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大爷”这个概念好像是“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会长孙立勇先生最早叫出来的，就像“天安门母亲”的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一样，“天安门大爷”是特指在1989年为声援学生和保护学生而被当局以所谓“打砸抢烧”等罪名逮捕入狱的北京市民们，他们不仅在当年遭遇到严重的身体摧残，而且承担了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包括死缓）在内的惩罚。就他们对89民主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来说，“天安门大爷”的称呼是当之无愧的。本文所要谈及的张燕生先生便是这些“大爷”中的一位。
张燕生，男，祖籍山东，1967年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展览馆工作，工作轻松，收入稳定。如果没有1989年的残酷遭遇的话，人生的轨迹也许就跟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早过上一种舒适温暖的“小康”生活了。但是他碰上了1989年，碰上了“人民军队”进城镇压“人民”这件事——“那怎么能行？！”于是他像一个真正的“人民卫士”一样冲到了保卫学生、保卫“人民”的“最前线”……结果，他被当局处以“无期徒刑”赶进大牢……
2010年元月29日，在一家小茶馆，笔者见到张燕生，我们的交流开门见山——就从89年的悼胡运动开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烈火：1989年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在北京引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你作为一名北京青年，在学潮起来的时候是怎样反应的？
燕生：1989年我22岁，和你们学生一样，正处于一种血气方刚的年龄，因此当学潮发生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
烈火：为什么说“好”呢？
燕生：因为当时国家存在着许多让老百姓反感的问题，比如说“官倒”呀、腐败呀，我作为老百姓中的一员，当然对这些问题也是不满的，所以学生起来闹学潮的时候，我就站出来支持学生了。
烈火：但学生首先是起来悼念胡耀邦，你当时对胡耀邦是怎样认识的？
燕生：胡耀邦人很不错。我虽然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他很开明，而且他是因为“自由化”问题被老邓赶下台的，我认为这对于胡耀邦来说是很委屈、很不公平的事，所以学生去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为他平反，这是很好的事。而且4月22 号的追悼会我也去广场参加了，就当时的心情来说，说不清是一种悲愤还是一种抗议，也许两者都有吧。
烈火：追悼会结束以后不久，《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估计你当时也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看到这篇社论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燕生：我觉得“上面”太缺乏智慧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当时就估计学生不干了，肯定不干了，“动乱”是个啥概念呀，能随便用吗？
烈火：你说得很对，当时的学生特别反感这个社论，所以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27号，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到五月中旬，学潮进一步升级，学生到广场静坐、绝食，学生的静坐绝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广大的北京市民也纷纷起来声援支持学生，请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我当时经常去广场了解情况，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静坐以后，广场学生一天比一天增多，尤其是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越来越多，广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非常拥挤，而且外地学生来北京以后还直接面临着生活问题，没吃、没喝、住露天地，生活卫生条件非常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许多北京市民一样，开始自发的对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支援活动，当时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互动员往广场送什么包子呀、烙饼呀、水呀、大衣呀、饮料呀，总之，能送什么就送什么，就是想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
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支援？
燕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做得对，是正确的。
烈火：能不能说具体一些？
燕生：学生反腐倡廉、反腐败当然正确。你看当官的儿子依靠特权开公司、走私，一倒腾就是一大堆钱；而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班，累死累活也就那么一点死工资，不够人家一个零头，这叫人心里怎么平衡呢？因为他们利用特权将国家资源、将公共资源倒腾到自己腰包里去了，这不是腐败是什么？不反腐败，老百姓就要一直吃亏下去，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就你当时的思考来说，你认为咱们这个国家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思考过，别看我文化不高，这个问题还真是思考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是民主的。
烈火：“应该是民主的”，什么意思？
燕生：也就是说，从现实层面上讲，我们这个国家是缺乏民主的，是缺乏自由和人权的，也因此才导致官场的严重腐败。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改革走向民主，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89年5月19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号凌晨开始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燕生：听到戒严令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到他们要对学生下手了，要对民主运动开始镇压了。我就觉得政府又把事情办错了，调集军队只能激化矛盾，正确的做法是政府应该正视学生提出的系列问题，应该平心静气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镇压。镇压是不对的。
烈火：在做了这样的心理判断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因为我们家就在车公庄附近，听说部队要进城了，市民们也都自发的起来了。在市郊的各个路口进行阻击工作。我和另外一些人就骑着摩托车到处查看哪里有军车、哪里有军队，然后互相通知邻里、街坊、朋友，便开始设路障，堵军车，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军队进城。有些人干脆就把附近的公交车推过来，放到交通要道处，这样军队就被挡在外面了。
烈火：你当时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比如说“飞虎队”、“工自联”一类的工人组织？
燕生：这个没有。我们当时是自发的，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堵军车呢？因为军队向市中心的挺进是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下的命令。
燕生：我当时也想过，他们会不会就是做做样子——难倒人民军队真要镇压人民吗？我心里确实怀疑过。但因为军队就在面前，顾不得细想，觉得还是要把他们堵在外面，不让他们进城。同时也想通过我们的喊话、通过我们的说服工作，使当兵的能够明白：不要盲目的执行上面的命令，因为上面的命令是错误的。你们（当兵的）应该回去。拦住他们就是想让他们掉转头回去，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在拦阻军车的过程中，你们和当兵的是一种面对面的情景，那么你们具体的和他们做了哪些交涉？他们又是怎样回应的？能不能将当时的互动情况谈一谈？
燕生：当兵的其实全是一帮小孩，我们问他们“到北京来干嘛？”他们回答说“拉练”，我们说，怕不是吧，你们怕是去天安门镇压学生吧，学生是反腐败、求民主的，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的，你们进去镇压合适吗？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也在那里参加拦堵军车的事情，就劝他们说，孩子呀，拍着良心想一想吧，端着枪去镇压自己的兄弟姊妹、去镇压那些为了国家社会进步的大学生，那是要不得的，保不准大学生里面就有你们自己的亲人呢，你们能对着自己人开枪吗？回去吧！那些当兵的情绪好像受到了一些感染，但他们也没有后退，而是呆到车上不下来。就那样，士兵们被围堵在那里，看到他们的给养也供应不上，我们市民们又给当兵的送水、送食品，怕他们也饿着。
烈火：这真让人感动。那么，在你们的劝阻下当时有没有当兵的往后退的情况？
燕生：也有，他们的头说，那我们不去天安门了，我们回吧。于是他们后撤，但我们又不放心，害怕他们搞欺诈，便继续采取了尾追的方式近距离包围他们，他们走到哪我们跟到哪。如有一部分当兵的就撤到位于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里面去了。于是，我们就在印刷厂的门口围着。觉得唯如此，广场才会更安全些。
烈火：那么在你们当时围堵军车的时候，地方政府比如说像街道办、警察他们是否来找过你们麻烦，说你们不该了？
燕生：没有，当时没有任何人来制止我们。
烈火：你们当时和当兵的发生暴力冲突没有？
燕生：没有，双方处于和平对峙状态，我们也没有进行暴力攻击，当兵的当时也很规矩。
市民们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
烈火：你围堵军车做士兵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
燕生：一直到六月初。
烈火：6月3号晚上军队就开始行动了。
燕生：是的，6月3号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广播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说是士兵奉命戒严，市民不要外出，都呆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当时正在家里吃饭，看了这个电视通告后，便立马又奔车公庄去了。
烈火：在车公庄你看到了什么？
燕生：当时的车公庄已经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又去把公交车拉过来堵在马路上，一些来往的货车也被拦截下来，然后把车堵在马路上。我看到这种情景，又骑车往西长安街的方向去查看动静，这个时候西长安街往天安门的方向已经过不去了，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动枪了。
烈火：你看到的第一枪发生在什么地方？
燕生：在复兴门，当时大概是晚上十一、二点。
烈火：是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燕生：当时看到一个男同志骑着自行车正走着呢，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当当当”，我们立刻趴下，却看到那个男的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了，甩开车就跑，好像没伤着，但吓着了。我们过去一看，发现那辆自行车上的护链板被子弹打了好几个窟窿。
烈火：当枪声真到了眼前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燕生：枪声一响，大家趴下，或者往小胡同里奔逃。但时间不长，市民们便又迅速集结起来，就地拆墙，砖头瓦块的什么就向士兵扔过去了，当时大家被打红了眼，见到什么能往前砸就扔。
烈火：在部队已经真枪实弹的进行开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当时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
燕生：没有，顾不得想。当时只是觉得学生与广场正面临着巨大危险，他们如果去到广场，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就一个信念，拼着命也要和他们干到底，不能让他们进广场去。
烈火：也就是说在车公庄你已经投入到“战斗”中去了？
燕生：是的，在那种情况下，估计你在那里也会捡起砖头扔过去的。
烈火：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如果我当时在现场的话，肯定会和你一样。那么，你6月3号晚上就一直在复兴门进行抵抗？
燕生：不是，我在复兴门抵抗了一阵，便急着骑车回车公庄报信去了，不过等我回去时，大家早知道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
烈火：车公庄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
燕生：和复兴门那边差不多，也是人山人海，市民们和当兵的短兵相接。士兵们向市民仍什么催泪瓦斯罐罐之类的东西，市民们则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就那样对阵了好长时间。由于市民们提前已经用公交车设立了重重路障，军车过不去，大概在凌晨四五点左右，当兵的就下车撤回新华印刷厂了。
烈火：车公庄难道没有开枪？
燕生：车公庄没有开枪，当兵的就是用催泪瓦斯之类的东西毒我们。
烧毁录像带
烈火：他们撤回去后你当时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当时和我在一块抵挡的有五六个人，我们继续在车公庄一带坚守，这时候我们碰到几个人扛着大摄像机在进行拍照，我们当然不愿意，便围上去质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搞新闻录制。我们要求他们出示工作证，他们鬼鬼祟祟的不愿意，我们五六个人交流意见后，认定他们是便衣，觉得这个录像带很危险，便过去将那台录像机夺过来，将里面的带子抽出来，又将他们背包里的好几盘录像带搜出来，然后将摄像机与所有的录像带一块扔到一辆正在燃烧的军车上烧毁了。而其他市民知道这些人在搞录像时就不客气的把他们也就地“教训”了一顿，最后让他们走了。
烈火：这是发生在6月4号凌晨的事情？
燕生：是的，当时天还没亮。
烈火：天亮以后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我们一直在车公庄坚守到天明，这时候由于军队也没有再出来，而且听说天安门广场的清场工作已经完成，军队已经完全控制天安门广场，于是到早晨六七点的时候，大家也就陆续散去，各回各家了。
烈火：你当时也回家了？
燕生：我也回家了，在家吃过早饭后，我便去展览馆上班了。
烈火：6月4日当天你还去单位上班了？
燕生：是的，我当天去上班了，虽然展览馆也让军管了，但我们单位是服务行业，还得留人值班，于是我就主动要求值班，直到6月13号下午我被抓。
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
烈火：你是6月13号下午被捕的？
燕生：是的，6月13号下午派出所的带了七八个当兵的到我单位来抓我了。
烈火：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燕生：当兵的看到我就要冲过来打我，警察挡了，因为警察我认识。然后就把我铐起来了，问我6月3号晚上我干嘛去了，我说没干啥呀，在家呆着。当兵的又要来打我，警察又给挡了，说，先带回派出所再说。就这样把我带回派出所了。
烈火：回到派出所是个什么情况？
燕生：回到派出所后那几个警察又继续问我6月3号晚上干什么去了，我继续说什么也没做，结果警察说，那好，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他们就进去了。但不一会儿，三个当兵的就进来了，他们还是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仍然是同样的回答，结果，他们拿起枪托子、棍子就把我一顿狠砸。
烈火：你当时被铐着，只能挨？
燕生：是的，他们将我铐在暖气管上，往我头部、脊背、腹部、大腿狂砸了二十多分钟。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说到晚上12点之前再不交代就直接拉到戒严指挥部枪毙，以拒捕的名义，死了白死。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然后再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最后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真的生不如死，我就说，你们也别打了，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给你签字就是。就那样，他们嚓嚓一写，我也懒得看，就把字签了，等于认了。反正是个死，不想忍受那非人的毒打和折磨了。
烈火：然后呢？
燕生：然后6月14号下午就把我送到西城分局看守所了。
烈火：你进看守所的时候，里面已经关了多少人？
燕生：二十多个人，一个个鼻青脸肿，有一个人的眉骨被当兵的用枪托子砸开一个大口子；还有一个人的腮帮子被当兵的砸了一枪托，结果一下子牙齿掉了七八个，脸肿得非常恐怖。总之，没有一个不带伤的。
烈火：你在西城分局呆了多长时间？
燕生：七天，到6月21号又把我转到市局看守所了。
烈火：K字楼？
燕生：是的，把我关在3筒。
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K字楼”的情况怎样？是不是进去的人也被殴打过？
燕生：一样，里面的人没有谁没被殴打过，连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怎么回事？
燕生：6月3号下午不是派出所的警察、街道办的人组织人拆除路障吗？这个教授看见了，说你们怎么能拆除路障呢，难倒你们想让军队进城来屠杀学生吗？结果当天这个教授就被抓到派出所了。因为派出所也已被军管，警察说了不算，当兵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这个教授不仅牙齿被打掉好几颗，而且当兵的用大头皮鞋跺他的后背，因为是夏天，衣服单薄，这个教授后背上留下的青色皮鞋印直到三个月后他出狱时还能看得很清楚。
烈火：哦，这个教授后来释放了？
燕生：是的，他因为只说了这样几句话，没有别的事情，学校就把他保出去了。
烈火：还能记得这个教授叫什么名字吗？
燕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叫“师奇政”，老师的“师”、刘少奇的“奇”、政治的“政”。
烈火：你在“K字楼”的这段时间遭遇到暴力没有？
燕生：遭遇过，我在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殴打，便让他们想咋写就咋写，不是等于认了罪吗？
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
烈火：你是什么时间被判刑的？
燕生：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烈火：什么罪？
燕生：破坏国家财物罪。
烈火：就是抢夺摄像机、录像带并加以烧毁的事？
燕生：是的。
烈火：你当时上诉了没有？
燕生：上诉了。当时宣判时有高院的人在，他把无期徒刑判决书递到我的手上后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上诉，你猜他怎么着？他当时就对我说：“我代表高院先口头宣布对你维持原判，过几天就给你把裁定书送来。”果然，没几天，就直接把终审裁定书送来了，无期，没变。
烈火：高院根本没有经过重新审理就直接宣布你“维持原判”？
燕生：是的。
烈火：什么时间把你送到监狱的？
燕生：大概是90年春节前，当时把我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去了。但时间不长，又把我们转到第二监狱去了。
烈火：为什么转到第二监狱去呢？
燕生：因为第一监狱在市中心，而90年要召开亚运会吧，当局为了面子上的事情，就把我们转到二监去了，然后好像是把一监给拆了。
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
烈火：转到二监后的情况怎样，才开始肯定不适应吧？
燕生：是的，我们转到二监去了以后对我们进行了集中管理，被称为“暴徒”的一百多人放在一个中队，被其他刑事犯罪的犯人称为“暴徒队”。干部对我们进行了入监训练，非常苛刻。而且他们使用普通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管理，这些刑事犯其实就是干部的打手，他们为了立功受奖，也动不动就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暴徒”施加拳脚。干部对于这些则是视而不见，甚至是暗中怂恿。
烈火：干部是怎样具体惩罚你们的？
燕生：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向他们提出来时，干部就会把我们这些“刺头”拉出来，然后让刑事犯们把“刺头”单独拉到厕所用大皮管子抽打，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肿胀得很大。有些人的屁股由于打得非常严重，淤血无法化解，最后就化脓溃烂，睡觉走路都成问题，真是坐卧不安哪！
烈火：能举一两个例子吗？
燕生：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刘怀中”，就因为提了一个什么问题被他们拉到厕所去抽皮管子，把他从厕所拉回来时，整个屁股乌黑，过没两天就开始溃烂，最后化脓，监狱医疗又跟不上，他的屁股也好长时间好不起来。
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
烈火：你们在监狱里参加劳动不？
燕生：才开始我们不参加劳动，主要是学习、反思、背诵监规，什么司法部58条、还有一些“顺口溜”什么的。就这样学习了半年，到90年7月份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就是所谓“劳动改造”吧。
烈火：你都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摘棉丝，做乳胶手套，搞出口加工之类的。
烈火：有生产任务没有？
燕生：不但有任务，而且任务很重。比如说，一个人一天要检验一大箱乳胶手套，一箱手套是两盒，一盒1000双，两盒就是2000双，一天到晚就用滑石粉之类的检验材料检验手套，弄得好多人都得了肺结核、结肠炎之类的疾病。而且由于任务指标是一天2000双合格产品，但检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废品，这样实际工作量就会远远超过2000双，一般都在3000左右，有时甚至达到4000双。由于工作量大，导致许多人在车间完不成任务，于是晚上六点下班后，还得用纸箱子将没完成的任务拿回宿舍晚上加班干，好些人常常是加班到晚上两三点，甚至加班通宵，第二天又接着去上班。把一些人累得半死还是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就会说你消极怠工什么的，然后便用电警棍电你、打你，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会导致有些人自杀。
烈火：“自杀”，因为任务完不成而“自杀”吗？
燕生：是的，一些完不成任务的人既休息不好，又要挨打，打得实在没办法了，有的人就在出工之前把缝衣服用的针藏到棉袄里，看到干部又要惩罚自己时干脆将针从口腔吞下，或者拿针往自己胸口处扎，就像去年有些人为了抗拒拆迁，用火烧自己一样，没办法，抗拒不过，只好采取自伤自残的路子。
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
烈火：你刚才谈到你们的产品是“出口”的，主要往哪里“出口”？
燕生：主要出口到美国，因为那些纸箱子上写的是U.S.A.，当然是美国了。一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劳动的虐待，看到手套是出口到美国的，就往纸箱子里塞纸条，也就是写给美国人的短信吧，希望能够引起美国人的注意。
烈火：纸条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燕生：也就是要求自由、民主、人权，向民主的美国致敬等等。
烈火：后面的署名呢？
燕生：后面一般不会书写真名，而用“自由民主战士”或“六四战士”之类的名称。
烈火：做这些事干部没有发现吗？
燕生：最后被发现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实在干不了这种活，任务老完成不了，老受惩罚，于是，他便往纸箱子里塞了这种纸条。由于这些出口商品到天津海关后都要进行“关检”，结果在这种检查中老头塞纸条的箱子被抽检了，而且恰恰将塞有纸条的手套给检查出来了，于是海关就将这些商品给打回来了，这便是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于是监狱开始严厉追查这件事。由于这些纸箱子里面的产品都分别标记了生产人的身份代码，结果很快就追查到这个老头身上，这下老头就惨了，被关到监狱专门收拾人的小号里去了，天天打、天天电，把老头几乎给弄出神经病。
烈火：这老头叫啥名字？
燕生：“石学知”，石头的“石”、学习的“学”、知识的“知”。这个老头从小号出来后，对我们说，“我再也不去那种地方了，那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再也不去了！”
烈火：我当年也被关过四次禁闭小号，但没有收到过这种暴力虐待。
燕生：你们这些人跟我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就说孙立勇吧，他被送进来后，也是死活不参加劳动，不但不参加，还喜欢为我们这些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打抱不平，弄得监狱很恼火，关他小号也没用，最后监狱就进行调整，把我们这个所谓的“暴徒队”里的那些喜欢煽动的、抗拒改造的统统调离到其他普通刑事犯的中队里去了。孙立勇当然也被调走了。
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
烈火：你还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那可多了，大多是加工活，什么糊纸袋、糊药盒、制作苹果袋等等杂七杂八的。
烈火：在这漫长的刑期中，肯定有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你是怎样解决心理危机的？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燕生：没有跟人打过架，因为都是难兄难弟，都是从“一个战壕”里出来的，所以不会发生互相打架的事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发愁，尤其是才进监狱的那几年，真是愁呀，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不知道这种煎熬何日才是一个尽头，结果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我年轻时本来头发非常好，就因为这种发愁和各种各样的煎熬，不到三年，头发就掉光了。唉，想起来，真让人心里难受。
烈火：你被逮捕后经过多长时间才和家里人联系上的？
燕生：半年吧。我和家里人的联系还挺富有戏剧性的。我在“七处”（即K字楼，北京市看守所）的时候，看到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由于没事或事情不大便放出去了，就想往外捎个信。恰好不久地质大学的那位“师奇政”教授因为学校保护也要出去，我便想办法在晚上躲到被窝里给家里人写了封信（看守所、监狱晚上都是不关灯的），告诉爸妈他们不管自己被判什么刑期，请他们都要保重。然后就将这个布条塞到师教授的被子里用针缝起来。后来师教授出去后还真把这封信送到我们家里去了，我爸妈他们就利用往看守所给我送衣服的机会，给我送了一件上面有好多英文字母的背心，他们在那些字母的阴影里写了一些字，上面说：信已收到，不要操心我们等等，我当时那个高兴呀，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终于跟家里人联系上了。
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你在监狱里的心态应该还是非常好的，为了能够早点出来，你排除了一切干扰，一心一意的瞄准了减刑这个目标。
燕生：是的，我当时确实看不到六四短时间能够“平反”的希望，因此只有想办法减刑，才能缩短刑期，才能看到出狱的希望，因此我当时干活非常卖力，非常下功夫，最后我也减了好几次刑。我是93年从无期改为15年，最后陆陆续续的减了5年刑，到2003年4月25日便出来了，总共坐了13年10月的牢。
烈火：应该说在同时被判无期的难友里，你大概是出来得比较早的。
燕生：是的，当年被一块判无期死缓的，现在还有在里面呆着的。
烈火：你被判无期这件事对家里造成了什么影响？
燕生：一言难尽。首先是我父亲因为我被判无期而患上脑梗塞，93年就去世了；其次，我母亲也因为我身体也垮了，她本来就有糖尿病，我一出事，她的病就加重了，有一度时间走路都成问题。还有就是给家里添加了好多经济负担，我坐牢后，我父母、我哥还有我妹他们便经常来看我，我一个大小伙子不能为家庭减轻负担，反而要给他们增加负担，心里真是不舒服。这也是我拼命减刑的一个重要原因。
烈火：听说你的身体也很不好？
燕生：很糟糕，为了减刑我拼命干活，结果身体也给整垮了。首先是02年还没有出狱的时候就患上了糖尿病，现在血糖高达十六点多；还有胆囊炎也很严重。
烈火：遭遇到这么多苦难，你对自己在89年的选择后悔不？
燕生：有什么后悔的，我是坐过牢，但这又不是什么“寒碜事”，我现在仍然认为89年的学生运动是对的，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这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的。政府使用机枪坦克镇压民主运动当然是不对的。很自然，我觉得自己在当时的选择也是正义的，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那么，20年后来反思89年的学潮，你认为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同时你又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说实在的，我现在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因为我被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弄得很头疼，我只想能挣点钱把老人孝敬一下，也想把身体疾病解决一下，但我现在却十分的力不从心，很艰难。
烈火：你现在的收入靠什么？
燕生：找工作很难，靠打零工，在旧社会叫“打短工”吧，主要是给一个装潢公司开货车，但由于公司不景气，有活的时候通知我去“上班”，没活的时候就只好在家里呆着。特别是由于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胆囊炎，疾病发作的时候，根本干不了活。非常恼火，一个月收入几百块钱。
烈火：有社保没有？
燕生：社保有，但一个月也就400元，物价这样高，简直难以解决生活问题。原指望能挣点钱孝敬母亲，但现在却反而拖累母亲，全家人主要靠母亲的那点退休金支撑着，每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就像刀扎一样，淌血！疼啊……
烈火：你出狱后，警方还来找你的麻烦没有？
燕生：有，去年六四前几天，外电采访我，第二天，安全局的就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要接受外电采访，我说我的困难你们又不给解决，工作没工作，收入没收入，病没办法看，我只不过说了自己的困难，说了些真话而已，又咋了？又惹谁了？你们不是整天喊叫要搞“和谐社会”吗？给过我“和谐”没有？他们一看说不过我，也就走了。不过，在六四那天他们派了两个人在我家门前蹲了一整天，生怕我再给他们弄点什么事。
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
烈火：你成家了没有？
燕生：成了，去年十月结的婚，爱人是一个四川农村姑娘。
烈火：恭喜你，成家毕竟是个大事情。这样，老太太也是高兴的。
燕生：问题大着呢，首先户籍问题解决不了，北京的规定是与外地人结婚，需要十年婚龄且年龄满45岁才能迁入北京。户口解决不了，其他的福利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包括看病都要自己承担。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现在也已经44岁了，该要孩子了吧，但是却没办法要孩子，糖尿病严重，血糖高达十六点多，又有胆囊炎，根本没办法要孩子。尤其是没钱看病，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前几天，我又去医院检查问医生我能不能要孩子，医生说你现在这样的身体怎么要孩子，先看病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去一划价，上千元，我拿不出，只好空着手从医院出来了。唉，说过来说过去，让经济问题把人给绊倒了。
采访后记
对“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说心里话，这种采访是很叫人心疼的，特别是面对贫病交加的现实，我感到自己的采访很难继续下去……
当燕生说他出狱后想挣点钱孝敬一下老太太又力不从心时；
当他说到自己到医院看病却因费用太高而空着双手走出医院时；
尤其是当他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孩子，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和胆囊炎无钱治疗，从而无法了却自己做父亲的愿望时——
我觉得人世间的残酷有时真是局外人所无法想象的。在结束这篇采访的时候，我诚挚的希望海内外一切良知人士都能够来关心一下“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现实窘境，给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他能够早日治好疾病，早日实现做“父亲”的愿望。
张燕生的电话：13381185322（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