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临时决定下，k305次厦门开往北京的列车在江西鹰潭载上了我，12.59分徐徐开动后，我如释重负般喘了口粗气（以为有盯梢）。按时刻表是23号晨7点到北京西站，谁知晚点2小时，上午9点到达。
出站后，迅疾打的，9.30分赶到石景山路160号北京中级法院。正门被临时支立的铁栅栏封堵着，背后还横向牵挂着不着边际的蓝、黄两种色调的警戒条，条外人行道下，站着五大三粗、接踵而立的着装和未着装的警察，看他们对过往行人虎视眈眈的神情，迫使过往行人要么绕道，要么硬着头皮前往，前往者被这些党警讯斥几声后，大多都按着他们粗鲁挥手的方向避行，使得宽大奢华的庭面门可罗雀。
背着双肩旅行包的我试着走正门，被党警拦住说已开庭，不允许进出。我只好无视警察的拦阻，顺着法院警戒线向西行。左转时看到法院西侧中部有人群聚集，走近一看，大部分是肩扛摄像机，手提照相机的老外记者。乘党警们劝阻他人的空隙，一弯腰穿过了警戒线，汇入了专为金发碧眼的记者们开设的媒体区。
进得区内才发现，来此声援刘晓波先生的网友及访民远远多于30几位西媒记者。其中有位来自北京平谷区大和园小区412号的宋民先生最为积极活跃，颇为引人注目。不仅仅由于其长得高大魁梧，穿着访民服，更因为他面对国际传媒，将“言论无罪”、“自由万岁”、“刘晓波万岁”等口号喊的山响。
我没有积极地面对媒体呼喊口号，而是低调地接受了美联社、《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20分钟采访结束后，我拿出了复印装订好的20份《零八宪章》，分别发给不明刘晓波何故被审判的访民及旁观的市民。
一位姓车的老先生看了《零八宪章》后激动地自我介绍说，他今年68岁，是位退休的大学教授。他说是听“德国之声”获悉刘晓波今天庭审，便赶到中院来声援。之前，他听说过《零八宪章》，但在网上怎么也搜索不到，没想到在这个为《零八宪章》定罪的现场看到了。这是我赴京声援的第一个收获。
10.30分左右，声援人群中突然有人叫喊：艾未未来啦！
一时间，所有记者们的“长枪短炮”都向着这位敢言的艺术家追进。着一袭中国服，蓄有中国须，脚踩中国千层布鞋的艾先生，精力充沛、一脸肃然地面对各国传媒用中国话说：今天，我不接受采访。我想，艾先生这种貌似沉默的行为艺术，是对中共嗜权掠利集团自毁自法，以言制罪的极大蔑视！——11.30左右，北京中级法院一位穿制服的发言人从“一正宾馆”溜出来，背后跟了个便服随从。隔着坚固的铁栅栏向着媒体区说：庭审已经结束，审判结果需等待合议庭合议后再择日宣判。
看发言人不敢抬头正视传媒的猥琐样，刚采访过我的《纽约时报》老外记者用拗口的汉语对我说，发一份“宪章”给他。我即刻从包中抽了一份《零八宪章》穿过铁栅栏递给他。面对如此多的国际传媒，他还是礼貌地接过了《零八宪章》。这个过程简单归纳有如下意义：老外记者在视探性挑衅我有没有恐惧心理，而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如许多的便衣国保敢递《零八宪章》给发言人，其蔑视中共法庭权威的意义更不在话下。我以为这是我赴京的第二个收获。
发言人短暂的十五分钟的例行发言结束后，又缩回他们那温暖的宾馆内。
在寒风冷意中等侯了一上午的外记们正准备卸机拆三角架时，突然冒出一群青年男女。他们有的剪裁着黄丝带，有的边分发给声援者边说，“黄丝带”表达着盼望受难者能平安回家的心愿。今天，晓波受难，我们共同祈盼他自由回家。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冲上去要了两条。一条给我自己马上别在胸前，一条我准备带回江西给我的女友，让她感受这“大爱”种子的顽强生命。稍许，我不顾“尽量低调”的戒律，掏出《零八宪章》并将她展示在各国记者传媒前做了个摆拍架势。专从上海赶来声援刘晓波先生的《零八宪章》第一批签署人童国菁先生在我身旁象“导驾员”般向记者大喊：快拍《零八宪章》！第一天庭审，以黄丝带的高调出场结束，我以为这是我第三个收获。
曲终散尽时，各国记者们都向南撤走。我则与年轻队伍中刚结识的陆勇、曾为民等人同行。我们快到八宝山地铁站时，后面跟踪了不少党警。我感觉情况不妙，示意他们分散走。我率先进入地铁站，我刚投二块钢币，就上来一便衣拽住我肘袖，说要我配合接受警方调查。此刻是12.20分。
我们都被限制了行动自由，之后被“请”上了一辆大巴士。十分钟后我们被押运到了景山区八角派出所。按他们的老套路所有“嫌疑”都须逐一做讯问笔录。我在尚未“出庭”前拨通了笔会同仁鲁扬先生的电话，将我的遭遇告诉他，并强调在24小时外如果没有我的新音讯，请他向博讯网发条关注我们的消息。
问讯我的是位80后片警，旁边坐着位老气些的玩着电脑游戏的片警。看他俩一脸应对差事的轻松样，我也松弛了大半。当问到我来京何干时，我说专程来声援刘晓波的。随后我调侃的说：北京这两年出了文武二位纯爷们。武的是杨佳，文的是刘晓波。我这人自视甚高，芸芸众生中没几个瞧得上，杨佳去了成为历史；刘先生活着面临牢狱之灾，我光心里佩服没有行动支持，我岂不成了太监（对粗人说粗话我还有点江湖本色吧）？碰到我这个以自由作家自居“南蛮”，笔录人一脸无奈，便匆匆收场。
签字画押后回到“同车共案”们的集结屋，我的手机短信声频响。诗人鲁扬情感用事地提前发布了我的遭际，且留下了我的手机号，并将我所属省份江西错当成广西，同时将我错化为民主人士（准确地说我是一位“拥有社会进步文化良知的自由浪人）。不过，看到全国各地近二十几位同一志向的网友发来的短信，其中有位来自黔省的大四90后学生的短信颇为鼓励我心，他向我索要《零八宪章》完整版邮件。回想到与我同案并肩在一起的有70后的朱菊如、童国菁，80后的曾为民、陆勇、张瑞、石婧，90后夏军又开始扬帆启程，这说明《零八宪章》的生命在延伸拓展，她薪火传承后继有人。这第四大收获快哉！
党警们大概是看我们都是自觉自愿单一纯粹来声援刘晓波先生的，且捞不到他们所谓的组织访民声冤的幕后大鱼，晚上五点左右将我们又重投到大巴车内，中转到“马家楼”救济中心。7.50分，没人来认领我们，我们便被“看守”逐一释放。我们都被非法限制自由7个小时，二顿饭未进。没有任何凭据和说法，这就是中共党魁胡锦涛所倡导的和谐局面的真实面目。我抗议，强烈抗议！
24日平安夜，乡友文朋接风洗尘，名曰压惊，我说恐惧早已扔在了家乡的信江河里，他说是压己惊。
席散出门，狂风大作沙尘打面透心刺骨。骤然降温，天变，思归。
到旅馆将尘埃抖落后，致电老鼠，问看守她的党警是否撤离，她说仍在。我说明天想回江西，鼠说遗憾没办法见面，不过，明天上午刘先生案一审宣判。我说一定去现场看结果。
仍是中院西侧媒体区。一眼望去，较前天庭审明显增加了警力（见图片）。我试图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进去，党警们说要采访证。被他们死盯着，硬闯是无效的。我只好顺着警戒线向南游走。一位采访过我的美联社女记者站在党警稀疏的警戒线南端打电话，等她通话结束，我走向前问她知道审判结果吗？她用外式普通话告诉我说：十一年刑期，还有二年被剥夺什么什么来着（她耸耸肩双手捶摊一脸无奈地笑笑）的附加刑。我知道这二年是政治权利，立马向她补充解释说：被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她刷的一下脸红着朝我羞涩地点头致笑。
这个远离祖国，本应该是面对家人及圣诞老人发出灿烂幸福笑声的金发姑娘，由于没能透析这个专制国家奇怪的法律述语，却向我发出了青涩的笑。这关注中国人权的远渡重洋的笑，已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这算是我第五大收获。
刘晓波先生仅因《零八宪章》的参与起草和发布及其六篇文章共3百多字，便被初审判决十一年刑期，太重说得过去，惊奇则有些矫情。因为所谓邓小平新时期仍承接着毛泽东皇老子的淫威，以“文字狱”的模式判决过以魏京生为首的“民主墙一代”，枪杀和牢狱政治异见者，是中共暴力建政以来的“家常便饭”。说太重是以近年来对吕耿松、杜导斌二先生的判决作比较。至于“政治权利”在这个党天下的国度，你不加入中共党，你入伍从军就别享有升任军官的权利，该权利即被剥夺。我仅就举此一例不触其它，就足已说明中共瑭璜高举的所谓“政治权利”，是其悬挂的羊头，中国不下八亿的守法公民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选举与被选举的政治权利。
结果已出，我掏出手机拨打推友主持曾为民的电话，欲让他在第一时间给推友们发布，却无人接听。此时我拿手机的手已冻得不听使唤。这时，68岁的车教授赶到我后面，说已复印了20份《零八宪章》，接着从怀中掏出递给我（25号早晨7点，我给车教授打电话说宪章发完了，求他复印20份到现场给我。他说复印可以，可到现场他不敢确定，因为天气太冷，他住在房山区，又有高血压心脏病。我说这样您老保重就别印也别来，他竟然赶来了）。我说今天警力成倍增加，硬闯进去分发风险太大，请他放在我背后双肩包里。他有些紧张急促，拉了几次拉链才拉开，一如中共当年地下党的情形，感动得我真想拥抱这位良知未泯的病弱教授。
目送车教授颤巍巍离去，稍后，有四个便衣在尾随我，此时，长发飘逸的陆勇很快赶到他们前方，和他们纠缠着说起了话，陆勇曾对我说过要保护我，我说没任何风险，他们所做的就如同流氓，干着阻止和骚扰我们在自由意志下的集结之勾当。今天陆勇践行着他的诺言，挡住了党警们对我的骚扰，他自己又陷入“从派出所到马家楼”的拘禁。
这一老一青的行为表达，已然说明《零八宪章》及其构想者刘晓波先生们是生生不息的民间火种，是中华民族能否步入世界优秀民族之列的希望所在，也是我赴京的最大的第六大收获。
刘晓波曾对他的辩护人尚宝军律师说，不上诉是对他们（中共法庭）极大的蔑视。可他最后还是在宽容的“以善度善”的心境下提出了上诉，他以为二审法官会有意外亮色，甘地精神求善至纯矣？！
我和你，我们，严重关注刘晓波先生案二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