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这里记录的是我与官方御用机构中国社科院长达20年的博弈史。其实，就个人生命历程而言，这段博弈算不了什么，它不过是一个守护良知的学人从事一项伟大的思想事业时必然要经历的某种插曲。但从赋予这种“必然”的时代特点看，我的这段经历又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当代中国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制度背景下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的？又具有哪些微妙而不为外人知的特点？ “用行动书写思想自由的历史”何以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也实现自我救赎的迫切要求？当读者试图思考上述问题或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希望这段记述会给您一点材料，一点帮助。
2009年12月21日是个周一，上午，我按约定时间坐公交车赶到社科院哲学所。上个星期五，所人事处长小许（许秀婷）打电话到家里，通知所领导约谈。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了。
哲学所在社科院院部大楼9层。我赶到那里时，副所长余涌、孙伟平和人事处长小许已经在等我。谈话地点和方式均不同于以往：过去找我谈话，通常是两个人出面，一个谈，一个记录，在书记或所长办公室；这次变成3个人，地点也换为所会议室。
稍事寒暄后，坐在大会议桌对面的余涌引入正式话题：“博树，这次约你来，是所里委托我们3个人，向你宣布一个决定。”“好哇。那就请讲吧。” 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这时，同样坐在对面的孙伟平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开始照本宣读：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关于张博树限期调离的决定》
张博树，男，汉族，1955年11月出生，1991年7月到我所工作。今年以来，多次违反工作纪律，未经请假和批准，擅自出境，连续旷工一个多月，累计旷工约两个月。
根据人事部《全民所有制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之第三条第四款“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可以辞退的规定和《哲学研究所关于请假的有关规定》第四项第2条“凡未经批准自行出国、休假者按照旷工处理”等规定，经2009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张博树调离哲学研究所，自行择业，择业期限为三个月（自2009年12月21日起至2010年3月20日止）。择业期满后，哲学研究所将不再保留张博树的人事档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盖章）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孙伟平念稿的声音并不大。念完后，他抬起头来问我：“博树老师，是不是听清楚了？”（孙来所比较晚，所以用词比较客气）我转向坐在侧面的许秀婷：“小许，这个文件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份？”“那当然。”许秀婷从桌上的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同样的文件给我。
我仔细把这份文件看了看。台头套红印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文件”几个大字，下边注有“社科（2009）哲所人字21号 签发人：谢地坤”一行小字。再往下是正文。结尾处标注“2009年12月15日印发”。这正是哲学所所长办公会议作出这个决定的日子。
孙伟平又问道：“看看博树老师有什么意见？”大概停顿了几秒钟，我缓缓答道：“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文件。确实很糟糕。我希望你们把它收回。” “这是所长办公会议作出的决定，不可能再收回。”余涌表示。“那就没办法了。”我稍稍提高了嗓门。“我郑重告诉各位：本人不接受这个决定。这个文件拿行政纪律说事，其实还是因为我的观点，我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超越了社科院的所谓底线。你们现在不过是在执行院里的旨意，以行政违规为名把我扫地出门。”“此事就是所里的决定。”余、孙二人纷纷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相信驱除本人的决定不是哲学所可以定的。哲学所不过是不得不充当恶人的角色而已。但不管怎样，你们要考虑这件事上哲学所这届领导人将承担的责任，不仅是法律责任，而且是历史责任。社科院和哲学所都将因为这件事在历史上蒙羞。”
谈话只进行了20分钟。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打定主意，如何就此事做出反应。中午在家照常用午餐。稍事休息，然后从沙发上起身，打开电脑，开始起草《张博树关于社科院哲学所“限期调离决定”的声明》。下午4点前后，《声明》写好。我把这个《声明》连同一年前(2008年年底)写给哲学所领导的两封信，用电子邮箱迅即传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观察》、《博讯》等海外网站。也就3个小时左右，法广率先在其中文网站头版头条发出消息“著名中国宪政学家张博树被社科院哲学所除名”。标题略有些夸张，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宪政学家”，至多是也在研究宪政问题的学者，但我的确很感谢法广动作的迅速。大概因为北京的傍晚正是巴黎的上午，所以他们很快做出报道。紧接着，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香港《亚洲周刊》、《新加波海峡时报》等相继发出报道，纽约的“中国人权”还把我的《声明》全文译成英文配发报道发表。台北中央社、《世界日报》、香港《星岛日报》、香港《明报》等也相继报道或转载了这个消息。海外各大中文网站动作迅速，《博讯》、《观察》、《纵览中国》、《参与》、《新世纪》、《看中国》等网站在发布或转载消息的同时，还多配发了照片。总之，这个消息一夜之间不胫而走，到第二天上午，国内网友已有大量发帖、转帖，当然，封杀也马上随之而来。我则在事情发生后的48小时内，接了不少朋友的问候电话，还有媒体电话采访，甚至包括一家北京媒体的采访。我与社科院的冲突终于彻底公开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有些媒体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这次社科院对您采取行动，是否与您签署《零八宪章》有关？”由于4天后即发生对刘晓波的重判，人们很容易把社科院的行动理解为官方对异议人士采取强硬手段的整体动作的一部分。我不排除这种可能。联系到2009年的整体形势，社科院的整肃和清除行动确实绝非偶然，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有着更深层的背景。但就我和社科院的冲突而言，并非最近才有的事，也并非始自《零八宪章》的签署，而要早得多。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这种冲突的形成和演变，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是1985年进的社科院。那一年，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又在那里读的博士，然后留所工作，迄今已经20多年了。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方向是现代西方哲学，硕士论文是研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晚期代表作《辩证理性批判》，博士论文则是研究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现代性理论。1991年6月博士毕业后留所，成为社科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室的正式在编科研人员。
与社科院首次发生冲突，是在进所后两年的1993年，直接原因则是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一篇学术短文。这其实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批判思潮与建设意识之我见”，内容是与台湾学者劳思光先生的有关学术观点进行商榷，刊在《二十一世纪》第17期“批评与回应”栏目里。文中有几句话涉及“六四”，结果招来了大麻烦。这几句话是这样的，在指出“歌颂皇朝、歌颂当代政治”曾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可悲的“传统”后，我写道：历史已经走入20世纪（而今又快走出20世纪），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传统”仍然没有变，只是“歌颂”对象变了；由歌颂封建王朝，变成了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歌颂”背后所隐含的批判意识的泯灭、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因为“歌颂”人群中虽不乏作戏者，但发自内心的亦大有人在——即令发生了“文革”、“六四”这样的大事变亦仍“矢志不移”。这倒使我想起弗洛姆的一句名言“人不会观察他不想观察的事实”。这是由于社会禁忌已经成功地把人的批判意识囚禁起来。而我则相信，如果不将这个“批判意识之囚”解放出来，21世纪的中国仍然没有希望!
今天看来，这几句话算不了什么，它甚至没有正面谈“六四”是怎么回事；但在1993年，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文字。文章发表后不久，所里就迅速作出反应。记得那是一个周二“返所日”（社科院科研人员不坐班，一周来一两次，称“返所日”），所里专门为这篇文章召开“帮助会”，对我进行“帮助”。我所在的马哲史研究室全体人员参加，所领导也出席。当时哲学所所长是陈筠泉，书记是傅青元。书记是否参加了这次会我已记不太清楚，但陈所长肯定出席了，同时到场的还有李景源，10年后的哲学所所长，当时李的身份好像是所长助理。
会议总的氛围还算“和风细雨”，包括陈所长和李景源的发言。只有一人除外，那就是我的老师徐崇温。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这位老师：徐崇温，1930年出生，和李泽厚、叶秀山等是同一代人。上个世纪80年代，徐崇温以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闻名，我的硕士、博士学业生涯都是在他的门下渡过的，我还是徐门招收的第一个博士。在私人关系层面，我跟徐老师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但成为他的学生不久，就感到师生走的并不是一条路。徐过于“跟潮流”，永远在捕捉党中央有什么“新精神”，然后迅速把它变为自己的新作品，或新作品阐释的对象。对老师的这些做法，我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但至少到我毕业留所，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在这次“帮助会”上，徐最终撕破脸皮，高调对我进行“批判”，上纲上线，声嘶力竭。他的发言和所有其他人的发言形成强烈反差。我当然清楚，徐如此“大义凛然”地批判自己的弟子，与其说是在“帮助”学生，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怕学生的错误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所以才忙不迭地把批判学生当作自己的政治表态。
我和徐之间的师生情缘自然因为此事划上了句号。当时所里不少人私下里为我打抱不平，认为徐做得太过分，不该对自己的学生下此狠手。甚至有传言称发现我的文章有“政治错误”并上报所里，就是徐所为。我不知事实是否如此，也从未想去弄清此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可能高估了徐在哲学所对我实施整肃这件事上发挥的作用和能量。“帮助会”过后不久，所党委书记傅青元找我谈话，明确表示院里对此事很重视，“这是个原则问题”；但院里还是责成哲学所做工作，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希望我能有所认识。
“有所认识”？当然是笑话。我心里很清楚，因为“批判思潮与建设意识之我见”一文挨批，不过是以偶然表现的必然。根据社科院的性质和我本人的思想状态，这样的冲突是早晚要发生的。那么，社科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下面做一个更详细些的介绍。
社科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成立，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套机构本来是从前苏联模仿而来。苏联就是在“苏联科学院”下面设“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人也照搬沿用。朝鲜、罗马尼亚也曾采用这样的体制。到今天社科院的老人们谈起过去，还是习惯用“学部”这个名称。
社科院既然是搞社会科学的，它当然应该是专业学术机构。然而，在大陆现存政治体制内，社科院这种机构同时又是意识形态部门，必须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为党的“事业”和“大局”服务。中国社科院直接隶属国务院，属中央部委级单位，每个研究所都是局级单位。各个省、直辖市也都有自己的社会科学院，承担类似的功能，但行政级别要相应降低些。目前，中国社科院有几十个研究所，上百个刊物和各类“研究中心”，数千名科研、行政人员，每年要花掉国家财政拨款几个亿。
社科院的掌门人也大多鼎鼎大名。当年，郭沫若既是中科院院长，又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社科院分立后，胡乔木任第一任院长，邓力群做他的第一副手。后来，马洪、胡绳相继担任院长，胡绳一连干了三届，从1985年到1998年。再后来李铁映接任，又干了5年。如今是陈奎元当家。社科院既然首先以意识形态定位，“左王”、乃至党的官僚挂帅自然并不奇怪。不过这个地方毕竟人才荟萃，贺麟、金岳霖、郑振铎、钱钟书、吕叔湘等都曾是社科院各学科领域的执牛耳者。更何况社科院还出了顾准、李慎之这样的反叛人士。“八九”民主运动时，社科院曾是所谓“重灾区”，很多科研人员和普通员工参加了游行，多达十几位局级干部受到处分。但是，从总体上说，社科院是共产党的“翰林院”，这是它的基本性质。它必须听命于党，也造就了一大批党的奴才。
那么我个人又是什么情况呢？说老实话，刚刚考进社科院研究生院时，还是颇以成为“社科院的人”而自豪的。但很快，这种“自豪”就被更理智的反思所代替。我本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上大学以前，曾在工厂做过几年工人，很早就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大学毕业未能留校，就是因为校方看出我这个学生脑后长有“反骨”，钟情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南斯拉夫“实践派”那些东西，很不安分，所以坚决把我分配到另一所大学去教书。两年后放弃工作报考社科院，对我而言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建构一套更科学、更全面的理解人、人的行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并据此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为此，我如饥似渴地研读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自学社会生物学，涉猎制度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并在1988年出版的首部个人专著《经济行为与人》中全面质疑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理论，第一次提出“总体人学”的构想。
1989年春胡耀邦逝世，学运突起，当时正在读博的我已经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约定，写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一书，应该在年底交稿。尽管如此，学运初期，我还是和研究生院的同学们一道积极投入，起草了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硕士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开信，希望政府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响应民众反腐败和推进政治改革的要求。学生对话团我没有参加，还是因为放不下那份书稿。没成想这反倒使我躲过一劫。
但“六四”的血腥结局促使我对原来的研究计划做出重大调整，那就是先放下“总体人学”课题，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政治，搞清楚“六四”悲剧何以可能发生，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一党专权的体制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于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计划开始酝酿，它就是后来的六卷本《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这是我1991年进所时的真实思想状态。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否则我不可能被留所。但怀揣一个如此巨大的、和专制体制算总账的研究计划，怎么可能不和御用“翰林院”这种地方发生冲突呢？不过是早晚而已！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