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日前报道了山西大同市的“造城市长”耿彦波。在这篇报道里，耿市长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焦裕禄：他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大同的大拆大建，云冈石窟景区改造、道路建设等等；他每天睡眠五个小时，别的时间都在工作；他不是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而是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上；他魄力超群，改天换地，克日期成。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人”，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每个地方的一把手都是说一不二、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整个城市便是他棋盘上的棋子，用评论家刘洪波的话来说，“大同，似乎是一块白布，变成了市长个人创作的对象。耿彦波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城市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有没有征求过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万一他的决策错了呢？谁来对一个被轻率地毁灭的城市负责呢？
近年来，若干“有个性”的地方官受到媒体的追捧，如在重庆实施“打黑”行动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如在昆明要求官员在媒体上公布手机号码的市委书记仇和，如今又来了一个耿彦波。这些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干的官僚，在普遍平庸的官僚体系中，似乎让人耳目一新。但他们的强势作风对民众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赋予的，所以这些能干的官僚大可不必考虑民意，而将个人如何打造政绩放在第一位。为了拿出漂亮的政绩来，他们大肆推进城市改造，大肆出卖城市土地，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方法。于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里同时上演。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支撑起了地方GDP的高增长率，而一旦此泡沫破灭，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另一方面，这种所谓“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工程，却牺牲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比如那些被强迫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市民，他们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方法来抵抗，比如扔燃烧瓶和煤气罐等，甚至不惜以死相拼。
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僚，还是平庸点好。在民主社会，公民可以投票给那个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而在专制社会，大家只能祈祷这个不是我们选举的“父母官”笨一点、懒一点、少伤害老百姓一点。胡锦涛时代当然优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时代毕竟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那样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看看学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更加精明能干，乃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愚笨，胡锦涛没有毛泽东那种干坏事的激情和魄力。胡锦涛上台以来说的惟一的一句人话就是“不折腾”，是的，只要当官的“不折腾”，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福气了。
