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正如西方民主国家初创一样，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良机，但中国官方的史学家却认为民国初年局势混乱不堪。其实他们是在混淆视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初的那套价值理念在中国行不通。他们当然知道这些史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640年，到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后于1689年才出台《权利法案》。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独立宣言》发布87年后，美国才宣布废除臭名昭著的黑奴制度。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年，那时《人权宣言》应运而生。但直到1871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国才基本走向正轨。民主国家良好秩序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正因为它是各方利益妥协退让的产物，所以必须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可怕的是，我们所谓的史学家们却把中国历史上这种内在的发展规律指斥为社会动乱，而把后来的暴力革命视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民国建立之初，各种力量不断融合，此消彼长 ，在此过程中出现矛盾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不管是宋教仁遇刺还是袁世凯称帝，其实都动摇不了历经几十年几代中国人构筑起来的追求宪政民主的坚定信念。即使是袁世凯称帝这样的复辟也不能将辛亥革命开始之前的一切旧事物、旧形式照样恢复起来，历史的车轮并不是转了一圈又能够恢复原位，这也从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便可得到证明。1911年10月10日后，中国历史的轮船已找准了自己的航向，虽然在它前进的途中还有狂风、大浪甚至暗礁，但这些已不足以阻止这艘民主巨轮驶向世界潮流的大洋之中。
•宪政运动的高潮：参众两院的选举和两党政治的形成•
为了适应《临时约法》确立的议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组党，一时政党林立。但很快这些政党又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国民党、进步党两大政党，中国政党政治初具雏形。
在组建现代政党的过程中，宋教仁、黄兴组织的国民党成立最早，规模也最大。宋教仁所联合成的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1912年3月后，同盟会虽然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吸收了不少新会员，但仍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快速变化。同盟会虽说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其传统势力和影响力主要在南方。为了保证在将来的国会中赢得多数，完成自己政党政治的理想，宋教仁断然决定联合他党组成大党，以政治手段与袁世凯对抗。1912年8月25日下午1时，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开六党（包括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成立大会。同盟会由宋教仁代表，统一共和党由谷钟秀代表，共和宪进会由许廉代表，国民公党由虞熙代表，国民共进会由徐谦代表，到会者3000余人。举张继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由张耀曾报告六党合并之经过。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以自由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其中理事9人：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翔、贡桑诺尔布。
成立大会后，发表宣言。在宣言里解释了六党合并之目的在于造成两党对立，实行两党政治：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方今群言淆乱，宇内云扰……爰集众议，询谋佥同，继自今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国民公党、同民共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共和宪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藉此引起一国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
另外国民党还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华民国政体、政策一系列的主张。比如对政体的主张：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五大对政体的主张。而对政策的主张则有十大项：主张整顿军政；主张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主张整理财政；主张整理行政；主张开发产业；主张振兴民政；主张兴办国有交通业；主张振兴教育；主张统一司法；主张运用外交。
国民党的党纲则为：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厉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以上录自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24—136页）
从国民党对政体、政策的一系列主张上看，这些主张无疑是宋教仁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宋教仁是当时成立的国民党的灵魂人物。
为了扩允党势，国民党采取了三种途径：一是吸收满蒙各族分子，贡桑诺尔布是蒙古族中最有声望的人，国民党在成立之初就把他选为理事，导致蒙古族入会的人络绎不绝。用同样的方法，把满洲贵族溥伦招之进党内，以吸引满人。二是捐弃前嫌，联络各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国民党不但想拉杨度入党，甚至对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也大有结纳之心。三是设交通部及分支会于各省区，以发展地方势力。这一招效果非常显著，时间不久，国民党地方势力就大大增强。在随后进行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果然凭借这一系列优势取得了胜利。
依据1912年3月11日所公布的临时约法第53条：本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规定民国会议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参议院由各省议会，蒙古选举会，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选举会，华侨选出之议员组成。众议院以各地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之，依人口之多寡每满80万选出议员一人，但人口不足800万的省份得选出众议员10人。并且规定民国二年（即1913年）2月召集国会。1913年元月10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国会召集令，将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各法公布施行，并限所有依法当选之参、众两院议员均须一律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齐集北京，待两院各到有总议员过半数后，即行同日期开会。为了消除南方民党，主要是原同盟会激进势力的怀疑，1913年2月，袁之所属北洋系将领又发表了《北方军人宣言》，其内容为：数月以来，正式国会将次成立，而国基漂摇，尚未稳固。在南方者，多疑北方有帝制复活之虞；在北方者，多疑南方有破坏统一之举。猜嫌日积，谣诼繁兴。北方军队深恐南北意见日深，因以牵动国本，同归于尽，日前联合各军军统，及各师师长会议办法四条，通电全国，表示军人全体之意见。措词极为诚恳，激烈。探闻其所拟四大纲如下：
第一、 担保帝制不再发生。
第二、 选举为人民所信仰，并于政治上有成绩之人为大总统。
第三、 建设强固统一之国家。
第四、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录自《亚细亚日报》1913年2月24日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大选中，国民党在参议院获得132席，占48．4％，共和、统一、民主党系60人，占21.9%。众议院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统一、民主党系154人，占25.8%。国民党在两院中优势明显，加之跨党派中的国民党人，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很有可能组成政党内阁，实行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而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很有可能出任正式国会召开后的首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组党的成功，使国民党在民初的临时国会和大选过后的正式国会里一党独大，优势明显。为了与国民党抗衡，以原来的立宪派为主的保守势力急需组织起来，整合成一个大党。1912年10月20日，流亡海外15年的梁启超回到北京，梁是中国立宪派公认的政治领袖，他的回国，加速了保守力量的整合。
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成立于北京。进步党由三个相对保守的党派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而成，主要策动人即为不久前才回国的梁启超。早在1913年3月下旬，梁启超就着手为将要合并的政党起草宣言书。其间经杨度奔走联络，除三党主要人物外，还拉拢旧官僚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拟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定党名为进步党，并由孙武、梁启超、王赓、汤化龙四人发起召开三党恳亲大会于迎宾馆，讨论合并事宜，到会的有700余人。
5月29日，进步党召开成立大会。进步党在其宣言书中也非常清晰的阐述了其两党政治的主张：两党政治以两在党对峙为原则，必有一党焉，能以独立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失多数则引退以避贤路，而自立于监督之地位。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
进步党没有象国民党一样在成立大会上由党员自由投票选举领导人。但也是各党代表推选而得领导机构。进步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毫无疑问，黎只是挂名领袖，而梁启超则为该党的灵魂。
进步党的党义有三条：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
国民党、进步党成立后，民国元年的组党风潮渐告平息，中国两党政治的框架得以确立。后来御用史家说多党制不宜于中国，多以民国初年政党林立，乱象频仍为依据，但他们绝口不提一年后就形成的两党制，这应该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故意掩盖当年的历史事实！
然而上天有意作弄国人。就在国民党、进步党相继成立之际，正式国会即将召开之时，1913年3月20日，中国宪政运动的领袖人物宋教仁却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宪政运动的转折：从宋教仁遇刺到汤化龙被杀•
1913年3月20日，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宋教仁在北上赴京途中，在沪宁车站遇刺，2天后离世。宋教仁去世时，年仅31岁，中华民国的擎天之柱顿时轰然倒塌。
宋教仁初入医院时，伤势虽重，但神智仍十分清醒。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而首先想到的却是国家政局的稳定，当即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稿，请黄兴代笔，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发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即使人之将死，但他最担心的仍然是民国宪法能不能确立，其忧国之心，又有几人能理解？
当然，宋教仁也非常牵挂年迈的老母。他刚成年就背井离乡，踏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离家8年而杳无音讯。年初虽居家2月有余，但现在却突遭不测，风烛残年的老母又如何能承受这丧子之痛？因此他再三叮嘱黄兴等人，帮他照顾好老人，并千万不要把消息透露给老人家。
3月22日，宋教仁病势转危，“时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摘自《申报》1913年3月23日）
宋教仁遇刺对创建于风雨飘摇的民国而言，无异遭逢滔天恶浪。而当时民国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对宋教仁被刺后民国的命运，无不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宋教仁被刺后发表了许多言论，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似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吾多日来为政界恶现象所刺激，心颇不适……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东中游观之乐，只劳梦想耳。（《与娴儿书》1913.3.25）另外，在《暗杀的罪恶》一文中，他说道：旬日以来，最耸动天下耳目者，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庸言报》第一卷第九号）
立宪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汤化龙与宋教仁私交甚好，在得知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当即奋笔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沈，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以此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
袁世凯于3月22日得到宋教仁的死讯后，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此时的袁世凯预感到，宋的被刺对自己已是福祸难料。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国民党，对宋教仁被刺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手段分歧很大。国民党元老也是宋教仁的挚友谭人凤对此事的回忆，非常生动的反映了当时国民党领袖对宋案的不同态度：余往与克强商，适中山，英士（指陈其美）均在座，询其主张，中山曰：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克强曰：此事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余驳之曰：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处来？黄先生说迂谈也，法律安有效力？愚见以为宜遣一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克强曰：宣告独立，袁将借口破坏统一，用武力压迫。余曰：公道在人心，如真是非已大白于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兵出无名，且借款未成，每日政费尚无着，兵费从何而来？滇、粤远在边陲，中央鞭长莫及，湘省即当冲要，有赣、皖可以邀系，亦可无虞，夫何惧之有？克强曰：先生议论虽豪爽，但民国元气未复，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开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复生？
以现在的眼光看，宋教仁被刺后，民国政府确实危机四伏。但对于中国宪政民主进程也并非如一直以来的史家们所说的那样，宋教仁遇刺即为中国宪政运动失败的标志，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
民国建立后，国内的政治力量无非袁世凯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孙文所代表的激进势力，以及宋教仁、梁启超等人所代表的温和派宪政民主势力。相对于袁氏集团和孙文革命党，宪政民主派势力成份复杂，派系众多，力量分散，也没有形成公认的统一领袖。在国民党的温和派里，宋教仁是当然的领袖人物，而在原立宪党人里，梁启超虽然是名义上的领袖，但梁的地位并不稳固，这当然与梁启超自1898年就逃亡日本十几年不在国内有关，也与梁的书生意气不无关系。在民初的政争中，也曾有过国民党与立宪党的激烈斗争。而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群龙无首，进步党反而在此时与国民党携手共进，一起抵抗强大的袁世凯集团，这从1913年10月30日《天坛宪草》在袁世凯强大压力下仍能在国会得以快速通过即为明证。
虽然国民党领袖们对宋案的应对方案分岐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内的暴力激进派逐渐占据上风。对于孙文而言，他所需要的民国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出来的民国，而不是现在这个由宋教仁、立宪派、袁世凯等派力量揉合而成的民国。这个民国除给了他一个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虚衔外，并没有孙文任何的烙印。孙文主张的是彻底的革命，是中国古代传说文化里的大同社会，而他自己一直以来想要扮演是那个光复汉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这种救世主情结从孙革命开始，相伴至他生命终结。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一纸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并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所谓二次革命的序幕。
二次“革命”最大的恶果在于解除了自临时约法起加之于袁世凯身上的重重枷锁。 宋案发生后，如果孙文能听黄兴一言，以法律武器与袁世凯周旋，对袁而言则是最为致命的攻击！当时，国会召开在即，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处于多数。更为重要的是，宋教仁乃当时举国公认的宪政领袖，他倡导的政党政治理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认同，现在他惨遭杀害，骤然离世，举国悲痛！如果此时国民党能因势利导，在国会制订宪法的过程中对总统之权要求加以约束，趁势提出责任内阁制的立法主张，自然能够博得全国上下的同情。何况，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等人一直主张的也是责任内阁制。这样，一旦宪法确立，袁世凯权力受到制约，无异于把这只老虎囚于宪政民主的牢笼之中，袁世凯自然无计可施。如果那时他要反抗，无异于成为举国之公敌。当然，二次“革命”也祸及自身，它把孙文从1893年起积聚的暴力激进派力量一举摧垮。导致孙文这个做了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革命派领袖竟然遭到民国政府的通缉，不得不再次亡命海外，这对于中华民国和孙文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孙文逃亡后，激进革命派势力迅速崩溃，但袁世凯也日趋保守。他不再相信宪政派的温和社会改良的做法，而是迅速摧毁国会，把权力牢牢控制到自己手中以求安全。到最后，他跳入杨度们为他挖好的陷阱，弄得身败名裂。与孙文以逃亡海外退出中国政坛的方式不同，袁世凯竟然一命呜呼，彻底走进中国历史。
我们从护国战争的主要力量不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到1916年，中华民国的两大极端势力袁世凯为首的官僚维新派和孙文为首的暴力革命派已呈没落之势。暴力革命不为民众欢迎，复辟帝制不为民众接受，君主立宪也早已没有了民众基础。这时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辛亥革命后确立的宪政民主政治。
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黎元洪宣誓就任民国大总统。6月29日，政府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与旧国会。8月1日，国会参众两院重开于北京。
鉴于首届国会两大党被袁世凯强行解散的历史教训，复任众议院议长，笃志宪政的汤化龙倡议不再建立政党。他认为民国初创，持有宪政民主思想的人物并不很多，大家不如求同存异，合成一股力量。倘若再分成若干党派，无疑让旧派势力渔翁得利。故此大家以友谊集合，不再组党。他说，这好比乘舟，在惊涛骇浪中大家务必同舟共济，等到达彼岸，大家再行分手，为时未晚。在他的倡议下，原属进步党、国民党两大党的国会议员，均不再以党派名义活动。国民党变为客庐派，丙辰俱乐部，以后与旧进步党的韬园派合组为宪法商榷会，而进步党变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法讨论会，以后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
在以后的时间里，虽然有张勋复辟闹剧和国会的再度解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个权力意识极为浓厚的国家里，经过短短几年的宪政实践，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宪政国家的的基石已开始奠定，极权专制的旧有传统已渐渐驶离我们的国土，特别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地方势力得以增强，这些都对中国二千年中央集权的王权专制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梁启超为首的宪政派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北分裂的时局中建立起了双方对自己一派的依靠和信任。而针对张勋复辟的马厂誓师，自始至终都有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谋划和参与。因此，在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梁、汤及宪政派的声望达到极致。1917年7月17日，段祺瑞内阁组成，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从这几个职务来看，宪政派已然大权在握。
由于冯国璋与段祺瑞矛盾的日益加深，最后双方水火不容。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辞去总理一职。宪政派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自然也一同解职。梁启超经过几年的政坛颠簸，书生意气终于发作，誓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一个人跑到北大教书去了。
自宋教仁被刺为中国宪政事业殉道之后，推动中国宪政运动前行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梁启超的身上。无奈梁终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生，不堪大任的他没有选择慷慨赴义，而是选择了避而远之。与宋教仁那种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豪迈相比，梁启超更多的是瞻前顾后，避重就轻。民国之初，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宋教仁力排众议，联合各派力量组建国民党，在孙文逃避责任把领导权交给宋教仁之后，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反观梁启超，在宋教仁遇刺后，进步党组建过程中，梁启超给自己女儿有过这样的书信：吾对于新党（指进步党）不欲积极负责任，今思得一颇妙之位置（原议袁为总理，黎与吾为协理，吾今决辞，仅设一总、一协，别设参事长吾任之，参事乃谘询机关，网罗全国中有名望之人，如前清督抚，及现任都督皆在焉，本不高，吾今欲此，故设之。）不审众人许我否，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与娴儿书》1913.3.27）宋教仁的死让梁启超产生了恐惧，他就不想积极负责任了，他想出了一个妙计，如果别人不同意，他就不参与此事。几年后，在中国宪政运动处于历史紧要关头时，这个中国宪政运动的始作俑者，却誓言不再过问政治，这是梁启超的悲哀，更是中华民国的悲哀，中国历史的悲哀。
与梁启超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位宪政领袖汤化龙则矢志宪政事业。他在1917年11月辞职后曾表示：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死心削迹矣。由此可见他决心之大。
汤化龙认为：中国的宪政体制虽然仿效的是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由旧到新、从恶到善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变化过程。现在我们把西方既新既美的制度照搬过来，涂到我们这个旧习恶政的国家之中希望能够水土相服，却不料这个药方和病人的病症不相符合，才导致国事如此，这实在不足为怪。因此，汤化龙决心远涉重洋，到美洲详加考察，取得真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总结十几年的失败教训，汤化龙已找到民国宪政运动的症结所在，他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
1918年3月24日，汤化龙带领林长民、蓝公武等人开始了出国的游历。他们先来到日本，呆了两个多月。6月5日，汤化龙带着翻译霍坚从横滨出发赴美国考察，6月20日，到达美国。汤化龙先后到过芝加哥、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加拿大托兰托、维多利亚等地。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等待回国的时候，当地华侨设宴招待汤化龙。晚上8点，宾主40余人步入唐人街，突然有人开枪刺杀汤化龙。汤身中两弹，倒地立死。而凶手也自杀身亡。事后得知，刺客乃广东香山籍国民党人王昌。著名进步党人刘以芬在其《民国政史拾遗》中曾对这种暗杀异己分子的行径有过深刻的评论：民国以来，无论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转相互摧毁人才，此我国所以不振也。
5年前，宋教仁被刺，汤化龙曾愤怒的高喊：何以忍把万里长城自坏。而现在，汤化龙被杀，对中国宪政运动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宋教仁与汤化龙是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鄂州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他们的结局也惊人的相同，用刘以芬的话来说，他们之死，实为国运所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宪政运动的毁灭：从联省自治到联俄联共•
随着汤化龙的被害和梁启超的退隐，在中华民国最高权力层已很难听到宪政派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中国宪政派也逐渐淡出国会这一象征宪政体制的政治舞台。但此时影响中国政局十多年的袁世凯势力也已是昔日黄昏，中国二千年的王权体制彻底崩溃。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都已经扫除，用一句抒情一点的话来说，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的坦途。中央集权的衰落，为当时的地方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机会，联省自治这一中国大地上亘古未有的新物种应运而生。
联省自治运动源于清末“预备立宪”。清廷的宪政编查馆曾呈奏折，强调中国地大民众，宜分省而治，且各省自治与国家统一并行不悖：“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中国地大民众，分省而治……谘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裒集一省之舆论，上仍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清史稿•志88•选举8》）
民国时期，联省自治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1920年到1922年间，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全盛时代。不但全国舆论一致，而且西南各省在行动上已展开了制宪自治的运动。开始的是湖南，其后浙江、广东、四川各自制定省宪。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纷纷跟进，省宪运动潮流激荡全国。
1917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经过其后的张勋复辟，北京政府不恢复旧约法转而酝酿成立新国会，于是导致西南的独立。南北分立后，联邦主义开始成为政坛主流论调，历史学者李剑农最先提出：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虽然是单一制的，但实际上与邦联没有差别，邦联绝不会分裂国家，而是迈向联邦，促进国家的统一。章太炎和张继则最早提出了联省自治主张，章太炎提出：“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至于联省自治如何进行，赞成派认为：“联省自治制有两种意义可解释：（一）各省以联盟之意味互相联结，拥护各省之自治。（二）各省自制省宪，自选长官，自立政府，先造成一自治省，然后再联合各省，共制国宪，立政府而建设一联邦政府，故联省自治制，也可以说是联邦制的一种”。
省宪运动是建立在联省自治运动基础上的，省宪运动的大致内容，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王世杰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统一的方法，他们主张先由各省自行制定宪法（或称省自治法）；待各省（或若干省）省宪成立，实行自治后，再由各省遣送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国宪，因以完成统一事业；第二，关于未来的政制，他们主张采取联邦制度。倡导联省自治主义的人，固然也有不认联省自治主义为联邦主义者，然而那不过是名词上的争辩。实则倡导联省自治者，无不主张于国宪中制定中央与各省的权限。”
各省“联省自治”进程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
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
同年4月，贵州卢涛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
1922年12月，赵恒惕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
同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
陕西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
在历经孙文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的复辟等历史活剧之后，中国人对宪政民主的信念愈加执著，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尽管宋教仁遇刺，汤化龙被杀，中国人在践行宪政的过程中屡遇挫折，但这丝毫没有放缓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脚步。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中国沿着宪政之路不断前行之际，1917年11月，俄国极权主义运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很快这一灾难性的运动就祸及中国。
1923年11月26日，这或许应该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日子。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有两项决议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民党决定成立义勇军军校，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同时决定由林森，邓泽如，吴铁城筹备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兑现十个月前《孙越宣言》联俄、联共的承诺。
这也许是历史和中国人开的一个严肃而荒诞的玩笑，也许是中国国运只能如此。从1923年11月26日起，中国历史步入已垂垂老矣的孙文设立的风险轨道。本来，刚愎自用的孙文在二次革命后已经走进历史，成为一个过气的政客，但俄国人的垂青让这具政治僵尸起死回生，一个会议，两个决议，造就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股势力，也造成了百年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国最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
陆军军官学校因为位于广州黄埔岛上而被世人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建立实为落实孙文1923年1月提出的建立党军的主张，从主张建立党军，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到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党指挥枪的历史创举，当然这种创举并非孙文的发明，而是照搬苏俄共产党党指挥枪的结果。俄共从其一夺取国家政权，就急于在中国找它的利益代理人，以便于用中国庞大的国土抵御来自南方的日本对其的威胁。它找过陈炯明，吴佩孚，最后才找到孙文。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孙文在追随者一片反对声中完成了与俄国人的政治联姻，俄国人开出的条件是除了动用军队直接帮助孙以外，孙其它任何的要求俄国人都可以答应，但俄国人还有一个附带的必要条件，就是孙文必需接受它在中国生出的一个政治混血儿。于是就有了《孙越宣言》，东方的潘朵拉魔盒由此打开。
黄埔军校初创时，学生不过500人。而到孙文去世时的1925年3月，也不过两个团，二、三千之众。然而这些入校的学员大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是拥有新学识，新思想的新青年，进入黄埔军校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报国机遇，这几千人，实为当时中国青年中最杰出的精英分子。蒋介石也正是靠着这样一批热血青年，时代精英，才不断壮大，并且所向披靡。
与此同时，于1921年创建的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于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已经创党30多年的国民党开始把自己积累的政治资源与这个幼年的政党分享。中国共产党也由草创时期的50来人迅速扩张，1925年初有近千人，到1927年4月，已有6万之众，与中国国民党已呈分庭抗礼，争霸天下之势，这可能是还悬棺空中，尸骨未寒的孙文万万没有想到的。
1928年，孙文手创的党军攻占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灭亡，而早在1927年4月，孙的继承人蒋中正已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名之为国民政府。它与民国政府虽然只是两个汉字顺序上的颠倒，但它的真正含义，已相去不止万里了。20世纪初中国持续了20年的宪政运动也画上了句号。此后国家的牌位越举越高，但民众的权利却越来越少，最后演变成了党国——党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