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前夕，现居波士顿丶年届78岁的郭罗基教授在香港推出上述新著，读之深受启迪，可用“茅塞顿开”一语概括。
以人为本
这里不妨先引用2010年2月21日台湾《中国时报》“开卷中国”对该书的如下介绍：
“知名流亡知识分子郭罗基在异国他乡伏案写就的新作，满怀感情的文字笔墨，饱蘸对祖国的思念和热爱，呼唤启蒙和复兴。郭罗基的言与行，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政治改革停滞的畸形现实，形成有力的批判和警醒。
《新启蒙》凝聚了郭罗基流亡美国期间长期研究丶观察与思考的心血。他深入审视20世纪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指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倡导的启蒙是不彻底的，故需要进行重新启蒙。而下半世纪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蒙昧之後，遭邓小平又代之以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蒙昧，针对新的蒙昧，故需要进行新的启蒙。重新启蒙加上新的启蒙，这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出路的新启蒙。
在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丶民潮暗涌的当下，郭罗基大声呼唤社会的悟觉，完成新的启蒙，完成宪政民主转型，也引起知识界丶思想界的积极回响。”
上面首段称郭“饱蘸对祖国的思念和热爱，呼唤启蒙和复兴”，当然不假。但若更准确地说，前一分句应改作“饱蘸对同胞的思念和热爱”，因为故土上十三亿同胞是其最关注的对象；后一分句则可概括为“呼唤人的觉醒：把人当人！”启蒙者，“启”的是国人之“蒙”，而复兴乃民族之复兴，只有每个人都觉醒了，不但把自己当作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别人丶任何政党丶任何政府的大写的“人”，同时也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独立的个人，才能谈得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作为人类历史上硕果仅存的“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华的振兴。
毫无疑问，郭罗基热爱祖国。然而，他大声疾呼要进行“新启蒙”，目的不仅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出路”，其终极关怀是“人的解放”，着眼于全人类。他的新作末句写道：
“总而言之，中国所需要的新启蒙运动是‘以人为本’的自由化运动，是以思想自由解放人的运动。”
卒章显其志。堪称掷地作金石声！
思想先行
该书包括三个部分，即《绪论 论新启蒙》，《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运动以来七十年的启示》（以下简作《启示》）和《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以下简作《纪念》）。写作时间前后经历跨世纪的20余年。
《绪论》文末一行小字谓“2009年9月于哈佛大学”；《启示》文末注明“1989年3月于南京大学”；《纪念》则是“2008年写作，2009年修改于哈佛大学”。三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关联，以“新启蒙”这条主线贯彻始终。
对于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书中《启示》一文以“理顺思想解放丶政治民主丶经济发展的关系”为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作者指出：
“中国的根本出路是改革经济丶发展经济。但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具备政治前提。……政治民主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前提，政治改革必须以启蒙运动为前提。论问题的重要性，经济改革具有决定意义，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论解决问题的程序，总是思想先行，促进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然后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推动经济发展的迅速起飞。‘五四’以来七十年的启示：中国需要开展一场广泛丶持久丶深入丶彻底的新启蒙运动，为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和中国的现代化确立真正的变革起点。”（《新启蒙》，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47-48页）
不言而喻，以上推理逻辑严密，令人信服。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写道：
“社会变革的酝酿丶历史任务的提出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社会变革的实现丶历史任务的解决是从思想到政治再到经济。”“历史固有的序列是搅不乱的，一时可以错位丶可以偏离丶可以逆行，最终它总是强迫人们走必由之路。”（同上，42页）
上述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共诞生以来口称为民却屡屡祸害民众的深层次原因。借用批判郭文的文宣官员的话就是：“在民主革命丶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中，由于在经济和政治及思想的相互关系上不断‘错位’，其指导思想和路线都是错误的”（67页）。
正因为郭文暴露了从毛到邓推行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这就触动了那些卫道士的神经。他们气急败坏地攻击“错位”论，说什么“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表现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作为两条平行线，并且把经济丶政治和思想按时间先后秩序机械地加以割裂，这并不符合经典作家的本意。”（同上）
其实，这些色厉内荏的御用文人非但跟毛丶邓一样“不懂马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窍不通，其连篇累牍的大块文章“并不符合经典作家的本意”，同时也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尴尬境地—他们跟一向备受其尊崇的领袖人物直接唱了反调。
例如，关于“思想先行”的问题，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对此，毛不但在《实践论》中加以征引，而且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而周恩来对于“农业学大寨”的阐释，第一项便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周秉持毛的意旨，为“学大寨”推波助澜，固然应予彻底否定，但其如此为毛做“背书”，正好证明“社会变革的实现丶历史任务的解决是从思想到政治再到经济”。
与此相关，毛丶刘丶邓均曾亲口承认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思想准备不足，以致造成失误。其中，《南京大学学报》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认为：“错位”论所谈“不能说不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历史事实”，该文“完稿于1990年3月10日”，作者是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员。文章写道：
“刘少奇同志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就说过：‘中国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丶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到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即使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4丶1985年的两次谈话中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我们要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提出来要我们解决。’”（100页）
据此，该文痛斥卫道士“把《新启蒙》提出的‘错位’论看作是‘全盘否定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丶‘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的谰言，诘问这些眼高手低的辩护士：
“如果这个‘批判’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上面所引刘少奇丶邓小平同志的精辟论述？如何摆脱目前改革和建设进程中仍然面临的理论上准备不足丶实践中急于求成的烦恼与困扰？”（同上）
毫无疑问，该文引用领导人的讲话为论据，等于变相将之当作“真理标准”，此种论证方式殊不可取。但这是60多年来大陆司空见惯的现象，也不妨“以毒攻毒”。以中共头目之矛，攻中共文宣之盾。
所以，《启示》在《从革命到改革的一系列错位》这一节里，劈头就引了毛《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开始时期，许多同志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应当由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来完成的任务，在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再进行补课，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错位。由于这种错位，革命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免不了要犯各种各样的错误。”（44页）
“没有主义”
“‘五四’启蒙运动批判了旧教条和旧迷信，后来一再出现新教条和新迷信。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以致二十多年后，在延安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教条的人’。”（41页）
《启示》第二节以《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新启蒙》为题，上面这两句话便是从“中国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破题，阐述“新启蒙”之必要的。不料后面一句话的前半段被窜改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进而被大张挞伐，并上纲上线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可谓吓人之至。
如所周知，自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思想”就被尊为“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典范。其实，且不说“马列主义”这个词语本身就含混不清，因为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大有区别，不应混为一谈；再就毛本人而言，连《资本论》都没读过，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这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话：造反有理”，并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可见其“理论的贫困”。
事实上，他毕生奉“造反有理”为金科玉律，其所献身的“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无本质区别。而建基于一言堂之上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则变成他夺取和巩固最高权位的手段。他可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可以口是心非，口蜜腹剑。1959年退居二线是他提出的，到头来又说是大权旁落，被人架空。60年代初他可以手拿《宪法》和《党章》，向刘丶邓争话语权；文革中又可以无声地废掉国家主席，背地里罢黜“接班人”，使党国二号人物死无葬身之地。如此等等，充分证明其自诩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之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与真正的“理论”不相干。
如果说，作为中共祖师爷的毛无非一名史无前例的“山大王”（鲁迅语）；那么，其继承人邓便是笃行实用主义的“大家长”。“邓理论”比“毛思想”更加浪得虚名。但这两样“中国特色”的货色，却在“两个凡是”或“四个坚持”的旗号下，长期禁锢国人的头脑，阻碍中国现代化。
说起来，无论“两个凡是”也好，“四个坚持”也好，实质上三十年来中共宣传的理论，既非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全是列宁主义，可以说和任何左的或右的传统学术理论均不能划等号，只能称之为“没有主义”。但若言今天的大陆社会性质，则公认属权贵资本主义，政治上是专制主义。
除上述“错位”论和“没有结合”论之外，《启示》受抨击之处，还有“断裂”论与“救人丶爱人”论。
所谓“断裂”论，是郭文指出：“‘五四’精神是以资产阶级理性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精神丶批判精神丶开放精神丶革命精神。”但中共建政后“五四”精神却发生了断裂，其中，“在民主问题上表现得格外突出”（52页）。“抽去了民主这个前提，只能是回到封建社会主义。”（53页）
对此，御用文人无中生有地诬称该文“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五四’精神‘断裂’，否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73页）其强词夺理，不值一驳，兹不赘。
“救人丶爱人”论的全称是“从救国到救人、从爱国到爱人”。郭文指出“‘五四’的启蒙只是启‘中国人’之蒙，唤起中国人的觉醒，归结为‘救国’‘爱国’。当代的新启蒙要从根本上启‘人’之蒙，唤起人的觉醒，归结为‘救人’‘爱人’。”（54页）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六四”事件中当局的血腥举措势同冰炭。事实上，大开杀戒所建基的正是中共“不把人当人”的固有思维。故郭文格外招忌。
于是，南京大学若干文宣官员气势汹汹地起而讨伐，说什么“《新启蒙》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前夕发表，不是偶然的。”“它对这场反革命暴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8页）如此罗织构陷，信口开河，显然荒唐透顶。
对此，连不得不奉命批判郭文的《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也据实反驳称：郭文“是作者为参加国家教委纪念‘五四’七十周年论文评选而写作的，3月份写成，4月中旬送到印刷厂，6月5日出版，6月10日左右跟读者见面。可以说，在写作丶出版过程中与学潮丶动乱特别是与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没有联系，在印刷厂里的稿件怎么能去‘推波助澜’呢？”（同上）身为建制内的文化人，在1989年11月的白色恐怖氛围下能够仗义执言，替郭辩诬，也足见其天良未泯，公道自在人心也。
转换命题
纵观《新启蒙》全书，《启示》固然对上半世纪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条分缕析，见解发人深省；《纪念》则对下半世纪真理标准讨论的史实作了真切的见证，从而深刻省思此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绪论》更明确提出：新启蒙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该书封底）郭此一深思熟虑的力作无疑堪称震聋发聩，意义重大。
限于篇幅，对《绪论》和《纪念》将另行撰文加以评述。
几点商榷
也许是囿于当时所处环境，该书所载20多年前发表的《启示》一文，对若干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肯定，等等，现在看来似值得商榷：
例如指“洋务运动只有引进，没有抵抗，成了昏聩的投降主义”，（34页）似失之偏颇。无论李鸿章或袁世凯办洋务，都大大发展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被斥为“投降卖国”的李鸿章已被学界为之大体平反，对袁世凯也不再是全盘否定。
作为当局海外媒体的凤凰卫视，近两年曾在其专辑及“世纪大讲堂”节目中，称颂李的“四个第一”（即：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第一支海军，第一条铁路，第一座煤矿，都和李的名字分不开。这四个“第一”是每集片头都会出现的字样）；另有讲者甚至将袁世凯与孙中山相比较，认为袁办过好几件利国利民的实事，反之孙之施政却并无任何实绩可言。而“维基百科”则称：“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丶北洋大臣，……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丶督办新军丶建立学校丶奖设工商等，第一支中国新式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
所谓“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同上）此乃中共历来的说法。但有学者如张博树指出，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大陆易帜，宪政民主是在渐进的轨道上。至8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步上民主化的道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终于逐步在中国之一隅得到实现。
反之，自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中共，其治下既无自由，更无平等，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沦为弱势社群，广大农民处于“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困境，从土改后的“耕者有其田”变为“下无寸土”（其土地所有权从1955年办高级社起就丧失了）。难道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开历史倒车又是什么？
文中说“五四运动的落伍者往往同中国历史的进步成反比，后来不少人当上了官僚丶政客丶汉奸。”（36页）这个结论未免粗疏。起码文中所举胡适丶段锡朋丶罗家伦和傅斯年都是爱国者，又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卓有贡献的人物，胡适更是文化大师丶自由主义思想的旗手。
再就是文中认同周扬的提法，将延安整风运动称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恐怕令人难以苟同。近年何方和高华的著作早有翔实的资料及评述。概而言之，延安整风是毛为登上党魁宝座而发动的，矛头针对“国际派”（王明为代表）和“经验主义派”（周恩来为首）。最后是奠定了“凡是”即“独尊毛一人”的思想根基。后期发展为恐怖的“抢救运动”乃其必然结果。这算什么思想解放运动？
文中称“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愚意以为此一说法纯属当局的宣传伎俩。这是因为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为“科学”，尚无实践的证实，反而由《启示》发表两年后发生的“苏东波”证明其失败；二，中国人民接受的是毛1945年承诺的“联合政府”及其一再宣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并非“中国人民”的“选择”，尤其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即社会主义改造，绝非广大农民的“选择”。被誉为“改革第一村”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1978年初签下大包干（包产到户）“生死状”，便是铁证。
无论如何，尽管以上几点可能不无可议，但白璧微瑕，《新启蒙》一书极具思想价值。其核心是高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语），由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人是否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就成为衡量一切活动的最高标准。”（248页）
《三国演义》第77回《玉泉山关公显圣》，写云长为吕蒙所害后“一魂不散”，大呼“还我头来”。自毛时代起60余年，当局厉行洗脑（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观”），结果是让国人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俱无独立思想，人不成人，与动物无异了。毛虽已呜呼哀哉，但其阴魂不散，“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因此，我们要向北京极权统治者高呼：“还我人来！”
（2010-2-26）中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