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的暴政”的年代，抽象数字涵盖了丰富的内涵和可能的矛盾。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故事”取代了“中国故事”，GDP的数字又取代了“中国经济的故事”。在这被不断简化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它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突然变成了世界工厂，似乎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产自于此。中国的大城市突然改变了面貌，那么多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的大楼，夜晚连成一片的霓红灯广告，超市的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商品。
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到来了：人们买股票、装修房子、看美国连续剧、买个人电脑、出国旅行……偶尔你看到八十年代的照片与影像时，你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他们“土气”得超乎想象。电视新闻中偶尔播出这样的画面：莫斯科人排着长队购买面包、燃煤、皮鞋，波兰的选举一团混乱……
“中国奇迹”开始广泛被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令前社会主义阵营黯然失色，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也拔得头筹。西方开始再度赞美中国，称中国更热衷于拥抱全球市场。很少有人见过像中国官员那样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官员，他们划出大片土地，做出种种承诺。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理论涌现而出。它是比较优势、是产权理论、是雁阵理论、是中国独特的分权模式，很多从牛津、芝加哥、波士顿归来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准备把自己所学的一套搬到中国来。他们有一颗清晰而坚定的头脑——中国必须建立和西方（主要是美国）同样的银行系统、管理模式、证券市场、或许最终还有政治体制。
和官方语言中仍经常出现的“反美情绪”不同，中国再次热烈拥抱了美国。倘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雕塑已被推倒，那么美国的技术、商业与流行文化，正大行其道。中国公司要成为GE和微软。中国领导人在官方演讲中引用林肯，商业领导人以能见到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为荣，从迈克？波特到迈克？乔丹，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最优秀的青年人要去哈佛读书、在高盛上班……
很少有人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它像是陈年旧物，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国模式”很少被提了，或许是俄罗斯人与东欧人最终发现，他们不可能从中国照搬些什么，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但“中国经验”时时出现，但它很少打动中国人自己，他们首要关心的是怎样有世界经验——他们要加入WTO，要举办奥运会，去香舍丽榭购物，去阿姆斯特丹看橱窗里的妖冶女郎……
一些聪明人会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再到对WTO的热忱，从手上的诺基亚电话到住进的东方曼哈顿小区，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我们不仅在大步跨入资本主义，就连“中国特色”都像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情绪最后的遮羞布。中国似乎正迅速融入世界——西方世界。
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生关系，相反的情绪也从未消失。从“银河号”到“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起起落落，一些顽固的头脑仍在强调“和平演变”的后果。而拥抱了Windows与耐克的一代青年，也会表现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情绪，像是对自己正在消失的身份的本能反抗。
中国经济的隐忧也从未真正消失。一九八七年缔结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断被质疑——它能够持续吗？一直到二零零五年，仍有人说这失衡的体制“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
当悲观的情绪占上风时，人们觉得中国不免要成为另一个苏哈托政权——辉煌突然灰飞烟灭。九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种种挑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紧张，日益严重的腐败，国有企业的大批倒闭，日渐显著的贫富差距……或许还有一场“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它们都将摧毁中国。而当乐观情绪袭来时，人们又觉得就像当初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市场经济与技术变革最终会改变这个列宁式的政体。中国不是下一个苏联。
“中国模式”再度回来了。二零零三年，我在《商业周刊》上读到中国的经济模式，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认定，比起美国提供的方案，中国才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希望。我记得自己的惊讶，我是一名年轻记者，正热衷于于采访美国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我很少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这可能是对自己成长经验的一次逆反，幼时关于中国优越性的教育，是多么轻易地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声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地铁上连个让座的人都没有；我们说自己文明悠久，可是我们却都生活在一片精神真空里，都是依靠美国人提供的精神产品。
但接下来，美国执着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反恐，中国的崛起日益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九一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美中制造新冷战的范式失效了，而恐慌又让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它是个安全岛。到了二零零四年，关于中国的一个新描述日渐形成了，它是“北京共识”。“中国的崛起已经塑造国际秩序，它引进了发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学”。约舒亚·库柏·拉莫写道。《北京共识》是一篇八十七页的论文，也是一名追赶时髦的新闻记者的典范之作。
从十六世纪的一名丹麦数学家的发现到与阿兰·格林斯潘的闲谈，从海森柏格的测不准理论到摩尔定律再到《求是》杂志，从华盛顿共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从巴西总统到中国主席，在眼花缭乱、缺乏逻辑的引用之后，作者试图要证明中国创造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比一九九零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和参照。他将这种新模式归纳为三点：一、强调创新的价值；二、讲究持续性和平等；三、自主性。
《北京共识》像极了中国社会给人的感受，庞杂、混乱、却透着十分的自信，有候又过分滑稽、荒诞。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会明白当官员们谈论民主、自由、实事求是、创新时，他们的意思和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经常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口号、标语和官面文章，但实际想的、做的却是遵循另一套逻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来者如此严肃地将《求是》上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以此作为证据时，你多少感觉某种奇妙和不适，就像是唐人街炒出的鱼香肉丝突然被放在西餐盘上，然后宣称这是中国的主菜。
但是它引来了热烈的回应，既来自国际又来自中国国内。就像很多畅销书一样，它的成功缘于它的题目而不是内容。人们已经厌倦和怀疑了“中国威胁论”，小布什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感，“华盛顿共识”作为这种新秩序的象征而遭到唾弃。
“共识”是个宏大、模糊、无所不包、解释一切的框架，“北京共识”恰逢其时，它既象征了人们刚开始热烈谈论的中国的崛起（它将是对美国力量的制衡），它又暗含了人们对中国潜在的希望（它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日本与德国的崛起的翻版）。中国的权力精英阶层也欢迎这种论述，它给予他们新的自信（中国取得的成就，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仅仅几年前，他们还经常被指责为贪腐、迟钝、专制，如今则被描绘成富有战略性的思考，创造了崭新的模式，他们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碍者，还变成了设计者。尽管他们经常谈论主义与理论，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日常实践所遵循的是实用主义，而这些东西是无法向外界讲述清楚的。而现在有人把这些模糊一团的废话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语言的陌生化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效果。一个中国人必定会对“与时俱尽”、“科学发展观”厌倦不堪，但当它们突然被表达成“和时代共同变革”，“用科学的态度促进发展”时，陈词滥调变得富有新意，甚至让人以为变化真的发生。
“华盛顿共识”或许遭人诟病，它至少仍有明确的理念与政策——一切都围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展开。但“北京共识”意味着什么？人们喜欢胜利感，甚至没兴趣去追问，漂亮的概念下是否是空无一物？
一个更严格定义的“中国模式”也出现了。它来自于一群北京的青年学者，他们之中最知名的一位——俞可平——对它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一，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二，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不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三，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四，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俞可平的这套定义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彼此矛盾的概念。在表达上，它是奥威尔式的“新语言”，而在内涵上则是陈云鸟笼理论的另一个升级。党与国家是鸟笼，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价值，则是笼中之鸟。但俞可平却给你这样一种印象：这些矛盾不再是中国最大的忧虑，而是力量的源泉。
多少人还记得陈云的鸟笼比喻？“中国模式”迅速而有力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它缓解了人们日益强烈的“自我解释的焦虑症”。温州人的海外拓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莞的制造业，联想收购IBM，百度战胜了Google，国有企业在非洲与拉美购买矿山、油田，中国垄断的通信业与银行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所有这些相干与不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拥有了统一的解答——它们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变成了“东北的乱炖”，“成都的火锅”，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扔，它热气腾腾，让人分不清虚实。它也变成了另一个庞氏效应：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显得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