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因言获罪11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不小心就溜出这样的句子，但这句话其实很成问题。在“知识分子和民众”前面加个“一小撮”才对。
的确，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刘晓波被审判，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虽然他是20年前的文坛黑马，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虽然他20年来除了被囚禁的时间之外勤于笔耕，参与了对几乎所有热点政治、社会事件的评论；虽然他曾化名老侠和王朔一起出过一本《美人赠我蒙汗药》；虽然他的审判受到欧美各国、人权机构的强烈关注，他可能还是全球最有知名度的磕巴。但是在国内，在高调揭批（“抓住刘晓波的幕后黑手”）之后，刘晓波这个名字被遗忘了，被“躲猫猫”了。
在12月23日开庭那天，我在现场看到了近200名警察和便衣，20多辆警车，30多个外国记者，10来个刘晓波的支持者；我被国保带走之后，声援者大约有60多人。当晚我和许志永坐地铁时突然想，随机问问乘客是否知道今天刘晓波开庭审判？问了离我们最近的10个人，他们不但不知刘晓波被审判，甚至不知道刘晓波何许人也。一40多岁的男子问，是不是天津的？我说不是，8964的那个。他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我金融界的，不参与政治。”
我们当然只是问问而已。但这位金融界的待成功男士似乎想说的是，“好像知道刘晓波，但我不愿意谈政治。”“别问我这个，我没兴趣。”似乎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我说出8964，不是大逆不道，也是不合时宜。他“被听到”了8964，而且这一点也被人知道了，这使他感到不舒服、不愉快。
这样，感到有愧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凭什么向一个偶遇的陌生人问起刘晓波和六四？就算你有权利说，但是你为什么不顾及那些对此话题不感兴趣的人的心理感受？你是不是触到了别人隐藏在心底的恐惧和痛苦？你是不是一不留神展示了信息上和良心上的优越感？或者，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钓鱼执法的思想警察？
对于良心犯和灭绝人性的暴行，除了受难者、反抗者和施暴者之外：我们社会里存在各式各样的人：由于信息封锁而不明真相的；不愿意了解情况的；了解情况而默许的；假装不知道的；了解情况而沉默的；沉默而受到良心煎熬的。
又想到了哈维尔和布罗茨基那场不大不小的论争。1993年，已经成为捷克总统德哈维尔，回顾他以前作为政治犯从监狱里出来时的情况：“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而布罗茨基反对这种分析，他认为，问题不是“不方便”，不是在美德和勇气面前自惭形秽；而是“人心之粗俗”，是“人类之邪恶”，那些人不想打扰哈维尔这个“美德对抗邪恶的试管”。多数人选择的是旁观、嘲弄、鄙夷、避而远之的态度。
刘晓波被判刑后，崔卫平老师向国内众多有名的文人学者致电询问他们对此案的看法，并将对话内容通过twitter公布于众。抄录一部分如下：
徐友渔：宣判刘晓波，罪名中有零八宪章。宪章重申联合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公认的文明准则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
秦晖：现在还搞因言治罪那一套，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宪章的签名者，但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搞文字狱。
钱理群：比起八十年代，刘晓波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对晓波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六。四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不觉得刘晓波有什么罪。
袁伟时：二十一世纪了，还以言获罪，侵犯公民权利，亵渎文明，又一次往中国脸上擦黑！当局认定的罪犯刘晓波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鸿沟如此巨大，执政者如何面对？
章诒和：1968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9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我们都是因言获罪，前后相距四十一载。这种状况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改善了多少？我们的社会，究竟进步了没有？
乐黛云：零八宪章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如果（弄得）大家都不敢说话，国家还怎么改善？
黄纪苏：刘晓波的政见我多不同意，以往彼此均无好话。但因言治罪不是好事，既不当也不智，不应再搞了。
李大同：这是一次中世纪的审判。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审判者内心的恐惧——对思想和表达的恐惧。
陈家琪：欺，是装不知道，瞒，是不说真话。也有在习惯性欺瞒中什么都不再明白的人。
贾樟柯：（关于刘晓波被判）这件事，很难理解，很受伤。是不是以后我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设想了？
李银河：在2010年即将来临之际，得到刘晓波被判的消息，感觉回到了1910年。
贺卫方：难道说判三年就适当么？对于根本无罪者，一天都太重，一天之罚都是冤狱。再说，你真以为他会在牢里服满十一年？“
汪晖先生来信：我不赞成刘晓波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刘小枫说，他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要在网上“看看再说”。
作家莫言：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张颐武表示，他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
崔卫平的“行为艺术”得到人们的称赞。但也有反思和质疑的声音。比如：“刘晓波先生会不会搞人人表态的逼问？有没有朋友无法表态却是支持刘晓波先生的？”
不能说没道理。但这些对话都是征得了被问者本人同意之后才公开的。崔卫平在博文《只是问问而已》中也解释说，“只是想知道他们的看法而已，想知道人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怎么想的，而一般人们也没有渠道公开这些想法。”“将人们从自己原本的轨道中拉出来，离开日常生活的光线，来面对这么一个晦涩的问题，在我本人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心里很有些过不去。我平时决不做这种事情。但有的时候，生活的链条断裂了，比如晓波被判重刑，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得不背负起这个断裂，也背负起自己的‘原罪’”。
有了崔卫平的一通电话，你可以像莫言那样“不想谈”，也可以像张颐武那样“一点反应也没有”，但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否则，就像德国人装作不知道大屠杀、柬埔寨人装作不知道波尔布特一样。有些宪章签署人主动投案、有人在分发黄丝带、有人在呐喊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说几句心里话其实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在此案说几句话就会招致牢狱之灾或巨大的麻烦，那是另一回事。可惜我们可爱的莫言、张颐武们卖的价钱太低了。
但我支持崔卫平的理由却不是这些。她问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知名文人、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普通公民完全可以反问：“你是谁呀？凭什么问我这个？我没义务回答你。”即使知道了刘晓波案件的真相，他仍然可以说，“这和我没关系。我没态度。你没有权利知道我的态度。”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不能这么回答。就好像艾未未等人要求四川政府公开遇难者信息，政府不能说“无可奉告”。依法公开信息是政府对纳税人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在刘晓波或谭作人或唐福珍或其他人权灾难面前表态，是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崔卫平没有强迫“人人表态”，她只是要了解那些应该表态的人有什么态度。
中国社会今天还是如此糟糕，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部分责任是知识分子的；他们（我们）帮忙帮闲、麻木不仁、装疯卖傻，在罪恶和暴政面前卖乖求安、卖身求荣。凡是大一点的历史灾难和政治罪恶后面，都站着两群文人：一群是吓破胆的、装聋作哑的，一群是戈培尔和姜瑜式的谎言机器和肉喇叭。
或许对普通人不能要求太高，他们养家糊口，他们“不明真相”，他们胆小怕事。但对知识分子就不能客气。你们平时在报纸电视上滔滔不绝，你们拥有讲台和话筒，你们是“意见领袖”，你们有众多“粉丝”，你们可以“含泪劝告”，你们卖书卖文、以“意见”为业——遇到真正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当缩头乌龟，噤若寒蝉，说得过去吗？法轮功受迫害，你们不说话，家庭教会被打压，你们不说话，记者作家因言获罪，你们不说话；拆迁打死人，你们还不说话。你们的研究禁区、言论禁区和思想禁区从六四、法轮功扩大到反右、文革，又扩大到08宪章、上访、拆迁、酷刑、计划生育……；躲避崇高、告别革命、渐进改良、党内民主、和谐社会、中国特色、价值中立、统一大业、稳定压倒一切、主流是好的……你们拿自欺的东西来欺人的花样太多了！你们躲在不痛不痒的文字后面意淫得太久了！你们在莫名其妙的生存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里面陶醉得太久了！
一个网友不无善意地论断说，每人心里都有一个刘晓波，只不过因为我们胆小怕事而被隐没了。我回复说，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一个胡锦涛，你不努力与之奋战，他就会得胜。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潜藏于每个人内心中的那种贪欲、虚荣、冷漠和野蛮。我自己身上何尝没有这一切弱点呢？
因此，不只是问问而已。首先得问问自己：我们准备如何面对内心的恐惧、冷漠和庸俗？如何面对谎言、暴行和苦难？或者，我们如何面对心灵深处那时隐时现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