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与 “右”
中国的“左”、“右”之争，由来已久，演化至今，它的现实意义大概体现在几个方面：
1、它继承了极权主义统治的虚构历史，是共产党统治历史遗留下来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延续。到今天，它的目的在于搅乱人们的思想，分散来自于社会的，对这个政权本身存在问题的注意力。
2、由此向国际社会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政权并非像某些西方政客、媒体和国内许多“图谋不轨”的人们所渲染的那样，是扼杀学术自由、杜绝不同声音存在的特权集团，体现出一种自由、宽容、政治思想多元的虚假学术氛围。
3、通过这样毫无意义的界定和争论，挑起持异议者运动阵营内部的矛盾，达到分化、抵消、瓦解政治反对运动力量的目的。
实际上，这两个政治符号输入中国以后，就迅速地融入到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权力语言学里面，变得面目全非，蜕化成一套完全不同于自由政治文化的权力修辞学，体现出强烈的权威意识和功利主义倾向，与西方左右两翼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左翼与右翼在源头上分流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反专制反权威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受到一个共同的婆婆约束——就是专制者本身，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左的空间允许有多大？右的标准尺度是多少？都由上面那个婆婆开口说了算，换句话说，左右两翼都必须坚守一个共同的底线——不允许对党的绝对权力构成威胁，从而因此获得独立的政治身份。
关于左与右的思想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在历史上，左与右，曾经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左，是冒险主义、激进主义的代名词，右，则意味着妥协政策、投降主义，两种思潮都预示着一部分人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被边缘化的命运。
极权制度确立以后，左，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专用名词，右，则被党的最高领袖打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路线的烙印，前者以正统自居，后者成为被专政的对象。
今天，左右之争又有了新的时代标准，左派阵营分化成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自命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怀念毛泽东主义，后者则推崇国家至上的新权威主义，而右的定义则在历史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宽泛，成为一个万花筒、大杂烩，一切不满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独立学者、揭露真相的媒体记者、异议作家，都可以归入其中。本质上，这依然是旧的意识形态对抗的延伸，同时，无论左右两翼，均不同程度的受到来自官方权力的压制。
一直以来，持异议者运动阵营内部都受到这种左右对立思维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深刻地改变着持异议者运动的走向和民主化进程。这种影响，不仅仅出自于左翼阵营对右翼阵营的攻击和责难，同样也来自于右翼阵营对左翼阵营的偏见，双方都应该对造成这种对立的局面承担起责任。举个最近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在2009年《博讯》论坛（它被当成公共资讯的传播平台。）举办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份子”评选活动中，没有一位所谓的左翼知识份子莅列其中。对于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独立人士而言，这都是一种偏见和歧视，除了降低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之外，没有别的。
茅于轼在《我是准确地被打成右派》一文中写道：
就事论事而言，我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这是茅老先生在三十年以后回顾被党划成“右派”以及之后又被“平反”的反思文章，他是一位具有社会良知、德高望重、又富有同情心的经济学家、知识份子，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能够独立地反思那段历史的人物之一。我认为，茅老先生认为自己不应该获得“平反”的观点是对的，但，这并非因为他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的缘故。在我看来，更为精确地表达，茅老先生既不属于“左派”阵营，同时，也不属于“右派”阵营，他只是一位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政治异议人士，来自监狱。
疑问地，我们想要脱离周围外部环境的影响，内在地生长出自身看待事物的独特眼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中，极权主义宣传以一种无孔不入地的方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小到教科书上的一篇历史教材，公民身份证上那栏勿必填列的“政治面貌”，一个毫不张扬的新闻标题，一句司空见惯的政治口号，都在时刻提醒我们注意当下的世界——老大哥在时刻关注你！也正因为如此，抵制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粗暴干涉，摆脱它的思想囚禁，去争取做一个彻底的自由人，变得如此重要和艰难，在我看来，一个极权体制下，无所谓左右之分，只有权威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的区别，如果存在这样的争论，那只是假历史的名义人为地制造出来一个假问题而已，它除了损耗我们原本就不富裕的精力，制造不愉快的交际场面，不会带来任何有益的收获。
秦晖在《中国左右翼需要合流》中写道：
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祛除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因素算计，我认为，中国的左右两翼没有任何相互对立的必要，相反，彼此之间完全可以共存并获得对方的政治支持。对于“左派”而言，主张平等和社会公正，好吧，你们可以去反对等级森严的政治官僚制度，反对特权与惩治腐败，去要求法治，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机会均等，取消党派歧视，争取所有的国家公职向全体公民均等开放，要求国家预算公开，去反对滥用酷刑吧，这是你们的诉求。对于“右派”而言，主张自由和竞争，好吧，你们可以去争取新闻自由，反对出版审查制度，去争取结社集会和信仰的自由，去要求取消公民身份证制度，去反对权力经济吧，同样地，这是你们的诉求。前提是：双方都不应将矛盾的焦点指向对方，而是面向凌驾于它们之上的那个婆婆——向专制者争取人权。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持异议者运动有多少争论是集中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诉求上面？与此同时，又有多少争论不是在用这种带有偏见的对立思维在思考现实的政治问题？——摆脱了上面那个婆婆——权力的影子，这大概是值得今天的持异议者运动反思的地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