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各行各业的国进民退，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互联网、媒炭、速递等莫不如是。为什么会如此呢？我在拙文《国进民退与民粹涌动》中已经作了比较多的分析。简言之，除了六十年来官方一直通过对国民财富搞收放自如——因为没有反抗和制衡，所以看上去自如——的游戏，从中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松一紧的管理模式，来实现政治专断下的所谓社会稳定。

本来每隔一段时间，官方都要玩收放自如的游戏，以攫取更多的民众财富、寻求更为广阔的寻租和贪腐空间，加上去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更使官方从稳定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国民财富的再度分配。这种考虑当然不是在财富的二度分配上，注重民众的社会保障、福利低保、医疗救济，从而实现整个社会在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而是想通过此次国进民退，以便垄断更多的财富——官员们自身的趋利冲动当然亦是主因——进而通过更多让利于公务员群体特别是特定的维稳群体，用严防死守的高压方式来实现其剥夺民众利益的所谓社会稳定。这才是官方自去年开始，整体上玩国进民退游戏的深层动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看今年月初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业发行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就特别有贯通穿穴之感。《图书公平交易规则》的细节，在网络上随处可搜，我不想逐一点评。我只想说，这三家“中国”字头的行业协会——中国的行业协会不是行业协会的自利自律的自治组织，而是作为政府副手的“维持会”——作为运动员、裁判员、领队，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督促下，参与图书业的游戏，他们会玩出什么板眼？你稍微展开一点想像便不难侦知。1月22日《中国图书商报》以《八五折十六问》十多个版大幅报道出版社、发行商、销售商的观点，其中新华书店特别欢欣鼓舞，出版社持比较谨慎的欢迎态度，民营实体店欢迎得比较暧昧，网上书店虽不便反对但处于围观之中。从这些人的态度里，我们可以看出这《图书公平交易规则》的公平在何处，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受访者民营店和网上书店很少，国营的图书经营者是主体，而没有一个问题访及消费主体的读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没有消费者参与“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怎么顾及公平？

“新书一年不打折，网上新书打折也不得低85折”，这是此项图书业行规里最令人记得住的话。已有律师提及这个规则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但规则的制订者说，国外有德国、日本、法国等国都是新书不打折的。其理由是新书不折扣，有利于培养图书业的多元化，有利于支持出版社和独立书店出版小众读物，有利于提高读书质量，有利于打击高定价低折扣。我承认在上述诸国，的确能达此目的，但这外国龙在中国来却只能变成跳蚤。众所周知，中国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私人出版社，官方实施的书号管理而非书籍管理制度，这扼杀了思想自由和人的创造力，阻止出版的自由竞争且不说，书号数量有限且售价不菲，这就客观上使书价居高不下。书价不仅内含不菲的增值税、所得税，而且由于出版社的国营性质，人浮于事，浪费无度，因此书价里面这一部分的算度，无论如何不可能降下来。也就是说，你即便规定了新书一年不打折、网上新书打折也不得低于85折，也不可能有效地限制书价的畸高。因此说限折令一出，就能使书价降低，完全是对民众的忽悠。

再拿发行、批发兼零售的中端国企新华书店系统来说，他们把持着教材教辅的发行市场，这块垄断下官方拿给他们的肥肉，支撑了他们庞大的开支和傲慢欺客的营运方式。据有关方面研究，中国的出版业教材教辅占了出版业的75%，有这样的肥肉养活国营的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系统，他们哪来的出好书的动力？当民营书店特别是网上书店逐渐崛起后，对新华书店的营销系统带来了强劲的冲击，因为作为实体店的新华书店系统，他们的营运费用中特别是场地、水电气、人员费用等方面开支浩繁，自然不想降价销售。在原来新华书店大一统的时代，民众没有选择，只有忍气吞声，现在好不容易有网上书店，所以抛弃新华书店系统是迟早的事。拿我个人来说，每年买书的开支上万，但没有一本是在新华书店买的，都是从民营书店和网上书店所购。其原因在于实惠（打折）、便捷、服务态度好，而这几点新华书店都做不到，自然没有竞争力。自己没有竞争力，就联合起同为运动员、裁判员、领员的另两家“中国”字头的行业，为自己的利益保驾护航。

但出版社、新华书店这种垄断性质的国营企业，一边叫穷一边却是腐败丛生，大到社长、经理，小到科长乃至一般员工，到港台或者出国“考察”——其实就是公费旅游——都是常事。我身为文化界的人，看到这样的现象自然不在少数。他们船大不好转向，经营不灵活，当然就转过头来限制经营灵活的民营书店和网上书店，他们根本不准备从源头上放开竞争，所以即便没有低折扣，也不可能真正降低书价，中国书价里面蕴含的不当和暗箱操作成本太高了，绝不是国外的图书业可以想像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书价里面不合理成份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正是不充分竞争的国企所带来的恶果，这次限价限折令就是更加巩固国企在图书业中的老大成果。

三个“中国”字头行业里的人出来为这个限价限折令鸣罗开道，还引述国外是如何限价限折的，但一点也不介绍中国与国外图书业巨大的不同何在。你要中国图书业开放，搞完全竞争，允许私人办出版，保障出版和言论自由，他们就会以国情来推诿你；他们隐去了不自由不开放的出版和言论环境这个“国情”后，单拿国外限价限折的“国际惯例”来接轨，稍一思考，他们的用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再扩大范围去思考，用国情论的遮羞布和国际惯例的开道令，可谓所有国进民退把戏的“双鬼拍门”。

2010年1月26至27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