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敌，是专制独裁政权的特别酷好和无良传统。以书为敌，始作俑者是秦朝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登峰造极者是天朝毛太祖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乃至戴上三块大表的今天，以书为敌的阴魂，仍然妖雾黑云般不绝如缕，笼罩着中华大地。而在阴曹地府般的看守所，以书为敌，当然更甚于官府衙门。因为，官衙以书为敌，还需呈羞羞答答状以示文明进步，看守所以书为敌，没有个围观起哄打酱油的，何用遮羞布为？所以，就可着劲儿，由着性子地以书为敌，以书为劲敌，以书为死敌。
今天，本人就是要将本人经历的，看守所以书为劲敌死敌而又鲜为人知的事披露出来，为以书为敌的政权树碑立传，为中华大地以书为敌的事件立此存照。
第一次遭遇看守所以书为敌时，我还被关押在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2005年11月份的一天早晨，与我关押在同一监室的潘突然叫我“别说话”，同时竖起耳朵，并将手做成喇叭状放在耳部，朝向隔壁监室仔细听着。听了约半分钟后，潘对我说，看守在叫隔壁囚犯将书交给看守保管，只许留下一本书在监室。
国安看守所，往往一个监室关押一个囚徒，最多两个，没有书看，岂不是度分秒如年？书籍送进看守所，送到囚徒手中，是要经过不怎么看书，甚至不看书的看守过目的，因此，我开给亲人，请亲人送进来的书，都考虑到了不能不以书为敌的看守所的“责任”。所以，在国安看守所时，我的身边，也就《古代汉语》，《陶渊明诗文集》，甚至是家里自作主张送进来的够“卫生”的《白话史记》，《乱世佳人》等。如今，连这些全部经由层层审核，全部经由“合法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成了肉中刺眼中钉，看来，始皇帝以书为敌的衣钵，他们最起码还要紧抱住五十年，甚至抱进坟墓里也不放手。不能叫他们将书一网打尽，我赶紧将想看的书化整为零，分些给潘，然后我和他或褥子下面，或被子中间，掩藏起来。剩下的不那么想看的书，就留给看守做战利品，增加他们年终总结时以书为敌的成就数字。
看守进来了，果然，叫除留下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只能由他们代管，看完一本，交旧换新。我放下手中作观看状的书，故作不知地抬起头：“哎呀，起码留下个四、五本书吧，这里面太无聊了，得不同内容的几本书换着看才行啊，一天到晚只看一本书……”
“不行，这是上面要求，不要多说，把多余的书交出来。”
我只好积极配合，把挺身而出的那些书抱给他们。
看守走了，我把手伸到褥子下面摸着那些漏网之鱼，心里暗自庆幸：“多亏看过共产党的红色经典《红岩》，学到些斗争经验，否则，你们就不在我身边了。”
在高墙外面，在互联网上，汇集四九年前新华日报等鼓吹民主自由文章的《民主先声》，是禁书，似乎可以理解——人家都高度民主了，那些鼓吹低级民主的文章，当然落伍反动要禁啊。初看最不可思议，细想却再正常不过的是：连汇编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三农政策、文件的书籍，在许多县乡，也成了党棍、官僚眼里的禁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国粹不能丢啊，那些文件是发给外界看，供自己人参考着灵活掌握的。在组织内，许多文件也要分级别、看时机才有眼福看到，你那些“非同志”的厮们想看？一边玩去吧！
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雄辩地说明了以书为敌，对于做了心虚事最怕鬼叫门的人来说，确实是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的。潘这个识字不多，在外面不兴看书的人只是看了《白话史记》后，竟然大彻大悟般地说：“怪不得毛泽东要搞死刘少奇、彭德怀，你看看这书上，不就是韩信功高震主，所以刘邦才害死了韩信吗。怪不得秦始皇要烧书，怪不得毛泽东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外面看书太少了，早点看，好多事情我早明白了。”
潘告诉我，八十年代中期，他还坐过牢。那年，监狱叫把凡是有刘宾雁、王若望等文章的杂志都收缴上去，一本不能留下。为什么要这样干，看守不说，他们也无从知晓。我简单给他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情，然后对潘说，刘宾雁还是“人民记者”的时候，他的文章没毒，现在，他是“人民敌人”了，他的文章，他的书，自然就带有毒素了——书写着真理的书籍对于讳疾忌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毒药，对于闻过则喜的人来说则是治病的苦口良药，对于向往正义的人来说则是救国治民的福音。所以，说白了，以书为敌，实际上是以正义和真理为敌。
刚被投入文字大狱之初，我对国安强加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对什么叫逮捕，什么叫保释等等，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很想找有关法律书籍看看。可是，要看这样的书，就得给看守说。可是，每次给一般看守说，他们都是推说要找看守所领导。只好到一个戴眼镜的副所长，他每次都是说“正在找正在找，不要慌”。直到我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的一天，这位才如此当了潘的面对我说：“我告诉你吧，你要的书不能给你”
我纳闷不已：“花费人力物力普法下乡都要搞，我要的是法律书籍，没理由不给我啊？不能给我法律书籍，你给我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安法单行本也行。”
“不行，单行本也不能给你。”
“为什么？”
“我们的单行本是有注释的。”
“有注释的，不是更有助于我学习法律吗？”
回答竟然是：“能给你看的东西，我们会给你，没有给你，你就不要问了。这是规矩，懂吗？”
关上铁门上的碗大小窗，被我问恼火了的这位副所长，就这样拂袖而去了。没有正当理由，在看守所，一走了之，再简单不过。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明白这些唯党首是瞻，不知维护法律尊严的看守为什么不给我看法律书籍了。和我关押在一起的潘，莫名其妙的惹上了个间谍罪。有个看守和他算是老相识，于是偷偷给潘一本刑法。刚换号和潘关押在一起那天，我就看见了这本刑法，于是如获至宝般看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明白了不少：“我的四篇文章，都是说的共产党没穿衣服的烂事，可他们给我扣的罪名却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不挨边啊。可见，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有多荒唐——违他们的法、犯他们的罪的不是我，正是抓我关我的他们啊！”是啊，为了随心所欲地陷害一个人，连自己修订，并且可以玩弄于鼓掌的法律也不给你看，用他们文革时期对孔老二掘坟鞭尸的话来说，就是“用心何其毒也”！难怪，监狱外面，《中国农民调查》，《民主先声》会遭到查禁，汇集三农文件的小册子也被视为非法出版物铁窗内外，手段和目的，如出一辙。他们不愧是一个党爹党妈的儿孙。
对于记载传教士嘉言懿行，传播基督福音的书籍，国安们更是视为洪水猛兽。100多年前开始，一直到四九年前，毕节地区威宁石门坎一直有英国传教士在那里传教，传教士们当年写的文章后来被汇集为一本书，这就是《在未知的中国》。当年，这本由云南出版的书出版后，身在四川的翻译者曾受到贵州国安的跨省“了解情况”。还关押在国安看守所时，根据我的意思，妻子将此书交给毕节国安，让他们交给省国安人员带给我。可是，直到今日，这本书也没有到达我手中，国安们也从来没个说法。所以，我人出监狱了，还有我的书还在因为我——不，是因为书中讲述的真理而坐牢。
2005年12月1日被转押到毕节看守所那天，一个姓邓的看守一看我带来的满地的书，以书为敌的天性顿时爆发出来：“真是知识份子不是？带这样多数干啥？一本不许带进去，给我进去好好反思罪行。”就这样，我这些书既没有和我一道进入监室，也没有如他们承诺的那样被还给我的亲人，而是被囚禁到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里，与老鼠和灰尘为伴。直到我都快出狱的时候，在我和亲人一再交涉下，看守所在请示检察院、国安等后，才勉强把这些书还给了我的亲人。
在毕节看守所，为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山东律师李建强会见我时，特意给我带了本《圣经》，说待会请毕节看守所看守给我。可是，《圣经》所载的真理，正是一切心理阴暗的人害怕的，所以，当《圣经》被放到看守手上时，看守被“圣经”二字吓坏了：“别开玩笑了，这样的书也想带进去？快拿走吧，不收缴你的算对你客气了。”这本书最终没有进入监狱陪伴我。可是，只要诚心追寻真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一年多回到家后，这本《圣经》终于被我捧在手中，日夜陪伴着我。
毕竟没有“绝对忠诚于党”的人“精干内行”，实际上，毕节看守所里面的书相对多些，法律手册每个监室都有，书进入监室，也相对国安看守所容易。在这里，亲人第一次将《在未知的中国》请看守给我，被一个看守拒绝了。后来，看准一个马大哈些的看守值班时机，妻子将《在未知的中国》用纸包住封面后，竟然让这本书混入了监狱。这本被我称为“狱中的《圣经》”的书，不仅我在狱中通读了多遍，我还介绍给其他人看了。对于不看书的人，我也给他们讲过这本书里所记载的故事。我还对他们说，民主国家的监狱，不仅允许《圣经》等等任何传播真理的书籍进入监狱，甚至还会将传教士请进监狱，向犯人们传播福音，接受罪犯的忏悔。有的听了，都新奇而又羡慕：要是我们这里也有传教士来传教，那该多好！威宁籍的人听了，往往说：“威宁竟然曾经有这样了不起的人和事，我在威宁生活了几十年，咋子一点不晓得？出去后一定去石门坎看看。”
瞧，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在未知的中国》这类书籍进入监狱的原因。
多年来，我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兵的时候在云南买的。退伍时，这本书和我一起回到了家乡。我当司机的时候，它陪伴着我走南闯北；我当记者了，它也陪伴着我爬格子。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坐牢了，它又来到我身边，陪伴着我坐牢。有人说得好，人的命运、书的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本书来到我身边的那天，抚摸着一本本本该陈列在雅致书架上的书们，我感慨万千、泪下潸然：书啊，我李元龙就是因为看你们、爱你们，才被人家抓来坐牢的。文章憎命达，我不后悔写了那四篇心里有鬼的东西们才会害怕的文章。只是，太委屈你们了，我的书们！
对于会看书的人来说，再主旋律，再红得发紫的书，也会给看出不主旋律，黑得发亮的内容来。比如，在毕节看守所，我就看到了一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不外乎对治下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使得老百姓对其军队和党盲目感恩戴德。可是，我却从书里看到了贺龙、肖克当年经过贵州时，他们采取的“就地筹款”的方式，竟然包括绑架许多有中国钱人，甚至绑架许多外国传教士，索要上百万美元赎金，这样的一点也不“三大纪律”的事情。这不是典型的土匪、恐怖行径吗？而看了一本外国人写的，在中国大陆出版，审查肯定严格的无以复加，封底、封面红得夺目的《他改变了中国》后，你会大发现般得知，它应该是铁杆无神论者的主人公崇拜“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据书载，主人公从小受过“三种教育”，他从小就开始念诵《三字经》，他的“妹妹”用三个拐了无数个奇怪弯子的理由来论证他确实就是她们的“三哥”。难怪，书的后半部分出现了“三讲”，“三个代表”之说，而不是“五讲”、“五个代表”之说，原来，是数字崇拜、图吉利的心理在起作用啊。忧国忧民到这一步，难为人家了。
再清楚不过，再审查严密不过的书，也可能在字里行间隐藏着反动内容；再红色不过的书，也可能藏匿着对自己不利的内容。由此可见，主旋律书籍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愚弄读者的同时，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因此建议：管他红书黄书、白书黑书，是书就该查禁烧；管他高墙内外，是书就不该让他出现，唯有如此，方可保将书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点，将以书为敌的特色事业发挥到及至。
那么，何以在党的领土范围图书馆并不鲜见，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的标语随处可见？其实，在古代，这种现象就是叶公好龙，在现代，就是文盲加痞子的人结婚时弄些充气塑料“书”填充书柜的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