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两岸。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一个正在继续。昨日，刘晓波案在北京二审，我在看《王子泪》，第一部表现台湾政治死难者的电影。导演讲得从容不迫，悲愤而凄美，令我鼻酸泪盈。向网友推荐：台湾拍出来了，我们那些死去的和正在被迫害的人们的故事在哪里？大陆还有没有不被权利和金钱收买的导演？“……张艺谋想不通这个问题，所以寄望于当下的一切。”（王怡影评《怕你一万年：<泪王子>》）
晚上，从外电广播得知，刘晓波案维持一审原判——11年。虽然有准备，还是愤慨不已。
今日，应朋友之邀临时赶个小稿，为小学生介绍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上网检索相关内容，分明看到一幅荒诞的乱象：繁华与丑陋重叠，时尚与腐朽交织。世博会是谁的盛宴？我怀疑自己此时是不是帮闲……
翻墙上网，看到刘晓波案的反应：国内异议人士的评论，香港的游行抗议，国际笔会的声明，外国政要的表态……昨日判决，明日除夕，后天春节。一审在圣诞，二审在春节。这让我想起《哈姆雷特》：“这两件事的确接得太紧了。”“……丧礼上的肉饼正好冰凉地端上结婚的宴席。”中南海以为可以借节日的气氛掩盖阴毒的行径，安心过年，真无耻下作！
我们必须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前些时候看了台湾作家张文亮的《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二百多年前，一群基督徒屡败屡战，奋斗了58年，终于使奴隶贸易逐渐废除。“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王怡《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纪念威伯福斯和《废奴贸易法案》199周年》）而我们，是信仰不够？还是韧性不够？今天再看据此拍摄的电影《奇异的恩典》，不胜感慨：无论如何，那时的英国已建立宪政，至少拥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议会政治，对立的双方站在同一个交锋平台上。相形之下，举目望去，自称“太平盛世”的中国大陆何其荒芜！
走到街上，阳光灿烂，驱走了多日的阴沉，我心中却依然未晴。超市广场张灯结彩，喜乐飘荡。这就是当下的生活，一个消解了伪崇高又未找到真信仰的国度。人流熙熙攘攘，有几人知道晓波？又有几人理解晓波为谁身陷囹圄？这是那个1989年激情燃烧的民族吗？我们可以说因为官方的资讯封锁，也可以说开车的总是少数，而大多数永远是搭车的（龙应台《硫酸不能烤蛋糕》）……无论多少理由，我都无法看清同胞们那模糊的面孔。
家里什么年货也没准备，我走进超市，买了几样菜，一小盒巧克力，送给妻子作生日礼物。想到晓波兄和刘霞大姐，觉得自己太奢侈，我感到惭愧，尽管我知道善良豁达的晓波不希望同胞们因为他而扰乱自己的生活。但愿过年时晓波的生活能改善一些。
在网上，看到陈平和高全喜在阳光卫视《论衡》里，对话“民族复兴之路，先从‘政体’下手”。前些天与钱理群先生在《子夜》里谈鲁迅“反抗绝望”时，陈平指出，在目前，西方文明最坏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他对改变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从权、从钱、从众”的三重危机，愤慨地表示“没信心”。今天他又谈到，百年来中国宪政倒退的根子在国民，要从党治向民治过渡，执政者和民间双方都要有理性和妥协精神，都不能激进。高全喜说：“我比较主张改良主义，就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该分开，……我们确实需要感到，逐渐地这样一个变革的时期，应该到来了。”我想，手握重权的执政者是强势的主动方，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厚道的一群，历来是奴隶都坐不稳了才变成暴民，这两个极端是谁培养的？改良之路走得通吗？历史上中外的共产党有自愿放弃权力垄断的先例吗？
这个古老的、世界最大的专制帝国，它的未来充满了中国特色的不确定，它的现代化转型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工程，前所未有。面对历史这种神秘性的不确定性，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鲁迅那样韧性地向前走下去。
2010年2月12日夜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