴责《零八宪章》假民主真分裂，反对中国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8月15日，齐志平向胡锦涛发出“建言献策函”，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目，只有纲举才能目张。”他建议中共召开中央委员会，作出《建国以后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严格区分邓小平同志的失误和胡耀邦、赵紫阳的严重错误及方励之、严家其、王若望等人的罪行。
这两个“共产党”显然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两次反改革高潮的毛左派演化而来的，也是九十年代后期的几份反改革万言书的政治成果。它们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的分裂，也反映了执政的共产党的分裂。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十多年来在歧途和正道上踯躅徘徊，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进权贵资产阶级的口袋；又由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体制改革被长期搁置，不受限制的权力横行无阻，群众不胜其苦。所以，民间对中国发展前途的期盼，也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除了极少数毛左派和文革余孽外，绝大多数群众对改革是满腔热情、满怀希望的话，那么，经过1989年的大镇压，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许多老百姓对改革已经由希望转为失望，有的甚至感到绝望。因此，对于社会发展前景，就有了与前不同的态度，大体可以归类为三种：一类是依然坚持要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自由民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和深受特权之苦的普通老百姓；另一类包括五六十年代受斯大林主义熏染极深的老年人，和不了解历史真相而受毛左派蛊惑的中青年，他们向往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没有贪污腐败，因而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一类是既对改革绝望，又不希望毛时代复辟的民众，他们理念薄弱而富于现实感，认为既然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就不如努力谋取个人和家庭的物质利益，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它既是领导着整个社会的执政党，它的成员又分布于社会之中，因而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的影响，并且施加影响于社会。社会的分裂危机同共产党内的分裂危机是相互影响的，很难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同民间的分歧一样，共产党内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观点也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是主张深化改革、具有自由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反对改革、力图维持现状的权贵集团，可以名之为保守派；三是要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包括有着策略不同的两派：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为主体的文革派，他们把中共现领导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或“修正主义叛徒统治集团”，提出要“誓死推翻”他们；另一类是以工人（共产）党为代表的温和毛左派，他们提出工人阶级两党制，想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2009年是共产党内的分裂危机深刻化、尖锐化和公开化、表面化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改革派被不断排挤而进一步边缘化，权贵集团掌握着中央和各级权力机关的决策权和行政权，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法领域，他们滥用权力，恣意妄为，扼杀先进文化，迫害无辜人士；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他们的力量和影响，也足以扭转改革的走向，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加快“国进民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是，就社会基础来说，却恰好相反，改革派在民间拥有大量主张深化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力量，在海外也得到广泛的支持；而权贵集团却几乎毫无社会基础可言，即使是对改革绝望、又不愿回到毛时代、只好无奈地屈从现状的广大民众，对那些滥用权力、作威作福、大发不义之财而暴富的权贵们，也都心怀愤恨，没有人会支持他们；而且，一旦变故骤起，这些民众还会成为推翻他们的后备军。有鉴于这种不利的处境，进入2009年后，权贵集团一方面加强对民间改革派的镇压，加强对舆论和网络的控制，切断在野改革派和在朝改革派的联系；同时采取了向毛左派靠拢的策略，大唱红歌，大树红色经典，甚至从国庆大典里的“毛泽东思想方阵”，也可以看到他们施加的影响。
至于那两个新共产党，文革派由于过于极端，除了人数不多的文革余孽和少数偏激的“愤青”外，国内的社会基础极其有限；温和毛派则通过有力的宣传攻势，俘获了大量不明历史真相的青年。如：他们宣传毛泽东时代人人平等，官吏清廉，生产发展，生活安定；大跃进是刘少奇、邓小平发动的，毛泽东为扭转刘邓的错误作了很多工作；大跃进时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右派造谣；等等。这就使许多痛恨贫富两极分化、权贵豪强横行无忌，希望改善社会秩序的老百姓感到，还是毛泽东时代好，因而向往回归过去。温和毛派近一两年就是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欺骗宣传，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但他们在党内的基础却相当薄弱，为了取得合法活动的空间，他们接受“后毛时代”的一些口号，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类，并且拉拢权贵集团的某些人物，作他们的挡箭牌。工人（共产）党的56名代表在北京开了10天会，而且浩浩荡荡地到毛泽东纪念堂去瞻仰遗容，却没有受到国安公安的干扰，这在控制空前严密的2009年，简直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权力部门（至少是基层）的庇护，这样的会能开得起来吗？
2010年将是改革和反改革的对抗进一步激化的一年，也是共产党的分裂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一年。在朝的改革派将进一步被边缘化，权贵集团和温和毛派将进一步结合并相互利用，进入他们的政治蜜月期，因为他们具有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语言。但这种结合是不巩固的，因为一方要维持现状，另一方却要回归毛泽东时代。他们将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发生龃龉，以致反目成仇，但这个前景在2010年内也许还不会发生，因为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相需为用的必要。
已故世三年的何家栋生前曾在一篇通信里说：“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持有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可以分别向人民群众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争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分裂的时机似乎还没有到来。虽然两个新共产党都已宣告成立，而且据说参与组建新党的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却没有听说其中有人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这种藕断丝连的现实虽然有点扑朔迷离，真相有待揭露，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些已经在组织上分裂出去的共产党员，宁可进行分裂的地下活动，也不愿意或不敢承担分裂的罪名。而当权的权贵集团对他们如此容忍，也多少表达了不希望分裂的意愿。这是否表明分裂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危机蕴涵着生机。共产党的分裂危机蕴涵着什么样的生机？现在还很难说，希望2010年能够给出答案，让我们能看到生机何在！
2010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