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性的进化和科技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这种前进的动力和要求是全社会民众的共同事业与目标，也源于社会的共同力量。
所以，历史前进的脚步以及这种脚步的主人必然以社会大众为体现，任何小集团势力将自己强扮成历史的主人，或者将自己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以少数人的意志压制和劫持公众利益的做法，都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违背、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对抗的非正义行为。
刘晓波主导的零八宪章和他所写作的文章，显然是出自于为了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发展，为了中国的社会公平所做的理性、温和与正义努力。正如刘晓波在他《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中所明确表达的那样：“非暴力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非暴力维权运动不必追求宏伟的整体改造目标，而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由”。
这种完全致力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冷静思考与良性努力，是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公益性行为，无论从行动目的还是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手段上看，社会都无法理解：刘晓波先生何错之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是中国签署的国际性人权文件，在这份世界人类的普遍价值宣言中，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
第十九条“（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第二十五条 “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1）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2）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3）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是中国政府签署的这些国际性人权文件，对于刘晓波先生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对于法律和人权赋予中国公民批评政府和参与建设国家的相应权利，都有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刘晓波先生改良中国社会体制的言论和举动，何罪之有？
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初衷也是站在社会大众利益的角度，而且是通过动员群众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武装斗争手段，才取得了后来的政权或胜利。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还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邓小平，对于改良和建立新的国家政权，都有过抛弃一党专政、完全站在民众利益角度说话的历史证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他们（指当时国民党中的顽固派——笔者注）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
“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写道：“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刘少奇也曾说过：“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部分的第五款决定：“（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刘晓波先生现在所发表的言论，与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向社会宣传的宗旨、思想、承诺甚至决定，有什么本质的对立或反动吗？没有。刘晓波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任何超越共产党人追求民主、自由以求得民族进步、社会公平的过分举动，其对于改良社会所持的理性态度，比共产党人早年推动社会变革的暴力手段要温和、谦恭、理性得多，刘晓波何罪之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并存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因素、生活习性、文化特点等等不同的现实区别，都决定了中国各民族应该联邦自治的社会必要；暴力对抗、流血牺牲的西藏和新疆等民族的冲突现实，台湾高度自治的分离现实，更显示了中国各民族或者地区权力联邦自治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中的第二段第五条写道：“（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可见对于国体的定位，也是共产党人当初的意志选择，这应该不会是反对国家、民族的举动，而是为了找到一条更加利于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道路。
日益失控的地方权力腐败，日益变得成本高昂的中国维稳、统一矛盾，都在证明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尊重地方权力、抑制中央集权，避免高度、普遍腐败的联邦体制的必要。
联邦体制的设想只是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凝集中国民众的智慧，更加有效地管理中国这片广袤而美丽的国土，更加公平、高效、和谐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富强。
无论是共产党人今昔思想的对比，还是与刘晓波所采用的方式相比，到底是谁在背叛社会公众，谁在颠覆一个本来应该是为民众、为社会、为民族尽责的政权性质，一目了然！
2009-12-26
主要参考文献：
1、《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3页。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http://www.jgzxe.com/Article_Show.asp?news_id=730 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131939.htm?fr=ala0_1
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
4、《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